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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以前的时代，整个军队只建立一个总预备队，而现在，每个师都有自己的预备队；从前，所有军队在战场上只排列成两条战斗线，而现在，每个旅都有自己独立的战斗线，每个营既可以散兵队形又可以密集队形作战。
同时，要求在行军和展开过程中做到行动协调一致和准确无误，以便及时进抵战场并在指定位置和方向投入战斗，迅速、荫蔽地完成机动并在关键位置集中大量步兵、骑兵和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以其他方法增兵以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兵力。
为了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分队、部队、兵团以至全军进行系统训练。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就集中全军进行合练。拿破仑提出了建立大型常设训练营以便不仅组织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而且组织全军进行合练的思想。例如，缔结亚眠和约以后，法国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拿破仑就利用这一时机，于1803至1805年在法国北海岸的布伦兵营训练自己的军队。恩格斯写道：“他把军队集中在布伦兵营，施以正规训练。他着重训练兵士在担任预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内，并迅速展开成横队。”以后，他又把军队集中到圣安布列捷兹兵营和圣阿梅尔兵营进行训练。1803年8月，拿破仑在写给陆军部长的命令中，要求制定每年举行有炮兵部队参加并进行实弹射击的大演习的计划。
法军首次实行了后备兵员经速成训练后即补入作战军队的制度。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竟然只对新兵营训练一个月的时间，第二个月就派他们去远征，而第三个月就让他们参战。给每个新兵营都派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而给每个连派了若干名老兵。在战斗中，新兵和老兵合编成旅，并美其名曰。“以老带新”。即使是在远征中，拿破仑的军队也不中断训练，特别是对初上战场的新兵。具体做法大致如下，训练营在给新兵配齐装具并进行初步训练后，即把他们编成行军连，然后派往作战军队。行军连按规定的路线行军，很快与本师的其他行军连相会并组成行军营，行军营和行军营相会又组成行军团。在行军的这几个阶段，要举行连、营、团演习。所有的行军分队和部队都在美因兹要塞附近渡过莱茵河。在这里，有一专门委员会对它们进行检查，并把由使用不同武器的士兵组成的分队编成行军支队。行军支队继续前进，并在行军途中举行演习。拿破仑扩大了演习和大演习的规模，并根据战争的新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恩格斯认为，拿破仑1805年从布伦兵营带到奥斯特利茨的军团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尽管法军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的方法和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进步原则却在法国革命军队中遇到了适宜的土壤，并得到比沙皇军队来说更为广泛的运用。因此，当时拿破仑的军队不仅在精神政治素质和组织体制方面，而且在战斗素养方面，都大大超过敌人的军队。后来，在拿破仑把法军变成大资产阶级反动和侵略政策的工具以后，就越来越不能指望士兵还象以前那样服役了。于是，训练军队刻板地运用已运用多次的战术手段和压制下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所有这些，加上政治和战略上的冒险性，导致了拿破仑军队的失败。
拿破仑战争以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滑膛燧石枪被撞针火帽线膛枪所取代。线膛炮的出现，对战术的发展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这些新式枪炮与旧式j枪炮相比，射程、射速和准确性都提高了。这就要求重新研究准备与实施战斗和战争的许多问题。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反动势力扼杀了一切新鲜事物，阻碍了进步军事思想的发展。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甚至更晚，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却继续死抱着拿破仑的“样板”不放：它们认为以密集队形作战和实施白刃突击具确决定性意义，而把散兵队形和步兵武器射击视为辅助手段。这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国和法国军队采用的“纵深”战术相比，甚至倒退了，因为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条令里尽管也规定了采用纵队作战，但在这些条令中却贯穿着线式战术的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俄军中，军事上的保守思想尤为严重。十九世纪俄军历史的著名研究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他的《1860至1870年俄国的军事改革》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记述了这一情况，其中，特别强调指出：“线式战术的基础是消极的……相反，‘纵深’或垂直战术的基础是积极的……采用线式战术，只要求机械地执行命令，而采用‘纵深’战术，则要求灵活执行命令。五十年代俄军的条令是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战术结合起来的一次独特的、注定要失败的尝试。”
尽管线膛武器已经出现，但俄军直到克里木战争以前用的还基本上是滑膛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装备了线膛枪。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把过时的作战方法公式化（各强国之间40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导致了操场机械练兵方法在十九世纪再度兴起，造成军队训练与战斗实践要求相脱节。几乎所有军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队列整齐、动作一致、步伐有力、准确完成非常复杂而又无用的变换队形动作。克里木战争参加者阿拉宾是这样形容战争前夕俄国军队的状况的：“……战云密布，但是，我们真的做好战争准备了吗？凭良心说，远远没有！第一，我们的装备很差。我们的步兵用的是滑膛枪……第二，我们非常缺少会射击的人，因为对这门技术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训练过，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而按规定应用于实弹射击的很少的一点火药被长官赠给所熟识的地主了……并且，只要一换防，仅存的一点火药电就被撒入附近的河中和沼泽地上了。总而言之，无沦是士兵还是军官，对军事技术都一窍不通，什么也未认真练过……我们对操练步法和立正、稍息却重视得要命。一些自诩精通军事的人却对战斗队形一知半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会重复军事条令中所规定的东西。”
