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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文魁-第5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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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也不作答,也不移开视线,就这么一直冷冷地盯着桓范。桓范只觉后背冷汗涔涔,赶紧垂下头去。是勋一摆手:“日将暮矣。”示意是复:“可导客去歇息,明朝再会。”

廉昭心说哎,这还没有说到正题呢嘛,我干嘛突然间找上门来,表舅你怎么问都不问一句哪?难道是我刚才的话得罪你了?还待开口,却见是勋一抖衣袖,直接起身,退到屏风后面去了。

廉昭无奈之下,只得与桓范一起跟着是复下堂。是复按照是勋的吩咐,给他二人安排了寝室,但是挺奇怪的,是府虽广,宾客也多,空屋并不充裕,却偏偏不把二人安置到一处,而且俩屋子还隔得挺老远。廉昭本想跟好友桓范说道说道,商量一下明日怎么跟是勋开口,谋求一个出身,见状无奈,也只好洗洗睡了。

桓范却不肯睡,一个人端坐在寝室之中,面朝门口。果然鼓打二更,首先传来脚步声,随即响起一名仆役的声音:“客已洗沐否?”桓范赶紧回答:“已净身心。”门外人再问:“可愿从吾一行否?”桓范缓缓站起身来:“烦劳引路。”

出得门外,只见那仆役提着一盏以薄纸笼起的烛灯,头也不回,当先向后院行去。桓范自后追随,时候不大,便行至一所屋宇门口。那仆役说了:“此吾主之书斋也,常人不可履足,客今破例,乃请自入。”

其实是勋的书斋虽然私密,也不是从来不用之待客的,关键是屋里锁着一些不可见人的东西,所以非请莫入。如今不仅是勋,就连是复也正在屋内,一起静静地等着桓元则。

桓范疾趋而入,拜倒在地行礼。是勋一摆手:“免。”指着旁边一张木凳:“坐。”桓范从来也没有坐过凳子,只好比照着是勋父子的样子,屈膝坐下,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神经彻底紧绷了起来。

是勋开门见山:“适在堂上,元则语焉未尽。今于内室,可放胆言之,吾不怪也。”

桓范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这才拱手,注目是勋:“范大胆请问,今于西市处刑者,得非皆太子所命者耶?”(未完待续。)

第三章、纳头便拜

对于是勋深夜召见桓范一事,是复完全搞不明白用意何在,可是此刻听得桓元则一开口,他却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转过头去望一眼老爹,心说这家伙虽然是乡巴佬,倒是挺敏啊……老爹你怎么瞧出来的?

是勋缓缓颔首:“即马伯庸,亦太子所任者也。”

桓范就说了:“风传天子西征,太子多用私人以充粮道,今所刑者众,诚恐牵累太子,未知太尉可有对策否?”

是勋并不作答,是复却抢先帮老爹说了:“既为太子事,家父何必对策?”

桓范劝说道:“今太子之立,未足一载,若因此牵累而废,诚恐社稷动荡。太尉为国家重臣,细务不必纠,然此大事也,焉可不理?”

是复笑道:“所刑者皆小吏耳,何可动摇太子之位?”

桓范摇摇头:“微渐不杜,或成大祸,可不慎欤?况马伯庸微末下吏,而竟敢私售军粮,此事大有蹊跷。诚恐小人设谋,专为害太子也,则其必有后手,若不先为之防,待其发动,即大厦亦或倾覆也。”

是勋眉头微皱,心说有些事情还是略略透露一点儿给桓范知道吧,瞧瞧他究竟是不是可用之才——反正私室中事,也不怕他泄露出去,大不了一刀两断罢了。于是沉声道:“即郡县小吏,不经吏部,太子安可命之耶?”

桓范猛然间瞪大了双眼,心说我这条小命要糟糕啊!“哧溜”一声就从座位上滑下去了,再度拜倒:“范斗胆。敢请为太尉宾客。”我愿意跟着您干哪。您可千万别杀我灭口啊!

