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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乃可伪应历阳王，假作募军准备，则鄄城王亦必反也。候其反，大王可密赴长安谢罪，云恐历阳军相攻，乃不得不募军守城，以致归迟耳。待得乱平，鄄城从逆必斩，是太皇太后失一子也，则必安保大王无虞……”
你先把曹植骗上贼船，然后再前往洛阳奔丧，等到乱平之后，曹植是必死无疑啊。太皇太后卞氏一共就生你们四个儿子，曹熊早夭，曹彰先故，等曹植再一死，她可就光剩下你一个亲生的啦，还能不拼了老命来保你吗？
曹丕闻言，不禁泣下：“如此，是我杀子建也……”哭完了一抹鼻涕，说行吧，咱就这么干了。
于是依计而行，最终曹丕轻车简从，秘密离开安丰，昼夜疾行，竟然赶在曹操落葬前抵达了洛阳。他进城之后，先跑去是勋府上，是复密报是勋，倒把是勋给吓了一大跳，心说子桓汝既归洛，乃无反意明矣——可是你不去见天子，先来拜我，是何用意啊？
于是自己写请假条，自己签名批准，才刚午后就打道回府了。等到见着曹丕，曹子桓拜倒在地是放声大哭，还扯着是勋的衣襟，哀求道：“姑婿救我！”
是勋赶紧把曹丕给扯起来，问他：“大王何以如此？”
曹丕就说啦，曹冲派人来煽动我造反，我本待斩杀来使，可是又怕曹冲趁机来攻我的安丰国——要知道我们两国都在庐州，本来距离就不甚远，而使者所透露出来的曹冲的造反准备，貌似相当充分啊，不由得我不害怕。身为诸侯，镇守一国，若然有失，根据国法那可是重罪啊——至少也得削爵一级。所以我一时迷糊，先屈与委蛇，同时招募兵马助守城防，等一切都准备停当了，这才敢返回洛阳来奔丧。
然而途中听闻，曹冲到处散布流言，说我跟他一起反了，还说拥戴我为主帅，其实我才是造反的总头目哪……这我真是满身污秽，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无奈之下，只得密入洛阳，先来找姑婿您——“姑婿爱我，必不忍弃也，且又多智，必能救我！”
是勋心中略一转折，不禁冷笑着问道：“果如大王所言，何不先遣使告变？今乃无一奏，得无首鼠两端，密觇形势耶？”你既然见到了曹冲派去的使者，哪怕一时间不敢跟他撕破脸，那也应该先秘密派人到洛阳来汇报啊。其实你是存着观望之心，预做造反准备，直到瞧见形势不利了，这才匆忙下了贼船，跑来谢罪求饶的吧？
小家伙，就你还想蒙我？！（未完待续。）
第十二章、何必当初
是勋问曹丕，说你“得无首鼠两端，密觇形势耶”，曹子桓不禁觉得自己两腿有点儿发软……
人生在世，某些事情可以选择，某些事情无可选择，某些事情可以犹豫，某些事情无可犹豫，而更重要的是，世事瞬息万变，上天往往不会给你足够的犹豫和选择时间。即以曹丕论，他虽然不如乃父一般杀伐决断，原本也不是一个犹犹豫豫，首鼠两端之人，只是此前痛失储位给他造成了太沉重的心理打击，这人差点儿就彻底废了。初至安丰，每日唯纵情声色、酣饮求醉而已，就跟原本历史上在立嗣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曹植差相仿佛。还是朱铄、王昶等人反复劝谏，再加新纳妾郭氏日夕抚慰，好不容易才算是基本上疗治好了他的心灵创伤。
然而因应环境的不同，人生的变迁，心情和秉赋自然会有所扭曲，原本文采斐然、意气飞扬的曹子桓，或者原本历史上刚愎自断的魏文帝，终究是找不回来啦。即以今事论，他若真想上曹冲的贼船，就该速下决断，以免盟主之位终为更有准备的曹冲所横夺；若不想上贼船，那就得赶紧撇清啦，急归洛阳，或可免也。结果他犹犹豫豫的，观望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最终确定方略，如此一来，归洛便迟，首鼠之疑，乃无可免矣。
