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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
意外真的可以掩人耳目吗？
在某种程度上，暗杀，几乎就是民国初期的政治生态。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且被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就像各国驻华外交官都注意到，袁世凯从搬进中南海之后“不过只离开过他的宫殿三次”，内里原因。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封闭在自己的隐居之所，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恐惧，“这位大总统与世隔绝，大抵由于怕人行刺”。
这个观察与事实不会相差太远。共和取代专制后，革命党的暗杀惯性仍在。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就曾在北京东华门外遭到革命党的炸弹袭击。在南北议和顺利，袁世凯流泪逼清帝逊位成功的当下，却仍然免不了要被赶尽杀绝，他内心深处对革命党的观感可想而知。
在袁世凯遇刺的前两天，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中弹身亡。接着又是宋教仁，又是……
暗杀，对于中国来说，几乎就是政治的必然，如果说那种暗杀不过是革命党的毫无希望的盲动或者革命党之间的内斗，那如果自己同样也采用暗杀去解决问题……又会带来什么呢？
如果暗杀成了一种手段，甚至成为一种习惯……想着这些问题，李子诚的心脏猛然一跳，也许自己苦心构建的一切都将被改变，这……是你希望的吗？
扪心自问的之后，沉思良久李子诚回头看着李四勤，摇了摇头。
“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少爷！”
原本试图辩解的李四勤，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在他的意识中，他看待问题从来都很简单，那就是一切都以少爷的意志为中心，而他只需要努力完成就行了，既然少爷反对，那他也就不需要再坚持。
“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少爷的问题在李四勤的脑海中闪动着，现在，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还有什么办法呢？
“……举国上下，无不关注着制宪会议……”
关上收音机，中村无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远眺窗外天津租界的景色，虽是一片春光明媚，但是他的脸色却是极为阴沉的。
“这些混蛋！”
他轻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袁世凯、李子诚以及他们的政府的强烈仇恨和敌意。
中村无为是一个日本商人，不过他并不像其他日本商人那样，在生意上表现的非常谦逊，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一切，甚至包括他的生意。事实上，做生意，不过只是他的副业，在天津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中村社长”的来历，顶多只是知道。中村是一个大坂人，大坂人，似乎天生就是生意人，他在中国做着一些生意，不过就是那种小生意。
自从“胶澳事变”后，日本商人在中国的生意就变得越发难做起来，更何况，现在随着中国替代型工业的建立。甚至随之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工业，日本商品不仅未能如愿占领中国市场，甚至在南洋、印度、非洲、拉美、美国等地需要面对来自己中国商品的竞争。而在另一方面，加之中国禁止工业原料出口的举动。无疑给了原本依靠对华输入工业品，进口工业原料的日本商社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商社或是倒闭或是关闭，只有极少数的日本商社，依然顽强的生存着，而中村商社就是其中之一，虽说他们的生意很是艰难。
不过，中村无为。这个日本商人不过只存在于，表面上，在中国，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或许，只有远在夏威夷的少数几人知道，这位中村无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乱党要犯”。曾沪军都督、唐绍仪内阁工商部长的陈其美，现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大多数革命者一样，随孙先生流亡夏威夷之后，他一直渴望着回到中国，而中国发生的变化，尤其是袁李两人的合作初显成功，更是激起了他心下的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对李子诚的不满情绪以及敌意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年李子诚没有倒向袁世凯，其没有用钱款运动革命军队，那么“二次革命”是能够成功的，也是能够打败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失败，与其说是失败。倒不如说是一种集体的背叛，正是李子诚的钞票使得那些人背叛了革命，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死在“二次革命中”，而且死得毫无意义。
而陈其美相信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流亡海外的经历就能证明这一点。
在过去的两年间，像所有的流亡海外的革命者一样，他经历过仇恨、经历过绝望，同样也经历过希望，而且看到希望的道路上，和其它人一样，他也曾寄希望于“袁李决裂”，并且相信，袁李两人的权力斗争将会引发一场新的内战，到那时，全国民众都将认同他们的嘴脸，但是最终，袁李两人的和睦相处却使得他的这一愿望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
而随后，面对革命以及生活上的困难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选择回国自首，以发表“悔罪书”的方式，接受了袁世凯的特赦，他们背叛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陈其美的内心深处，他恨这个国家，恨袁世凯，恨那些高官，恨曾经的同志，恨那些国会议员，恨新闻记者，甚至于恨那些被迷惑的国民，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李子诚！
没错，他恨他！
当年，苦心经营良久之后方才发动的“二次革命”，李子诚只是略施小计，就把革命在娘胎里扼杀了，甚至于，从那时起，革命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彻底性的破灭。
在年前，面对中国大量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时机，革命党人立即全力在美国各个学校之中发展力量，以试图向过去一样，通过留学生改变这个国家，面对这种情况，在袁世凯试图通过彻查，并遣返“谋反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李子诚的却是通过驻美商会向留学生发了成数百外简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留学生的的无害安抚，对于远在美国的那上千名留学生而言，听听来自中国的音乐，倒也是一种惬意的消遣。