皇帝法外用刑。一口气杀了那么多太子所任命的官吏,此事虽小,却必然会影响到太子的地位,连自己这个乡下人都能瞧得透彻,堂堂是太尉,所谓最能断人心者也,怎么会瞧不出来?除非他也想换一个太子,才会不出面阻止。或者另谋良策应对。

如今明白了,此事不仅仅牵涉到太子,同时也牵涉到陈群——要是没有吏部帮忙背书,就连再小的官儿,太子也不是想命就能命的。是太尉与吏部尚书陈群是君子之争也好,小人之争也罢,反正根据传言,两人就政见上常起龃龉,所以是勋想要扳倒陈群,那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正因如此。他才会袖手旁观,坐等事态发展吧。

其实是勋在这件事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哪怕桓范再聪明,终究置身朝局之外,他是根本搞不明白的。所以先在宴会后问是勋“得无碍否”,只是随便抖个机灵,希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此际来至私室之中,直接道出自己对此事的分析,怕有幕后黑手要对太子不利,用意也相同无二。是勋要是说我已有计呢,就当自己因为关心所以才提醒一声,要是说尚在计议呢,就可以趁机提几条计策出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才华。

然而是勋直接说了:“即郡县小吏,不经吏部,太子安可命之耶?”等于摆明了说,陈长文也可能是受害者,同时暗示,我对此事乐见其成。这种话倘若泄露出去,肯定会影响到是勋的声誉啊,而且更往深一步想——谁敢保证这幕后黑手不是太尉本人?!

我靠那么大的秘密都告诉自己了,自己还有机会走得出此门一步吗?还是赶紧磕头表忠心,直接上贼船的为好!

桓范跪下了,是勋面上微现笑意,略一欠身,伸手虚搀:“元则既肯相助,吾当受纳。”心说瞧见没有,这才叫霸王之气一放,小弟纳头便拜——可我若头上不是戴着当朝太尉的冠冕,一言而可决人生死,又何来此等便利?

三人即在书斋中密谈半夜,不提。且说第二天起来,是勋再度召见廉昭,问他:“期倬愿在舍下攻读,以待科考,或直荐为郎?”廉昭大喜,急忙拜谢,说:“昭愿为郎。”

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但并不是说除地方官或三公举荐外,士人就别无晋身之阶了,尚有荫补和赀选作为补充——此二道都直通诸郎。郎官就表面上来说,是备守卫门户和出充车骑,其实低级的可以算是内廷机构的预备办事员,高级的如侍郎、议郎、中郎等,则为君主顾问。

所谓荫补,即高官显宦(一般指为二千石以上官员满三年者)可荫其子弟为郎,相当于对其常年奉公的奖赏,同时也免其后顾之忧。赀选则是捐钱得而为郎,就理论上而言,跟卖官鬻爵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低级郎官几无品秩,相当于官场上的实习生,跟后来清朝的“侍卫”绝然不同——就连最低等蓝翎侍卫都算六品官儿了。必须实习过一段时间,成绩优异,才可能由郎中令(后改光禄勋)给他一个正经入仕的机会。

是勋虽然创建了科举制,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科举本身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那就是重乎文字,而轻乎实用——其实这恐怕是社会科学领域一切笔试无可避免的毛病了。即便不似明清时的只重进士科,只考四书五经,哪怕一篇策论写得再天花乱坠,实际办事能力究竟如何呢?终究在试用之前,谁都保不大准啊。

所以他保留了荫、赀为郎的制度,给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虽然说这种制度对普通民众太不公平,但时势如此,若他起意彻底砸烂富贵阶层的特权,估计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郎仍归光禄统属,但光禄勋就此降等,已非九卿,而直属于门下省。汉代诸郎最盛时有五千余人,官吏后备队过于庞大,真正能够出人头地的比率太低,如今则限额在千人以内,以实宫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避免宦官群体不必要的膨胀——很多并不接触妃嫔的职司,乃可由郎官充任,不必非找阉人。

是勋贵为太尉,自然有多个蒙荫为郎的名额,只可惜用不大出去。是复已尚公主,是郯将来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出身,至于自己几个堂侄,除是峻尚且够不上二千石外,也都各有其父可以蒙荫,不用他这个从叔父操心。是家老大是著倒也品秩低微,问题他就没成活的儿子啊。

所以是勋能够帮得上忙的,暂时就只有一个是详,然而是详志向颇大,只想跟着伯父读几年书,将来好应科举,不想再去实习那么多年。是勋手头名额绰绰有余,自可送一个给廉昭——终究算是表外甥,也是自家子弟。

至于桓范,从此就留在是府为宾了。汉代贵府的宾客,既有机会掌握权势,也有机会被直接举荐为官,但当官僚制度相对完备,且科举制度开创以后,这两条道路就基本上断绝了,只是对于士人求官而言,仍然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因为这终究是一个资历啊,虽然无法因此而直接获得做官的资格,但通过别的途径得以入仕后,此资历对于谋得好职或快速升迁,肯定还是能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故此是勋以太尉之尊,府中宾客仍可车载斗量,只是有些才能的大多放出去了,剩下的或者无意为官,或者不堪大用。如今是勋已经可以大致确定,廉昭带来这个桓范正是历史上的“智囊”,那必须要将其牢牢绑在自己身边,起码先培养、运用,同时也掌控个三五年。桓范得闻是勋密事,不敢遽退,也“心甘情愿”入幕为宾。

