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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办的，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刘炜（上海大鲨鱼队、国家队队员，姚明最要好的朋友）：我和姚明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学的篮球场上，我们是对手。我们都没上市体校，因为我们的父母都不希望我们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时我比姚明球打得好。他已经很高，差不多两米了，但打球并不很好。他的水平直到去了东方青年队才真正提高了。好笑的是，因为我和姚明一起长大，我一直不觉得他特别高。他从未一下蹿很高，只是从小就比其他孩子高，然后一直稳步地长。
我们成为朋友后常一起打电子游戏。我玩打斗或战斗游戏绝了，而他老是赢射击游戏。
我们没太多钱，每个礼拜带着攒下的钱去游戏厅。那时候最喜欢的游戏是“街霸”。
我13岁半的时候知道自己有机会当职业篮球手。那时大鲨鱼队邀请我试一下他们的青年队。当时他们还不叫大鲨鱼，而只是上海篮球队，一支乙级队。在我加入大鲨鱼的前两年，他们在乙级联赛中拿了第二。前两名升级，后两名降级，这样上海队升入甲级，成为了大鲨鱼队，因为甲级队必须有别名。你知道那年乙级联赛的冠军现在已被降到了丙级。他们的资金用光了，好的球员都离开了。
球员可以加入CBA任何一支球队，但大多数人选择离家近的球队。很长一段时间里，八一火箭队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作为军队球队可以在全国物色球员。球员要做的就是同意入伍，进了八一队既不用为钱操心，也无须去打仗，待遇很不错。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进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
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
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壮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队。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一步步来，不要跳过步骤，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那个水平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那也是进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会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的成就。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到国外比赛，甚至是没有机会走出亚洲去比赛。加入青年队后，上学时间就很少了。前6个月，我们每天训练10个小时，一天4堂训练课———6：00—7：30，8：30—11：30，2：30—5：30，6：30—8：30。6个月后教练说：“好吧，现在开始一天只要练4小时。”其实那还是很多的，但10个小时都练过了，这就不算什么了，我们好高兴。
刘炜（国家队队员）：我试着不去想早期青年队的日子。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跑，不停地练。连续6个月，我的头发都没有干过。不过姚明和我两个人来自同一区，打到最高水平，不是偶然的事情。我们俩互相依靠和促进，那种帮助是很大的，别的球手就没有那样的幸运。
姚明去了NBA之后，我在大鲨鱼，有一次连输5场，他打来电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我
该怎么做。此后我们5连胜。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三秒区，只想从外围投空篮，作后仰式跳投。不过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投空篮的机会。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
。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中锋。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
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一会儿，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从每个教练那里我都至少学到一点。我爸有个队友王至光，只有1米93，但他带个子很高的队员，是个很棒的教练。他教了我许多中锋的技术，可惜他教得太早，我大些后才领会他所告诉我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防守的时候，对进攻对方的估计，要和拿球时判断他们的防守一样。他还教我防守和进攻一样可以做假动作。更重要的是，不管在球场哪一头，都要让对方担心你对他们做的动作，而不是考虑他们想对你做的动作。
我在大鲨鱼的第一年常常坐板凳，没有人喜欢做替补，但王至光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说，有时候比赛开始时坐板凳有好处，因为你可以趁机观察对方的进攻队员。你可以看他们喜欢怎样打，发现他们那些打法是好是坏，看出他们的弱点。这样，当你上场的时候，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了。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被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憨厚，太天真。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惟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后来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爱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命令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跟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许多时间不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进入上海青年队后，我开始与队友们住在训练营里，周六晚回家，周日晚返回队里。从13岁一直到17岁都是这样。17岁时我去了北京国家青年队训练营，那以后每三四个月才回家一次。
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时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已经结束。但当时人们仍能感到文革给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毛主席曾说：“人多力量大。”或许也应该想到是：人多，消耗的粮食也多。
我很小的时候，每件东西都是定量供给的。政府发粮票购买食物。粮票不同于美国的食物券，因为还是要付钱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你得有粮票，同时在有粮食剩余的时候才能买到。如果票用完了，就算有钱也没办法。什么东西都要票———食物、布、收音机。不过我记得我家一直都有电视。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困难时期我在上海长大。1978年，我父亲在单位的抽奖中彩，买了一台电视。政府把每种物品按照一定数量分配到每个单位。单位的领导会举行一次抽奖，来决定谁能购买哪样东西。抽到奖后，我父亲要连夜在商店门口排队，因为不能保证每个有票的人都能买到电视。结果，买到的是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我父母会把电视摆在外边，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有时有200多人聚在一起观看这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
1985年后就再没有定量制度了，但有些人还是收集那些票，当收藏品。现在有些票很值钱。在国内有票证交易的场所。我小时候收集过一阵，但放弃了，没耐心。当你看票上的图片和文字时，你能想像出中国当时的情形和人们的思想历程。曾经到处都能见到毛主席的画像，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赞歌。对于很多中国人，他像一个神。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着他。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会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我开始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我就这样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们带姚明到医院，看有没有办法恢复他的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