好在曹丕这人还没有彻底废掉，心志不再清明、脑筋不再灵活，倒也还没沦落到彻底傻x的地步，早在离开安丰之前。他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于是去向王昶问计——朱铄没用。那人满肚子的阴谋诡计，但碰上需要堂堂正正直面的问题，却往往束手无策。
王文舒不禁叹息道：“大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捻须沉吟半晌，奉劝曹丕说：“如今之计，唯诚而已。”曹丕道你让我跟朝廷说实话？不能啊，那我脑袋非搬家不可！王昶微微摇头，说：“所诚者。意也，非实也……”我是要你端正态度，诚恳地表现出认罪的姿态来，还真没让你只说大实话。
“大王此赴洛阳，若即觐见，无从缓颊，则天子必怒，只恐往而不反矣。请先拜是公，哀告全生，是公素忠厚。亦无恶大王也，或可为大王进言——是公名满天下。百僚俱从，所言必有呼应，则大王或可受小惩而掩大过矣。”
所以今天曹丕听得是勋的反问，赶紧双膝一曲，又跪下了，哀声道：“丕少不知事，又当先帝薨逝，方寸俱乱，以是错想……今知过矣，姑婿救我！”
是勋心说那天曹髦也拿曹操挡箭，说因为祖父死了，自己悲伤过度，这才办错事啦，不该下诏贬斥于你……如今曹丕也是差不多的说法，你们曹家人还真是惯于撇清啊，果然是一条根上长出来的果子。也不再去扶曹丕起来，却质问他：“何谓错想？乃欲党同子盈耶？”
曹丕长叹一声：“人皆惜生畏死，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昔子盈来煽惑丕，丕本不愿从，忽闻朝廷诏斥姑婿，罢太尉衔……”
其实曹冲遣使约同曹丕起事的时候，那会儿灭蜀的消息才刚传到洛阳，曹髦还没有下诏削是勋太尉衔呢，而即便使邢颙赴蜀宣诏，一开始也是密藏消息，要大概十多天以后，这事儿才终于暴露出来，就此引发朝野的轩然大波。所以曹丕这回赴洛途中方才听闻此事，当初做选择的时候，压根儿就不可能知道啊。
当然啦，这种细节问题，若不深究，一般人也不会注意得到。
曹丕说了，正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所以我才犹豫啦——“姑婿为国家柱石，先帝倚为股肱，今又率师伐蜀，以姑婿之能，必可奏凯。而天子幼冲，为小人所惑，竟罪姑婿，天下人闻之，孰不谓天子乱命、朝政将堕，则子盈趁时而起，谁可敌也？是子盈得讯迟，未能以援救姑婿为辞也，一旦宣告，即青、登、海、徐，士人莫不欲反，便吾不从，亦可望胜——侯彼胜日，吾辈岂有噍类耶？”
因为朝廷莫名其妙地责罚于你，所以我才担心大厦将倾，不敢立刻跑到洛阳来奔丧、请罪啊——“待闻天子命姑婿为尚书令，实掌朝政，则子盈必败也，丕乃悚惧，急来请罪。还望姑婿活我！”
说白了曹丕就是在拍马屁，说姑婿您的能量太大啦，您一人之荣辱，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兴亡，所以我才根据您在朝还是在野，来决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儿。老实说这话漏洞很多，可是勋也不是天生圣人，在对方态度摆得貌似极其端正，口中敬仰之辞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的前提下，还能够心如止水，不起波澜的。他脸上仍然没啥表情，其实心里面早已经乐开了花。
于是终于伸手，又把曹丕给扽了起来：“子桓误矣，国家乃万民之国家，社稷乃先帝之社稷，勋何德能，自身荣辱乃可系朝廷安危耶？既处嫌疑之地，乃当自谋，何必望我？”
