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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王莽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同时对边疆异族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
王莽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羌人与内地民众的不满。
王莽又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
王莽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讨伐匈奴和其他异族，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又使得中原缺乏足够兵力去平定内乱。
王莽兴师动众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因为王莽诸项改革都很不当，触犯了上至世家豪强下至寒庶百姓的利益，当时的农民大起义，实际上是全民大起义，墙倒众人推，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王莽这些改革，出发点大多都是好的，若是稍加修改，都可以是善政。
王莽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就是强行的抑制土地兼并，跟后世的某主义何其相似，若缓行慎行，也算是良策。
王莽提出了“五均官”主管评定物价、调节市场、办理赊贷、征收税款等事宜，实行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等专卖制度，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跟后世的国有经济何其相似；若是王莽先整顿吏治，遏制官员贪腐，然后行国家垄断，就能扶持起强大的国家资本来对抗地方世家豪强，然后缓缓剪除地方世家豪强，新朝便可安然无恙，可惜了。
王莽规定，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这种平抑物价的政策乃是大善。
王莽规定，对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王莽在其税制改革中，除了扩大工商业税范围征收懒惰捐外，还提出“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王莽这些税收政策实为近代所得税之先驱。
王莽还规定，对于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劳役，劳役期间，政府供给衣食，这是在强制提高就业率。
王莽相当关注民生，他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及到达之后所需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两百个廉租房住宅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从以上的各种政策，完全看得出，王莽在新朝的改革类如后世的社会主义，太过超越时代了。
王莽最超前的就是币制改革了，虽然因为混乱而导致统治覆灭，但王莽在世界铸币史上开创了主、辅币相结合的“宝货制”，对后世的币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莽用一些做工精美但不足值的货币代替以前的金块银块，简直就是近代币制改革的翻版。
说到这里，董昭叹息道：“凭心而论，除变更币制外，王莽所做的各项革新都可谓切中时弊，可惜操之过急，又运气不好，前汉到新莽时人口最多，又连年灾荒，那些世家豪强跟在赤眉绿林后面，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王莽的统治。希望主公做出诸项革新时务必权衡清楚，莫要重复王莽的错误！”
第723章 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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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亦点头叹息道：“本来一个王朝挤压下的所有问题，都通过秦末战争那样的改朝换代来消除掉，但王莽的新朝是禅让，这样一来等于是前汉借尸还魂，将本来属于前汉的所有问题，都交给王氏新朝来背负，在这种情形下，不改必亡，盲目大改只会加速灭亡，王莽托古改制，引爆所有痼疾，便迅速灭亡！”
吕布这样一说，董昭脸色大变：“主公，您现在面临的情形堪比当年王莽，该怎么办？”东汉两百年的世家统治，积累了诸多顽疾，这些顽症本该由轰轰烈烈的战争去推翻东汉王朝来解决掉的，现在却因为吕布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全部由吕布来承受，吕布已经无法选择流血革命，只好做渐进式改革，他要面临的改革困境跟王莽当年几乎一模一样。