但李子诚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就在革命党试图在留学生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时期，那些留学生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时，那些留学生听到了“胶澳事变”时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
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中国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国家派出你们前往他国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中国……
在这场演讲之后。在留学生中发展革命同志，进而发动一场新的革命的梦想，就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而对于离乡背井逃亡国外的陈其美来说，他不会接受革命遭受挫败的命运。
在今年春节前，陈其美化名成“中村无为”以一个夏威夷日侨的身份前往日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意识到。能够给予革命帮助的国家，或许只有日本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绝不愿意看到中国一天天的强大。所以，他们才会支持中华革命党，所以，他才会回到日本，寻求帮助。
相比于党内的许多同志，陈其美从来都觉得他自己更为出色，而且他还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所以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曾经在反清革命时深入青邦的他知道。想要改变现在的局势，就必须要进行一些事情，所以他比其它人更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其它的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日本得到100万日元的经费，这一笔经费，甚至超过日本人向中华革命党提供的资助。而他游说日本人的方法非常简单，他要刺杀李子诚！
李子诚是连云系的核心，是国社党的核心，只要杀了他，所有人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袁世凯，到那时，一场新的战乱就会由此展开，这一点。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同样也尝试过，但一次又一次，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失败。
陈其美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多次刺杀的失败。更加重了他行动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李子诚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以完成这一使命，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他甚至都没有和潜伏在天津、北京等地的党内同志联络，只是一门心思的作着他的计划。
几天前，他会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计划的执行问题。
早在一个月前，中央警察总局就破获了旨在刺杀国会议员的一个潜伏的革命党团体，大量的党内同志被逮捕，随后革命党京津两地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也大都大为丧气。
现在，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恐怕也不愿再提供任何帮助了，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又要如何执行这一计划呢？
为了能够保证这一计划的执行，陈其美通过其它渠道，通知潜伏国内各地的组织，要求他们的刺杀制宪代表，以阻止制宪会议的召开，从而转移中央警察总局的注意力，而现在为了保证制宪会议的安全进行，中央警察总局和军法执处对大量的革命党组织进行搜索，数以百计的同志被逮捕，被捕者受到审讯，多个革命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中央警察总局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
而这一计划，在转移了中央警察总局注意力的同时，却又增加了另一个计划的执行，正向陈其美给先生发去的电报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实一样——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中华革命党在中央警察总局和地方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此时，陈其美却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
“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人……”
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理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中央警察总局有一本厚厚的档案，至于他自己，根本就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又过了十几分钟，陈其美穿上外套下了楼，离开了他的住所，如果说，此前，他所思索的问题是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去执行他的那个计划，那么现在，他所需要的思索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那个计划变得完美而没有任何不足，从而保证一击得手。
第101章袭击
“远征军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考验，对于中国军人是一场考验，同样也是一场检验！”
如果说，在民国四年年末直到五年年初，在中国有什么军队的最具知名度，最令人向往，恐怕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陆军——中国远征军了，尽管中国远征军是由中央陆军、边防军、江苏陆军以及各省省军和新招募士兵组成，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些军队换上远征军军装之后，进行一次的筛选，这种筛选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体能、战术等方面的筛选，在一批素质低下的士兵被淘汰的同时，同样有一些素质高的士兵或者军官被淘汰，原因非常简单，让他们存在于远征军中，很有可能对周围造成恶劣影响，比如，一些个人色彩浓厚的、地方省军的“暗棋”等等，尽管数量几乎可以少到不计，但是总有一些人被淘汰，不过与过去的淘汰不同，当他们被遣散时，士兵可以得到200元遣散费，而军官随着军衔的增加，遣散费则分别不等。
