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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公共场所”一词所指的范围，可能大了一点。如果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看出哪些具体的场所“侵害”十分了得，且人多又属忍无可忍，从而将其较为具体地切划出来加以“禁烟”，那么，效果便是增利减弊了。
因地制宜吧。
当年的“虎门销烟”，禁止的是鸦片。可香烟不一定是鸦片。
（写于1995年）
二、写字“安乐死”的两个说法
苏北有个益林镇，人称“小上海”。镇上有位姓陈的妇女。1993年，陈姓妇女的先生令人揪心地患上了癌症。病魔折磨，痛苦万分，当丈夫的日夜呻吟凄厉。第二年，妇女终于无法再目睹这种惨状，在丈夫的要求下，帮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没过两天，局子里来人了，将妇女带走，而且将她推上了公堂。公堂的法官翻了一下刑法文字，觉得是故意杀人，于是，下了一份故意杀人罪成立且刑期三年的判决书。妇女就这样被送进了大狱。法官说，不能非法拿掉他人生命，即使被害人自己乐意，拿掉生命的行为仍然是对他人生命权的公然侵犯。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意思。用专业术语讲，妇女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有行为，罪是逃不掉的。当然，法官又说，情节轻微，故判三年。
无独有偶。
前些年，北方有一城市发生过类似的案子。一位青年，颇有孝心，因母亲患上不治之症临近死亡，不忍继续见到母亲痛苦不堪，便要求医生协助用药，促其死亡。事后，又是局子里来人了，二话不说，将小青年和医生逮捕归案，同样推上了公堂。不过，法官的判决耐人寻味。法官说，故意杀人，无可争辩。社会危害性的定论也是不可商量的。只是判决书读出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理由简单：情节显著轻微。
谙熟刑名之学的人知道，情节轻微，是犯罪圈内的事情。情节显著轻微，就是犯罪圈外的事儿了。不难看出，“轻微”、“显著轻微”等词儿，都是富有弹性的。刑法的规定蛮“灵活”。
对前一事件和后一事件，人们爱说那是“安乐死”。
“安乐死”，近年来总是一个时髦不断的法律话题，要求使其合法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人断定，这种死法不错。一来可以减少病人痛苦，二来可以卸去亲属负担，三来可以阻止医疗浪费，四来还可树立人们生命观念的新风尚。自然，也有反对言辞。反对者说，人的生命太宝贵了，失而不能复得，仅此一条足可要求人们不惜一切保全它。
“安乐死”的是是非非，过于复杂。也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咱们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老是喜欢沉默，仿佛沉默是金。打这，有人抱怨说，法律对“安乐死”的问题置之不理，实在有悖时代潮流的新发展。
不过在下以为，目前的法律状态也算不错，未必一准儿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可以觉察，在争论尚未发生较为一致的倾斜时，让法官在法律的大框框内，巧妙运用法律的某些“灵活”规定，不失为一种解决变化纷然的案子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调节“安乐死”事件的手段。
瞧瞧看，头一个案子中，法官的判决可以提醒人们注意：用“安然快乐”的方式使人“解脱”，在一般情形下，要背上犯罪名声，在大狱蹲上几年。这样，图谋者就会慎之又慎，仔细思量是否应该动手。后一个案子中，法官的判决也可暗示人们注意：如果情况特殊，病人实在没救了，痛苦万分不说，而且临近死亡，那么道义和法律都极为可能悄悄地站在“安乐死”的一边。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有条件有代价地给些默许。于是，人们就会较为肯定地勇敢地完成一次生命的升华。
当然，社会意见大体一致了，并且立法机关或最高法院吭声了，两个说法的灵活性，就应变成一个说法的“稳定性”。
（写于1995年）
二、写字单身女性：只要你觉得快乐