吕布淡然笑道：“公仁勿虑，虽然本公面临的困难跟当年王莽一般无二，但本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王莽拍马难及的，你细想一下，本公此前所为，那里会像王莽那样搞得所有民众都反对他！
本公一直以来的战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只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些，我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董昭听后大喜，吕布这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战略消解了他的疑虑，王莽败亡的根本点是他几乎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导致所有人都起来反对他，王莽若能坚定地保证住任何一方的利益。他的王朝都不可能倒得那么快；主公吕布一直以来实行的政策看似冒进，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地试探世家豪强的容忍范围，在团结大部分世家豪强的基础上，除掉那少数野心勃勃的世家豪强。
吕布虽然在心中一直是抑制世家的，但在表面上，他却尽量遏制自己的好恶，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是那些妄图割据、叛乱跟中央朝廷分庭抗礼的世家豪强如汝南袁家，对于大部分愿意顺从朝廷的世家豪强。吕布并不过分压制，反而尽量争取，先用钱财赎买他们的荒地来安置流民，然后用官位爵位来换取他们缴纳田赋和商税，为了团结这一部分实力派，吕布规定他们的税赋比一般民众低上一半。
吕布虽然立法限制土地兼并，但尊重那些中立、良善地主以往的田产。即便想要收回那些家族的田产，也是由官府以市价赎回，所以大部分家族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剥夺，纵然有些许不满，但面对吕布拥有的强大兵力，他们也只能选择顺从。
吕布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努力拉拢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世家子弟，荐举那些有名的贤才入朝为官，收拢他们年幼的子弟入中央大学堂就读，现在基吕布麾下的有名文官大多都是世家子弟，他们的家族大部分都是清廉处事。即便偶有贪腐的世家，也在过去的廉政风暴里清除掉了。现在跟随吕布的世家都还信得过，可惜的是，这样的世家只占所有世家豪强的一两成而已，剩下五六成都是在旁坐观的中立世家。
吕布对世家的现实战略便是，紧密团结那些进步亲善世家，积极争取那些中立世家，分化遏制消除那些反对世家，争取积聚百分之八十的力量去对付那百分之二十的力量，虽然现实往往会退到百分之六十与百分之四十的对抗，吕布还是颇为满意的，跟之前所设想的世家联合倾翻一切、汝南袁家不可战胜的估计，真实情况更乐观一些。
吕布没有颁布废奴，但他以有教无类教化万民的儒家精神去下令，要求所有奴仆都要参与全民教育，多年后，这些会识字能看书的奴仆们意识觉醒了，便是新型雇佣关系开始建立的时候，到时奴隶制度自然消亡。
吕布把某些世家手里得到的良田、荒地均分给那些自耕农，降低粮赋，获得了自耕农的支持。
吕布把从某些世家手里得到的商铺平分给那些商人，兴办中央钱庄对商人阶层实行贷款，获得了商人阶层的支持。
吕布大兴屯田，获得了流民的支持。
吕布高薪养廉，获得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
吕布文采斐然，又大兴文教，获得了文士阶层的支持。
吕布大兴通天教，也把治下所有民众的精神、思想凝聚在一起。
当然吕布最根本的是一直拥有所有军人的支持乃至于崇拜，这才是他立足之基。
遥想西汉，有两次土地兼并。西汉第一次土地兼并的浪潮，在汉武帝时代就开始出现，幸好，汉武帝手里除了土地还有军队和官营工商业两大杀器，仗着军队和能够源源不断提供钱财的官营工商业，武帝削除豪强和商人，总算将第一次土地兼并**压制下去，而得到的土地，一方面变成了公田，也就是皇帝和朝廷所有的财产，而另一方面，则被武帝又一次分发出去，分给那些被土地兼并剥夺了田地的民众。不过，汉武帝的政策并不可能扭转土地兼并的浪潮继续发展，在其死后，经过短暂的平静，西汉朝廷第二次土地兼并浪潮很快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时代爆发，这一次，西汉中央朝廷手里的军队已经被豪强子弟渗入，官营工商业被侵夺，彻底变成了没牙的老虎，王莽实行变革，却因为他将大量军队用于对付匈奴等外敌，国内平叛力量不足，加上官办工商业被侵夺，使得他面对世家豪强没有底气，一系列政策全部消亡，最后王朝消亡。
吕布现在做一系列改革的底气便在于，他既有钱袋子，也掌握了笔杆子。更掌握了枪杆子，他还通过政务院工部、军务院军备部以及军需部。掌握了大量官办工商业，这些工商业都拥有划时代的技术，迅速垄断了整个行业，使得闻风而动的世家豪强只能分得残羹剩炙。
从二十一世纪来的他，虽然是个吊丝，却也懂得要尊重基本经济规律，这样的他自然不会像王莽一样行事。吕布没有滥改币制，还尽量保持货币的稳定。并花大力气地平抑物价，特别是粮价，当物价平稳粮价没有高走之际，民众都能喂饱肚子，很多人可以做到丰衣足食，这样的情况明显比吕布当政前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要好上百倍。吕布的统治基础可谓是牢不可破。