他虽然也算世家出身,终究前几代都是做的汉官,于魏朝无尺寸之功,本人除非科举,别无入仕之途,所以才坎坷蹉跎到三十来岁。科举制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次考试,可能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考得中。若能先入太尉府做几年宾客,将来应试就有可能加分——别的不说,能得太尉青睐者,郡中谁敢给他下等品评?即便因此而耽误了一两场考试,一旦入仕,升迁途径却会变得更加平坦而宽阔。

所以说他“心甘情愿”,并非虚语。是勋为什么会对一个初识之人透露隐事呢?很明显就有招揽之意嘛,自己正好顺杆儿爬。而倘若桓范的脑筋一时间没能转过来,未曾及时剖白忠心呢?那估计就只有死路一条啦。

这招揽本身,也是一场测试。

桓元则在是府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是勋整理文书,因此时常得以应召进入书斋——前两个有此资格的,是已故的关士起和失踪的逄元图。当然啦,是勋并没有向桓范透露相关自家情报网的情况,情报网仍然由是复掌控,只是会通过是勋之口向桓元则通报一二,以期协助分析,筹划对策。在桓范看起来,太尉实在耳聪目明——想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缘故吧。

首先必须详细分析的,就是这回在西市上绞杀弃市的那三十二名官吏,加上提前自缢的马齐马伯庸,这场风波总计害了三十三条性命。经过是复对这些人出身、履历的甄别、调查,其实二十九人(包括马齐),都是通过太子曹丕,才得以混进这次军粮物资运送的工作流程中去的。

而这二十九人的晋身之阶,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未完待续。)

第四章、人言可畏

二十九名通过太子曹丕的举荐,得以在河南为官,插手军粮物资运输工作,并最终因此而丢了姓名的小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乃自诸郎中选拔,基本上都是吏部尚书陈群向曹丕推荐的。此等皆为世家子弟,陈群久闻其名,又受彼等家族托付,于是荐于曹丕,曹丕再行文光禄勋,使这些人赴吏部待选——当然啦,本来就是陈群的主意,自然一选即过。

其二,本身就是曹丕的党羽,或为昔日王府内宾客、王府外友朋,或为今日太子属吏之亲眷,也是递个条子过去,陈群通过,就赴河南各县上任了。

第三个类型相对特殊,无论曹丕还是陈群都不够了解,完全是别人托关系托到了太子身边人,曹丕再通过陈群任用——比方说那位马齐马伯庸。此群体人数最少,目前就发现三位,分别通过太子侧妃柴氏、正妃甄氏之兄甄尧和曹丕庶弟曹徽的关系,跟曹丕打了招呼。罪魁祸首的马齐,就是走了柴氏娘家人的门路,献上金珠,才得以选官畿内。

科举制度只是打开了入仕的大门,正经官员的升迁黜陟,则与科举无关;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倒是通过吏部,把任免之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但这并不是说举荐就完全无效了,高官贵戚插手官吏任免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曹丕向陈群举荐官员。还真不能说他犯了什么过错。

荐人不当。才是他最大的罪过。而用人不当。就要归咎于陈长文了。

凡公卿皆可向吏部递条子,说某人某人不错,请你们多关照一下,给他一个好位置。限定仅仅在于:一,此人必须已有相应的任官资格,不可超级提拔;二,品秩不可过高。比方说,若将来桓范自科举入仕。得授四百、六百石的小吏,是勋就可以向陈群打招呼了,此为我门下客,素有才学,当给予朝中或者畿内的好职。

而倘若所荐之人品秩太高,吏部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便可直接打了回票。其实就连皇帝,若欲用之人资历不足,又想吏部超擢——哪怕只拔一级——超过了八百石墨绶长吏,吏部都是可以加以驳回的。当然啦。仅仅制度如此,但制度终究是由人来执行的。尤其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拥有无限权柄的皇帝,即以曹操的威势,再加陈群的谨慎,想做得更过份,那都有可能通过。

只是其后就可能是御史上奏、公卿谏阻,同时纷纷弹劾通过这一任命的吏部诸官……

而曹丕就正好踩在了这条红线的后面,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所推荐的最高也不过六百石县丞,而且资历足够,只是要在具体任官位置上请陈群加以照顾而已——同样的六百石,在中央为官和在地方为官,在畿内为官和在偏远郡县为官,含金量都要天差地远。

曹丕是想要借此培植自己的党羽,陈群本是曹丕一党,对此心知肚明,只要别太过份,也自然开放绿灯。只是原意是想他们通过难得的军输工作博取功劳,谁想投资越大,风险也越大,最终大多栽在了这件事上……