难免的，在遣散过程中，会有一些人对中央心怀怨言，在天津，经常会有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穿着没有军衔的军装，成天不务正业，在酒馆内发泄着对政府不满的同时，做一些偏门捞钱。
这几乎是古来有之的现象，在历史上，任何一次部队遣散，总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过去是，现在同样也是，这些常期生活在军中的人，回到社会之后，为了挣钱，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常人难以想象之事。
在“总理巷”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国务总理官邸的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10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
王玉坤驾驶的770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他的汽车后面。这时，是下午3点50分。这一小车队驶出总理巷，进入主街，随后便车队继续向前朝着城外行驶着。
今天是“京津公路”完工的日子，京津公路长达147公里的四车道公路。全部采用沥青石子炒料铺就，交通标识同样也是交通部新晋通过的现代交通标识，这条公路缩短了北京至天津的距离，搭乘汽车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天津，远快于火车。
在某种意义上，是华北第一条现代意义的公路，同样也是国务院主导的重点国内交通工程，而在外界看来，这条公路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总理，因为每个月，他都会至少去一次天津，以视察工业区的建设。毕竟，天津大港工业区是中国北方实业的样版工程，即便是用举世瞩目来形容亦不为过。
而在车队驶出总理巷之后，在在大道边的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骑着摩托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五月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因为总理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车队通过。小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朝着城外驶去。而此时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驾驶着汽车的王玉坤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城门，直奔通往京津公路的方向，而这时，后面跟踪的骑着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这个车队是驶向郊区的京津公路驶去时，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茶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茶馆里的公共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公共电话，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新鲜玩意，不过刚刚出现于街头几个月，但却很大的方便了许多人，就像现在，亦方便了这个青年。
这时，在北京的郊外，马跃武正在焦急的等待着。曾经，他是一名江苏陆军的士官，却因为他在远征军军营中发表不合适的言论——李子诚为了权力牺牲了江苏，而被强制退役，虽说他得到了350元的遣散费，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李子诚的敌意。
因为他认为李子诚把江苏陆军派往法国，是对他们，对他们这些军人的背叛，对他自己来说，是他为了个人权力，背叛了那些无比信任他的士兵，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都在天津，直到几天前。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这是青岛产的啤酒，在“胶澳事变”期间，他便爱上了啤酒，服务员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收音机去了。他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
“很好！”
随后他就放下了电话。
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街对面，一个青年妇女把她一楼套间窗子上的纱窗帘放了下来，转身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十几人说：
“走的是第二条路线。”
其中几个青年人，他们显然不是什么老手，听到女人的话后，他们立即停止了搓手，然后有些激动跳起身来，其余几个人年龄较大，也不那么激动。
他们之中有一个老于此道的人，是家有钱，他是四川人，在清末时曾是土匪，后来机缘巧合参加了保路运动，在四川省陆军建立后，成为省军中的一个连长，原本以为能在军中混一辈子的他，却意外的被征入远征军，对此，他非常抵触，原因很简单，他不想死在洋人的地界上，所以，他主动申请退役，但是见惯了天津的繁华世界之后。却又不愿回四川，于是便在和其它一样，在天津捞起了偏门。
可以说这间屋子里最危险的人就是他，为了钱，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是众所周知的，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则是一笔高达六十万元的巨款。
当这个女人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这几个个男人通过楼房的后楼梯来到了一条小街，那里停放着三辆汽车，都是从租车行租来的汽车。
此时是3点55分。
在那个人找上门之后，马跃武。这个曾经的机枪组组长，亲自花了几天的时间研究行刺地点、测量射击角度、计算车辆的速度和距离，以及拦截车辆所需要的火力，曾经在江苏陆军接受的系统机枪训练则成为了最佳的助力。
而这一次他选定的地点是通向京津公路的一条主要交叉路。计划是这样的：第一组由带长枪的射击手组成，他们在不到交叉路200米的地方向总理的汽车开火。他们躲在停在路旁的一辆汽车里，以非常小的角度向开过来的车辆射击。根据他的计算，等到前面一辆车开到和面包车并排的地方时，应该有至少一百发子弹穿过那辆车子。为了这次行动，他们甚至花高价。通过在军队中的关系，购到了六支冲锋枪。
等到总理的汽车被迫停下的时候，由革命党成员组成的第二组，就从路边拥出来，以近距离猛扫，把总理的警卫人员干掉。然后两个小组会合到一起解决总理一行人等。事情成功后，跳上接受他们的三辆汽车撤走。
4点15分时。两个小组的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