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训练状况也很不妙。例如，恩格斯在论述法军的战术条令时曾说，这个条令是士兵的正确思维和旧传统的奇异的混合物。队列作业中有许多与现时战术学水平极不相称的、陈旧过时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法军虽然认为野营生活有利于军队的战备，但数年间总共才去了一次常设营地。它们没有实施大规模机动，只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进行了对假设敌的战斗演练。法国人认为在岗峦起伏的地形上进行对抗大演习是不必要、也做不到的。英国军队实行的也是这样一套训练体系。
各国军队的战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队列训练，因为当时把准备阅兵式放在了首位。这不能不影响军队的战斗素养．问题并不在于过分地重视队列训练，因为队列训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有助于军队保持较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在于，队列训练与战斗训练完全脱节，阅兵式上需要什么才训练什么。战术训练成为阅兵式的牺牲品。
四十年代，普鲁士军队曾数度试图进行改革，加强战：斗训练。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颁布了全军通用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规则。根据该规则，应以分队，部队和兵团为单位实施队列演习、带假设敌的大演习和对抗大演习。但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未被执行。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极少举行演习和大演习，即使举行，也是非对抗性的，而且也不讲究地形，多数情况下选择平缓场地，以便于展示整齐的军容。
俄军的《步兵队列条令》（从1855年至1866年曾多次修改）指出，两个营或数个营的演习应在操场上或平地上进行，不必利用地形地物，也不必规定战术情况。举行这种演习的目的，是锻炼营长的目测力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使部队熟悉列队规则，掌握保持一定距离和间隔，同时保持良好队形的能力。军队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动作是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而它们对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在预演中就忘得精光了。
四、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演习和大演习
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发展，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出现。据梅谢里亚科夫统计，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30年间，军队装备的新式武器和弹药比过去300年装备的还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了政治上更加反动，进行军事侵略的野心更加狂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军事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上，使军国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在大多数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后，军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战场上出现了百万大军。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赛，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惜耗费大量人力与财力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提高其战斗力。
克里木战争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美国内战、法普战争、俄土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陈旧的战术和训练方法是不能适应新式武器的应用和新的作战条件的。不考虑这些客观因素是不行的。随着机动战斗技术装备，摩托和自动武器的投入使用，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军事行动的规模扩大了，其紧张程度提高了，持续时间延长了，出现了正面宽大、兵力密集的战线，火力作用范围以及军队战斗队形纵深都扩大了，军队所能占据的地域的宽度和深度也加大了，达到数十以至数百公里．师的进攻正面宽达3公里（十七世纪时为600至700米），军队的指挥更加复杂化。由于各国的军队都装备了线膛武器，在战场上已木能再采用纵队和密集队形。带弹仓的步枪，机枪和速射炮的射程和火力密度比旧式枪炮提高了1至至1。5倍，使战斗队形和实施进攻与防御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步枪火力下，纵队自动散开，军队自发地开始以稠密的散兵队形作战。
后来，由于机枪的出现，又变成了稀疏的散兵队形，并且增加了奔跑和爬行。对大演习的组织与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演习总导演、调理员和参演人员的责任。还规定在大演习中须有假设敌，演习必须是对抗性的，即所谓“野外大演习”。在实施有假设敌的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既可以指挥己方军队，也可以指挥“敌军”。野外大演习是双方在统一的战术情况下进行的，演习中的各种事件应该按照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来发展。后来，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也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例如，1879年，法军颁布了大演习实施细则。奥地利军队的《军事条令》专门有一章（第二部分）以及《皇家军队军事训练细则》阐述了实施大演习的方法。该细则指出，师（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练习应连续进行14天，并且用其中的4天举行对假设敌的大演习和旅对旅（实兵对抗）大演习。
在俄国，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于1860至1874年也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俄国武装力量的体制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的补充方法、军队指挥、干部培养，以及军队的战斗训练等。1874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就使大量扩充军队和建立必要的经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成为可能。军区的成立，不仅对于军队指挥，而且对于制定统一昀战斗训练原则、计划和组织各兵团与部队进行合同训练，都具有重大意义。