目下，单身女性是个cool话题。人们议论纷纷，躁动不安。而“社会疾病”的诊断者纷至沓来，她（他）们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法律学家，当然还有数目不清的业余的“女性关心者”。诊断者说，单身女性尤其是大龄的，必定是个时代错误和历史延误，需要治疗。
看一些语汇：“小鸟终归要依人”、“知彼知己百恋不殆”、“低标准松要求”、“身心健康定在婚姻”、“倾听男人需要什么而后乐”、“温柔再温柔”、“呆着难免破坏他人家园”……这些语汇，是对单身女性开出的治疗药方及警告。
但是，语汇后面是意念，有时还是既定的权力话语控制策略。我以为。
单身女性话题一“上路”，诊断者总爱顺延“为何嫁不出”的思绪，论说一二。可这一思绪，硬是默许了婚姻是情感生活的唯一玫瑰。细细查看，事实倒是在两性情感之间，现世社会婚姻和非婚姻的价值界限日益模糊不清。情感在恣扰、困扰着婚姻。而婚姻作为家庭的功能，随着时日的流逝，也在两人之间逐渐“窃取”了情性功能的地位。不奇观，婚姻日子是琐碎的、平常的、锅碗瓢盆的，没有过多小布尔乔亚的场景和月光。它更多需要的是义务意识和忍耐。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对单身女性哄劝：在情感生活上，只有婚姻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幸福目标？
“治疗药方”的话语策略目的兴许是可疑的，而“社会疾病”的标签，本身也是可质问的。实际上，它们可能隐藏着男性权力的欲望和“规训诡计”。面对个性独立、卓而不群尤其是丽质天生的优秀女性，男性觊觎之时，难免具有畏惧惶恐之感。长期以来，男权居于社会生活中心的事实并未大有改观，也是难以大有改观的。男性时时需要女性的陪衬（比如所谓的“贤内助”）以获取社会乃至家庭的霸权资源。于是，以男权欲望为潜流的话语意识形态，时常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挫败直至摧毁这类女性的“反抗”意志。自然，上述语汇表达的意念，如果的确可以给这类女性带来其自我欲求的幸福，我们不必在旁说三道四。问题是，当这类女性遵循此类语汇而重新定位“内心期待”时，“自我”经常失却了，失却的结果有时反而遭遇了男性的狞诡歧视直至恣肆抛弃。另一方面，“自我”失却，极为可能会使这类女性终究发现，婚姻的“伙伴”有时是“压迫的”，不堪忍受的，而自己陷入其中的爱巢港湾才是真正的时代错误和历史延误。
我无意反对婚姻的期盼，只是认为，在情感生活上“自我意识”颇为重要。没有“自我”，无论是婚姻还是非婚姻的情感，都是可哀的。应该在“自我”中顺其自然。对婚姻，来之则安之，无之则坦然。单身女性无需药方和警告（其本身就不是社会疾病），也无需端视男人的脸色以行事。她们需要的是：自己觉得快乐。
三、思古“讼棍”
“讼棍”，土得直掉渣儿的旧时用语。
以今天的意思来看，它指在法律上能说会道儿、能掐会算、不时代人写写讼词或出谋献策以赢官司的一类投机谋财的专业人士。自然，它是贬义的。眼下，如果有律师心怀不轨，只知切款误人，“讼棍”的用语便会被人扔其身上。
翻翻国人的历史，你会有趣的发现，有些在法律知识上有两刷子的“专业”人士，并不一个心眼钻在钱堆里，坑蒙拐骗，而是略收盘缠之余热心服务，甚至鞠躬尽瘁。但是，他们还是被讲成了“讼棍”。旧时的“讼棍”一词用法，十分打紧，可说是“语词暴力”的一个特别例子。
看个传说。
不少古书记载，春秋战国那阵儿，有个人物叫邓析。此人能说善辩，精通法律，而且非常喜欢教人打官司。在释放这些能耐和爱好之时，邓析也不客气地收些财物。如果官司大得吓人，就收下一件上衣；官司小得不足挂齿，就收下一件短袄。兴许那会儿上衣与短袄有天壤之别，故价值不能同日而语。
讲来，邓析算是不错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心地，蛮真诚。不论案子大小，一律尽心尽力，为民解忧。然而，几本声名显赫的古书对他颇有语词谴责。像人人皆知的《荀子》就说：邓析是个乱世说客，“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屡屡作为中小学语文范本的《吕氏春秋》也说：邓析“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而且，“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传记《邓析子》又讲：那人“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一句话，邓析绝对是个巧舌如簧的骗子。于是，人们大体以为，邓析是一类“讼棍”的先驱。