尤其马齐乃因贿而得官,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曹操直接命令曹丕休弃柴氏,将之逐出宫去。甄尧和曹徽的罪过就没有那么大,所举荐的都是亲朋,貌似查不出什么利益往来,而且那俩虽然同样丢了性命,终究不是主犯。据说甄尧被其妹甄氏领着,直接跑曹操面前去磕头请罪,并且表示愿意削去自己的爵位,曹操也便不为己甚,训斥甄尧一顿,降等了事——由亭伯而降亭子。

至于曹徽,年纪还小,就当他不懂事,曹操下令他跟兄长曹丕一般禁足,一年内不得外出,且削曹徽并其母宋夫人俸禄之半。

本来对于这些荐人的处罚就已经够严厉了,而对于出问题的人本身,更是毫不容情,正如廉昭所说,是“枉法非刑”。即便主犯马伯庸,偷盗军粮之罪合当受戮,也未必到得了弃市的程度,不必显戮,隐杀可也。所谓的“庾死”,若在诏狱之中,其实大多是秘密绞杀——那可是天子过问之案唉,谁敢让囚犯莫名其妙地就挂掉?

马伯庸论罪尚且如此,那么从犯们更没有弃市的理由了,真要按照刑律判罚,就算再重也不过远流而已。可是曹操就是这么不讲理,指使有司取了这些人性命,并且还陈尸西市,以向全天下人展示朝廷的威严。

对于这一点,桓范判断的一点儿都没有错,曹操是因为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诿过于这些低级官吏。而且另一方面,本来打算秋季兴师,一举而灭掉刘备的,即便刘备抢先发兵关中,进而安然撤退,曹操也想赌一把,兵临汉中,去杀对方一个防备不及。结果就因为粮草出了问题,被迫退返洛阳,曹操是越想越光火,而且越想,就越觉得若没有这一出,自己很有可能就已经把蜀中给拿下来啦。

所以他才对这些涉案官员零容忍,对于举荐这些官员的贵戚同样不留情面。汉代已有举主连坐之罪了,但因应具体情况,论罪与否,差别还是相当之大的。比方说我当郡守的时候,举荐了一名属吏,然后事隔二十年,我已经是朝廷三公啦,昔日所举属吏牧守郡县,然后犯罪了……难道这也要我连坐不成吗?那谁还敢举荐官员了?再如《三国志》上记载:“太祖以(荀)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曹操也并没有因此而责怪荀文若。

尤其魏朝不再实行完全的察举制度了,即便举人,也必须先经过吏部遴选,具体分配也得看吏部安排,所以大可把责任推卸到吏部身上:不是我所举非人啊,是你们用非得所,那怪得谁来?曹丕给陈群批条子,其实真正能够牵累到他的,就只有一个马伯庸,一则此人主动犯下重罪,也非疏忽,也非渎职,二则他跟曹丕无旧,乃贿赂得官。只是马伯庸罪过再大,也不过六百石小吏而已,因小吏之罪而责太子,这就相当不近人情啦。

根据桓范的分析,正是因为马伯庸犯罪使得曹操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老头子气得半死,而偏偏那家伙又在事发后上吊自杀了,无可显戮,故此才把邪气都撒在了曹丕头上。而且他问是勋:“天子之观太子,若何?”皇帝真的很宝爱这位太子吗?貌似不大象啊……

英雄父亲总是容易对儿子求全责备,尤其儿子足够多的话,往往会觉得哪个都不成器,很难真正说到“满意”二字。是勋前一世读史,就觉得曹操并不喜欢曹丕,为什么呢?当曹昂战死,丁夫人离异、卞夫人总摄内事后,曹丕就是真真正正、名正言顺的嫡长子啦,以他为嗣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过脑子。再说这儿子就才能、秉赋上也挺不错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就算比不上老子,总比别人家儿子强。可是偏偏曹操拖了好多年,明明211年就已经任命曹丕做五官中郎将,为宰相之副了,212年曹操得爵魏公,建立魏国,216年进位魏王,偏偏217年才正式立曹丕为魏王世子——当然具体的年份是勋并记不清。

由此可见,曹操并不认为曹丕是最合适的继承人,要一直等到他寄予厚望的曹植原形毕露,感觉实在不靠谱,被迫放弃,才终于允许曹丕上位。究其根由,或许只是简单的父子二人相性不合吧。

当然,或许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曹操注意到曹丕身边围绕着太多世家大族,生怕威胁到自家政权和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才一直犹豫要不要放弃曹丕。当然啦,此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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