曹丕直抹眼泪：“丕实误矣，然不悔也。姑婿在，吾魏在，姑婿去，天下必乱矣。丕素敬仰姑婿，亦步亦趋，尚不可及，乃敢背道而驰耶？故今入洛，亦求姑婿相救也——姑婿仁慈，望念昔日承欢之情，救危拔难。”
听到这几句话，是勋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往日情景。他投曹之际，曹昂就接近成年了，加上少年老成，自己从来没把他当孩子看待过；曹丕兄弟则不同，是勋还记得初入曹府，曹操因为姻戚关系而使妻儿出见，那会儿曹植还抱在娘怀里，曹丕、曹彰两个追逐打闹，一刻也不得停，是真正的“熊孩子”。即便有原本历史的先入为主，接触得多了，是勋也彻底把曹丕当孩子看待了，没怎么往“魏文帝”上去联想。
再说卞氏三子，曹彰跟自己相性不合（跟自家儿子倒似乎颇为投契），曹植接近成年的时候，曹氏便起争嗣之风，自己也不便过于亲近；只有曹丕，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跟自己关系不错，惯常姑婿长姑婿短的围着自己转。人莫不有情，如今见这孩子立在自己面前，缩着身子直抹眼泪，是宏辅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不禁心生怜悯之意。
于是他就教导曹丕：“吾终外姓，何以救汝？既归洛阳，胡不往谒叔父？”你与其求我，不如去求曹德。
曹丕说了：“叔父虽亲，素不与政事，求之何益耶？”是勋正色道：“不然，太傅天家元老，又受先帝辅政之命，但有所请，天子焉敢不听？且骨肉之亲，安可弃耶？速往求之可也。”
曹丕心说我当然要再去哀告曹德啦，可是二叔能量有限，光他一个帮我说话，恐怕管不了什么用，所以我才来求你。如今看你的态度，是愿意伸出援手来啦，那好，我再去找叔父帮忙关说，好做一个引子……
于是辞了是勋，再访曹德。翌日，曹德上奏，说安丰王曹丕实不反也，因谣言四布，人语汹汹，皆云首谋，故不敢请谒，如今在我府上席藁待罪——还望天子法外开恩，宽赦于他。
曹髦一皱眉头：“若安丰叔父果不欲反，何得不早归洛，而乃迁延至今？”别看曹髦年纪小，这点机灵劲儿终归还是有的。
曹德朝是勋使了个眼色，是勋出列奏道：“诸王反乱，大伤朝廷颜面，今若闻安丰王不背，是可定人心，励正义也。且国家法度，当论其行而不论其心，若究于心，苟非圣人，其谁可免？今若罪安丰王，是迫诸王死斗矣；若宽赦之，或可分化敌心，使冰消瓦解。陛下三思。”
群臣一瞧是勋是这种态度，当下纷纷附和。曹髦皱着眉头一转脸，问桓阶道：“御史以为如何？”桓伯绪一脸严肃地说道：“国不可无法，而法不可宽纵。今安丰王得诏而归迟，论罪当申斥之，并罚铜也。”
朝命召还，以这年月的交通状况来说，迟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既然迟到就不能不受惩罚，一般情况下都得下诏申斥，并且罚款或者降官、削爵。但是叫你三天回来，你拖延到五天，跟你整整拖延了三个月，那事情的性质都根本不同啊，怎可能仅仅罚铜那么简单呢？御史台掌控司法权和监察权，是勋早就料到曹髦会征询桓阶的意见，所以预先跟桓伯绪打过招呼啦。
桓阶跟是勋那也是老交情了，初次相见，他还在长沙太守张羡麾下为吏，是勋往说张羡北上以牵制刘表，为此没少跟桓阶打交道，还刻意笼络之，希望他能够影响到张羡的决断。所以是勋既有所请，桓阶不能不从——再说了，本天家事也，我干嘛偏要跳出来唱黑脸？
曹髦年幼，按规矩朝廷皆由辅政大臣掌控，他还不能真正“亲政”，就算摆在龙案后必须做出表态，那也不好违逆群臣之言。所以既然曹德、是勋领头，大家伙儿都是把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度，曹髦乃最终决断：“中书即可为朕拟诏，斥责安丰王，罚钱万。且命其暂在太傅府上自思己过可也。”