国人古时有个习性，喜欢大一统。不仅在政治上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是如此。大一统的意思是，凡事儿只能一个声音，不能公说婆说，论三道四。今人的概念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事儿，最后只能一锤定音，一个定论作数，但是定论扔出之前，可以“百花争艳”，百家争鸣，这是为了更好地作出定论选择。古人以为定论扔出之前，也是一锤定音，一个定论，没啥选择的问题。古人便以这种观念，彻底压抑了法律上的不同说法。
有时，遇到纠纷，我们难免对法律的规定有个不同的看法。今人的律师以及所谓的法律家法学家，偶尔正是提些不同的法律理解。不同的法律理解，有个要害之处，这便是当其久而久之，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其可以形成一类颇有势力的“法律知识”，并足以威胁原先法律理解的霸主地位，使法律统治出现不同的景观。接着，一个案子原来是这样的判法儿，过一阵子，也可变成别样的判法儿。最后，立法者的意志，可能悄悄地被“法律学问家”的意志替代了。
古人对此有先天的直觉和警惕。
他们尤其担心，“法律学问家”的知识，会动摇君王法律的权威，使君王意愿的法律形同虚设。所以，邓析这个早期民间的“法律学问家”的符号，被利索地杀掉了。而且，大凡类似邓析的法律说客，慢慢地被按上了“讼棍”的绰号，以示其属法律上的“邪门歪道”。
“讼棍”有贬义，易引起人们反感。所以，见到“讼棍”，人们便要群起而斥之。这就是“词语的暴力”。它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反应，将一些持不同法律理解的学问家打入地狱，压抑另外一些法律知识的滋生，而不管学问家有无好坏之分。
实际上，学问家有好坏之分（特定时间特定社区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法律理解，可以使人看到不同的法律需求。有时，对法律有新的看法，表明人们对法律有新的利益愿望。而且，在争讼的过程中，对立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如此，倾听不同的意见，正是一种“关注”、“关心”的表现，以便作出更好的权衡。
尽管，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法律说法，一个法律意见。
三、思古教化
大体来说，对人性的看法不外三种。一是性善，二是性恶，三是性无所谓善恶。这些看法颇为打紧。它们时常决定了社会管理者采用何种方来法治理社会。洋鬼子，对人的认识较为残酷，爱说人自私、贪婪、欠缺爱心，故而极力张扬法律的威慑，期待以恶治恶。可不少国人则反之，自古便对人充满了希望，喜讲人之温情脉脉，常念“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从而，大力推崇道德的感化。
后汉献帝那会儿，人们都在传说一个故事。
有一汉子，好吃懒做，无所世事。后有人对他说，应当自食其利啦，哪有七尺男儿这般颓样儿！汉子听后，也觉难看，故而决定发奋自强。如何发奋？古时除学而优则仕外就剩男耕女织了。汉子目不识丁，不学无术，只好立志驾牛耕田。可是，这牛是没有的，多年来潦倒无蓄，哪来这等家当？！左思右想，邪念再次作祟：偷。
谁知那“偷”也需技术，汉子既邪又蠢，手刚摸上牛角即被旁人拿获。押解到府，汉子即被乱刑一通伺候。他知罪孽不轻，所以任打任罚，但苦苦哀求衙门小吏不要告之大官人王烈，替他藏着掖着。因为，王烈以往总是苦口婆心，善言相劝，费尽了仁爱之心。汉子此时无地自容。
王烈知道汉子事发，且知其对衙门小吏之请求，于是，不仅不震怒臭骂，反而遣人送去一段布匹，明说此为奖励，以资汉子再次振作。旁人不解，王烈说：“盗牛者怕我知其犯事，说明其有耻恶之心，而心怀耻恶必能改过从善，故需奖励。”当官兵将布匹放在汉子手上的时候，汉子已是泪流满面。
数年后，一老翁不慎丢剑于路上，一行人居然在那里持剑守候整日，直至老翁回头寻得为止。老翁兴奋异常，拉此人去见王烈，说这等好人足可立为常人之楷模。
王烈见“好人”，刹时眼前一亮，原来此“好人”正是昔日好吃懒做后又窃牛的汉子。王烈拍手大叫：“小子，有种！”
这故事载史千年有余。而且，打那时开始，类似的段子不绝于耳。人们反复倒腾其中的情节，烘炼其中的底蕴，终于令其成为国人法律文化一个方面的暗喻：法刑之具实在不如教化之道，还是教化为先吧！不仅于此，人们还历数秦皇严施法刑以失败告终，数代明君高扬德教以“盛世”结局，来做此一暗喻的边注佐证。