1862年，陆军部成立了负责解决军队体制与训练问题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制定新的步兵条令、骑兵条令，根据战争经验提出军队战斗训练的新的方式和方法，经过陆军大臣米柳京、古尔科将军、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及其他进步军官的努力，早已被遗忘的彼得一世和苏沃洛夫的训练与教育军队的传统做法得以恢复。德拉戈米罗夫写道。苏沃洛夫的“伟大的《制胜科学》整整60年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应该承认，简直是被人们忘，记了。我给人们说明了《制胜科学》的伟大意义，而且还按苏沃洛夫的学说把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军人所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德拉戈米罗夫所提出并一再坚持的主要要求，是军队在平时必须学会战争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他指出，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使士兵和军官错误地理解战争中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
德拉戈米罗夫在组织战斗训练时，努力使每个分队和部队根据在战斗中所要解决的任务进行训练，安排演习。他指挥的军队的演习从一离开驻地即开始，在整个开进过程中都组织警戒和侦察，在行动路线上设置各种埋伏，演练在遭敌突袭时的行动。
这样，不仅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和节约了训练时间，而且还使军队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德拉戈米罗夫的功绩还在于，他恢复了苏沃洛夫把军队分成双方展开面对面冲锋的训练方法，因为冷兵器在战斗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米柳京在研究和总结苏沃洛夫的军事理论遗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为陆军大臣，热心进行改革，努办使军队在战斗圳练中掌握战争中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他废除了所谓“标准战斗队形”和在平缓地形上进行演习的做法，而要求在相应的地形条件下进行训练。根据《步兵队列条令》的要求，更加注重以散兵队形作战的训练；在排列战斗队形方面给予分队和部队以更大的临机处置杖，允许他们视地形及其他条件改变队形。比以往更加重视射击训练。从条令中删除了许多与战斗训练无直接关系、仅仅用于阅兵和检阅的不必要的内容。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俄军没有严格的训练和野营集训大纲，如何组织训练和野营集训全凭兵团指挥员和军区司令定夺。为了整顿军队训练体系，米柳京于1881年首次为各军区制定了统一的年度作业计划，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战斗训练大纲。计划规定把训练年度划分为冬季和夏季两个训练期，而每个训练期又划分为若干小阶段。例如，夏季的战斗训练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按兵种组织作业——步兵连作业6至8周，步兵营作业4周，步兵团作业2周；在第二个阶段，组织为期4周的“三兵种总集训”，然后举行军队“大演习”。
陆军大臣在命令中还要求，在训练中要努力使官兵自己运用获得的知识，培养他们灵活敏捷，刚毅顽强的素质。在训练军队从事工兵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年度作业计划和步兵作业细则》指出：“军队在所有战术演习中都要根据战时的需要构筑战壕以加强阵地，并注意选择地点和利用地形。”该计划特别重视举行有三个主要兵种即步兵、骑兵和炮兵参加的战术演习。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参加作业的军队数量，1894年同1881年相比，步兵增加了20％，骑兵增加了28％；炮兵增加了21％。
1882年，陆军大臣第216号命令颁布了步兵作业细则。该细则不仅对步兵，而且对由各兵种组成的部队的训练方法和程序都作了规定。后来，又通过一系列规定和指示对该细则作了补充，大致规定了军队战术训练的程序。年初，进行了单兵训练，后来又分别进行了连、营、团的战术队列作业。在这些作业中，演练了条令规定的队形的排列及其在野战条件下的运用，还演练了野营和警戒勤务的组织与实施。为了增进各兵种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时派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步兵团的作业。同时，1882年颁布的细则还指出，步兵纯队列演习仅限于一个营的演习，两个或数个营的演习必须具有一定的战术目的和适当的地形条件。
此后，举行了连对连、营对营、团对团，旅对旅的对抗战术演习。在营、团、旅的对抗演习中，有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小型大演习”。从1889年起，为了组织各兵种部队进行合练，除把部队拉到预先设置的常设营地训练外，还采取了机动集训的方法。在机动集训中，军队要连续进行长途行军，同时利用各种地形和在各种条件下举行师对师的综合战术演习。九十年代，一些军区开始举行各兵种部队的冬季机动野营集训，其中，华沙军区组织的集训最积极，效果最好。早在1872年，就有了步兵实弹战术演习，而在1887年，又出现了步兵和炮兵实弹合同演习。训练年度结束时，通常举行所谓“大演习”。实行基干制以后，每年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入兵团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对于军队的战斗训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经常举行演习和大演习，才能把兵团和部队组织起来，做到常备不懈。对许多国家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军事的发展极为迅速，军事领导人力图通过大演习解决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问题。
因此，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各国军队不仅都举行演习和大演习，而且逐渐经常化。除渚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还举行了一些专门科目的演习。如救护演习、要塞演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和侦察部队联合演习等，更加周密地进行专门训练任务的演练。为了熟悉未来地区的地形，经常在边境地带举行大演习。最初的两次边境大演习是1886年在华沙军区和维尔诺军区部队之间、1888年在哈尔科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队之间进行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几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大演习。
随着作战方法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实兵大演习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应该指出的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在当时不是按照规模，而是按照实施方法区分的。例如，在俄军中，战术演习是指分队和部队的现地作业。这种作业是带着事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按照领导制定的计划进行的，大多数是单方演习或带假设敌的演习，但有时也举行双方的对抗演习。大演习是指对抗性演习。在这种演习中，只给双方说明最初情况，然后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