王莽身上亦有吕布欣赏并乐意效仿的。
王莽很重视教育工作，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建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吕布以儒家学说教化万民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兴全民教育的政策，邺城朝廷治下各地小学堂、中学堂的基础教育已经全面铺开，而因为吕布精心的安排。每个小学生、中学生回到家里都向他们的父母汇报学习内容，也间接地教会了他们的父母认字以及更精深的文化知识。从吕布开始推行全民教育政策的光熹元年到光熹五年的五年间，所有民众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大部分民众都能够连蒙带猜地看懂大汉日报，从此之后，世家豪强对民众的愚弄已经宣告瓦解，大汉民众自此以后只相信大汉日报绝不相信世家豪强的空口白话。
吕布因孟子的民本思想有助于自己削弱那些世家官僚的影响力，有助于自己将来实行以民主为基石的君主立宪制，便在崇孔的同时大兴崇孟，努力提高孟子的地位，以天子诏赐封孟子为亚圣，自此以后儒家学说又称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里面的学说都以原滋原味教授给大汉民众，杜绝了汝南袁家之类的经学世家对儒家经典的阉割，使得民众的道德精神重又恢复到大汉最鼎盛的时刻。
王莽鼓励科学试验和发明创造，王莽的新朝时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王莽当时实验了很多被儒家成为奇技淫巧的新生事物，并且还亲手解剖人体。公元十八年，王莽得知有位巧匠能制作一种飞行器，这种飞行器是用大鸟的羽毛做成的翅膀，然后装在人身上，可飞行数百步，王莽立即召见他，并亲自观看了他的表演，支持他的飞行实验。王莽还发明了雏形的游标卡尺，意图统一全国的度量，从原理、性能、用途看，这个游标卡尺同现代的游标卡尺十分相似，比西方早了一千七百年。
吕布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上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要远多于王莽，又因为吕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穿越者，比那个疑似穿越者的王莽要懂得更多，由吕布的指点，大汉的科技飞速发展，很多本应出现在几百年后或一千多年后的技术开始登场，比如完善的造纸术，比如印刷术，比如指南针，比如火药，比如高炉炼铁，比如水泥，比如四轮马车，更好更新的技术还会陆续登场，会一直引领着大汉民族不断前进。
王莽还特别有民族意识，他特别仇视匈奴和高丽棒子，曾经多次讨伐匈奴，意图将匈奴赶出北方草原，还命令将“匈奴单于”改作“降奴服于”，贬“高句丽”为“下句丽”。
吕布的民族意识有甚于王莽，他也恨不得把所有异族都消灭掉，但他懂得拉一派打一派的斗争哲学，所以他先联合中部鲜卑、东部鲜卑对付西部鲜卑，再联合乌桓、中部鲜卑对付东部鲜卑，再联合中部鲜卑对付西部鲜卑，诸如此类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战争还会继续下去，但只会花费吕布四分之一的兵力，吕布还是把大部分兵力先放在大汉境内的统一上来。
第724章 联姻支持（）
吕布除了获得来自军政工商农各界民众的支持外，他的联姻也带给他巨大的支持。
除了结发妻子严琳的父亲严牧的中央钱庄做吕布的钱袋子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之外，吕布的二夫人甄姜的中山甄家经吕布授意建立的私有钱庄河北钱庄也在给吕布争霸带来坚定的资金支持。
等糜贞嫁给吕布，随后刘备再被吕布击败，徐州靡家亦有可能依附吕布，靡家产业都在东海郡，到时跟倭国、三韩等东北亚诸国的贸易所得有很大一部分也将落入吕布的口袋。
而甄姜的二弟甄俨则由吕布举荐孝廉，继而任吕布的大将军掾，又在中央大学堂政治学院进修过，现在已经做了曲梁县县令，仕途一片光明，料想在不久的将来，在政治上也会给吕布一定的支持。
吕布娶了蔡琰，陈留蔡家在政治上也成了吕布坚定的盟友。
吕布的老丈人蔡邕身为太傅，曾经教授过汉灵帝，也教授过少帝刘辩，但刘汉皇室对他一直都不够尊重，不然蔡邕不会屡次流落边疆，在那一世蔡邕虽然文采为天下之冠，但搞政治是凭手腕不是凭才情也不是靠人品，所以尽管蔡邕的人品才情甩那个太傅袁隗几十条街，却只做到一个小小的左中郎将。
本来以蔡邕的政治资本是做不到上三公的位置，但因为有拥有军队的权臣吕布的荐举，刘汉皇室不得不把蔡邕置于太师的宝座。当太傅卢植病逝后，蔡邕又擢升到太傅之职。可以算是文臣之顶峰，这是蔡邕在那一世完全无法想象的。
蔡邕虽然倚老卖老地以吕布师父、岳父自居，时常对吕布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很感激吕布一直以来对他的尊重与荐举。
蔡邕的大女儿蔡琰嫁给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