曹丕就这么着躲过了一场大难。曹髦让他面壁思过，其实也不过几天时间而已，等到曹昂进京，既而到了曹操落葬的时候，自然要把曹丕给放出来——老头子发丧，不可能不让他亲儿子跟着去嘛。（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从情从礼
榆中王曹昂将至洛阳，朝廷难免为此又起波澜——关键在于礼仪问题，曹髦应该用什么礼节来对待曹昂呢？一方面，曹髦为君，曹昂为臣，当行君臣之礼；另方面，曹昂为父，曹髦为子，当行父子之礼。两者本想龃龉，你若从了君臣之礼，哪有亲父拜子的道理呢？若从父子之礼，君臣分际便要混乱……
这类事情，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传位孙辈之事确有，但一般情况下都得孩子老爹已经死啦。后世倒是也有父在以子为继的事例，但前提是以小宗入继大宗——如今曹髦是直接继了祖父之位，大宗在曹操和曹髦之间那一辈儿算是断的，曹髦上无所承，你就不好把曹昂给彻底撇开啊。
比如说后来的宋英宗赵曙，本名赵宗实，为濮王赵允让第三子，后为仁宗赵祯收为养子，传于帝位，他登基的时候，亲爹赵宗实还没有死。群臣奏议，英宗是以小宗入继大宗，所以他名义上的老爹该是从叔父仁宗，而不该再为濮王。
王珪等且奏：“先王制礼，尊无二上，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濮王还活着呀，若从旧例尊为天子，那天下就有两个皇帝啦——“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老话就要破产。
现在的情况比那还要糟，曹昂不但还活着。而且曹髦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父亲可以尊奉。那么他应该怎样对待曹昂呢？诏下群臣商议。是勋乃奏：“郗鸿豫国之大儒，当垂问之。”
郗虑这会儿挂着乡侯的爵位，正在都中吃闲饭呢，年近古稀，已经远离了朝廷中枢。因为崔琰见用，所以是勋又把这位大师兄给想起来了，打算请他燃烧最后的光热，为自己掌控郑门再出一把力——我让你多风光一把。你还不投桃报李，到时候把郑学掌门的位子传给我吗？
而且象这种和稀泥的事情，郗鸿豫从来最拿手啦。果然曹髦召之顾问，郗虑就说了：“陛下既承大统，与榆中君臣分际明矣。然而何谓君臣？昔文王访太公，待如尊长；汉高得留侯，目之师友；至于周公摄政，成王安敢而臣之？君臣之义，以昭示天下，明秩序也；君臣之礼。以统合国家，明尊卑也……”
臣子不一定见了皇帝就要磕头。某些特殊情况下，皇帝先向臣子行礼，那也并不为过。关键是父子之亲，人之大伦，没有让老爹朝儿子磕头的道理啊——“可目榆中为元老之最尊者，行主客之礼，宜矣。”
所以最终决定，诏命榆中王曹昂赞拜不名、入殿不趋，等真见面的时候，曹髦先避席长揖，口称：“阿父。”曹昂再还礼——也止长揖而已——口称：“陛下。”
其实郗虑这种和稀泥的意见，事先也征求过是勋的同意。他问是勋：“今天子问榆中王事，当从礼耶，从情耶？”是勋回答他说：“先有人伦，而后有礼，礼为人设，非天造也。人先孝亲，然后忠君，若天子不孝，何期臣子之忠耶？”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宁可哄抬父子之孝爱，也不去继续涂抹君臣之忠敬——虽说在封建时代，这两者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郗虑得到了是勋的支持以后，就在朝廷礼制方面上窜下跳，又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出来。比方说按照古礼，逢丧则废乐三年，以表哀悼，但是郗虑说了：“礼乐为行政之基，岂可久废？七月可也。”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以正月丧，曹丕七月即复礼乐，也是有时代基础在的——逮至晋朝，世家用事，儒礼逐渐僵化，才恢复了传说中的三年之期。