古人确信，人之从善，富有廉耻，有如万物自然生长，是与生俱来的。仅仅由于某些外在的偶然因素人才误入了邪门歪道。通过教育感化，人能良心发现，并且弃恶向善。而法律严刑只能触人肌肤了。它使人畏惧，但不能教人身心醒悟，故也只有作为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不论怎样，历史就像故事的流传不断一样，似乎总在重复道德教化的喜人效用。
三、思古怕火不怕水
春秋那会儿，郑国的一国之主叫子产。
子产对人别有一番认识，病危之时，对“接班人”子大叔讲过一段“人怕火不怕水”的经验分析。
他说，这人就是贱骨头，对其狠一点，他就老实，对其柔一点，他就来劲儿。大火烧得猛烈时，人看见就会避而远之，所以没听说有多少人跳进火里烧死的。可是，在水面前大不同了。那水瞧得平静“柔弱”，人看见就想扎进其中嬉戏玩耍，所以淹死者一批又一批。子产提醒子大叔注意，运用法律制裁，必须看透这一点。广施仁政固然重要，可那太不实际了。将法律弄得严厉些，绝对事半功倍。
这理儿，应该是切中要害。
但说来有意思，子大叔生性厚道，只喜欢“胡罗卜”，而不喜欢“大棒”，对严刑峻法“敬”而远之，日日鼓吹仁爱。岂料，后来的世道真应了子产的感觉，郑国盗贼日益猖獗，终于搅得国无宁日。子大叔这时才追悔莫及，随即在刑律中“烧起大火”，好不容易最后才有了一点“团结安定”。
据说，孔夫子知道这事儿后也是拍手叫好，他说：子大叔为政宽柔，百姓容易拿他不当回事，而出现了有人吃硬不吃软，就只有用“重刑”了。
子产的“理论”，子大叔的“实践”，加之孔圣人的“点评”，为后人极力推崇“重刑”提供了部分口实。即使后来秦朝暴“刑”以覆灭告终，人们知道了“德主刑辅”也是一条路子，可在古人的历代刑律之中，仍然随手可见“残酷”两字。
显然，古人在此特别关注的是刑罚的效果，即如何能使一般人见到“小火”之后都会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
西人法律，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后，大体上不见什么“火势猛烈”，当然，也不见得“水静柔弱”。刑罚之类的东西，在西人手里，更多是个“摆平”的手段。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效果，而是“罪刑等价”。各类犯罪都有轻重，故刑罚也应有个轻重。一个小偷窃得一元钱，就应有“一元钱”的罚法儿；窃得上千元，就应有“上千元”的罚法儿；而窃得了百万元，也要有个“百万元”的罚法儿。这虽不能一一对应、“丝丝入扣”，但仍是不能抛弃的基本目标。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彻底剿灭盗窃，就对偷一元钱的小小偷来个剁手，甚至斩首。
奇妙的是，古人的效果一说在历史大面上似乎没有多大效果（尽管偶而奏效），换句话说，即使把“火”烧得猛烈，仍然有人不断挺而走险。而西人“摆平”一说虽说没有顾及效果，可也不是效果全无，这是说，在小火面前也有望而止步的。
假如真是在效果上看不出谁能略胜一筹，我们倒应想想谁能带来其他方面的更多好处。
三、思古“拔刀相助”或“狗拿耗子”
唐朝那年月，江阴县有个叫赵和的县令。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略知一二的人知道，县令这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那时，人们没有也不想去探讨如何把行政和司法分开，他们只是相信，把什么权力都搓揉在一起，效率最高。赵县令为人率直，极富爱心，办案也是细中有细，明察秋毫，以至百姓都巴不得世上所有的权力由他一人独揽算了。
江阴县有个邻县──淮阴县。淮阴县有俩农民，一东一西为邻居。东头农民为借一笔钱，将自己的房契交给了西头农民，西头农民以此为据借出银钱。两人约定：第二年东头农民还钱赎契，连本带息先还八成，后还余款，待还余款时一手交钱一手拿契。
来年眨眼就到了。东头农民如约先还了八成钱。过了几日，他又提着余款索要房契。但西头农民此时突然翻脸，不认那已还的八成钱。东头农民顿觉天旋地转，哭求道：“爷，您可不能冤了咱那八成钱，这可是要咱的命儿呀！”西头农民哪管“阶级情”，回头进房品茶去了。东头农民无奈，只得登上淮阴县衙门，要求给个公道。可县令说：“这案没法儿弄。没证据，谁知是他欠你还是你欠他？”到了州官那儿，州官照样两手一摊一摇头。
这时，有人告诉东头农民，江阴县的赵和可是个“好官”，找他没错儿。于是，东头农民星夜兼程，直扑江阴县衙门。见到赵和，他双腿一跪三磕头：“大人，就靠您给咱做主了！”
赵和一听案子，开始觉得有点儿棘手。因为，这案子出在淮阴县，自己是江阴县，越县管辖似有不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