郗虑的意思：你们都说我没本事，可我终究是郑门大师兄，本代掌门人，要没有两把刷子，那师兄弟们能服吗（崔琰之流少数派可以忽略）？如今我就偏要搞出点儿新花样来，只要天子恩准，便传为百世之法，后人行此礼仪，都会想到我的名字——叫你们还敢瞧不起我！
崔琰得着机会就劝说曹髦，说郗鸿豫搞那一套不对，“实媚俗乱礼也”，曹髦总是拍拍他的肩膀：“暂用之可也。”因为郑门尤其是郗虑一派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啊，郗鸿豫一开口，是宏辅再附和，遂至士林纷纷响应，那我也不敢贸然跟他们对着干哪。咱就先这样吧，以后再想办法，等我地位稳固了，自可拨乱反正。
曹髦本年虚岁十五，搁后世就是所谓的“中二年龄”，这岁数的孩子正当反传统、求创新、喜热闹、厌冷清之时，所以他在理智上认同崔琰所说，其实在感情方面，还是比较倾向于郗虑的建议的。若废乐整整三年，那还不得把自己给闷死？再说了，就与曹昂相见之礼，郗鸿豫貌似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孝亲之心，而又能使群臣认同，果当代之大家也。
要不是郗虑反复谦辞，不愿再为官做宰，曹髦几乎想命之为宰执了。
曹操的葬仪简朴但是风光地完成了。对于陵寝、墓道乃至棺椁的形质和大小，事关国礼，不可轻忽，但陪葬品的数量则比历代帝王都要少，以遵从曹操俭葬的遗训，而且所封者都是旧时的服装、器皿，未制新物。是勋、郗虑等上奏，请以此为子孙葬礼之法，使节俭之风蔚为时流，并流传万世，曹髦准奏。
等到葬礼顺利完成，转过头来，曹髦召见是勋，说：“朕欲细其勋以加赏群臣，是公以为若何？”
新帝登基，一般情况下都要厚赏群臣。以安人心。以定朝廷。后世最常见的就是“加官三级”。然而魏承汉制，职禄与品禄基本上合一，也就是说，你当什么差、办什么事儿，就领某官职的俸禄，只有岗位工资，没有级别工资，那就不可能随便“加官”了。所以常见的酬赏之法，就是赐金和拜爵。然而爵位不可滥封，赐金固得实惠，却不显尊荣，曹髦觉得不大满意，就跟是勋商量，要不然重新制定并且细密化勋职之法，给大家伙儿都多加个荣誉头衔吧。
禄因职定，这是汉制的一大特色，其根源在于周制。贵族层层封建，为王官者都只是临时差遣。拿临时工的工资——基本工资则算你封地上的产出。这对于官僚体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即便贵为宰相、三公，一朝去职，除了少数特例外，那都再拿不到一分钱了，官员们老无所依，自然横起聚敛之心。所以自魏晋以后，逐渐把官员品级和实际差遣区分开来，新创并且提高等级工资的比例——这种品级即名为散官，后来又加勋官等。
是勋本人是赞成这一转变的，那有助于官僚队伍的稳定化，然而后世叠床架屋，等级工资加各种补贴越搞越多，既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前世为了搞明白历朝官制，就费了老鼻子牛劲儿了——又不方便管理，还增加财政负担。所以早就向曹操提起过相关想法，曹操拿出的对应策略，是创建了“勋职”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