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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牺牲）取得联系，经常通信，每年寄去她最喜爱的铁观音茶和两瓶绿素酊。
1958年（55岁）
初春，成为外语系“火烧”的一面“大白旗”。他的“天才教育论”遭到猛烈的批判，不得不作出检讨。在住宅前辟出一块园地养鸡种菜种中草药，养鸡、鹅、鸭竟达七八十只之多；取得经验后，又开始养猪；在“知识分子情况动态”上被斥为“对抗运动”的一个新花招，但依然我行我素。当年的批判文章记载着他七十多个“老子天下第一”的内容，诸如喝酒第一、体育第一、种菜第一、气力第一、制药第一……
10月，随法语专业师生下放广东东莞县麻涌公社，在公社突击队“红星队”参加劳动，“无论抢割、深耕、打禾，均获‘放卫星’的表扬”。作诗《麻涌公社杂咏》四首。
1959年（56岁）
作诗《春来》二首。
1960年（57岁）
至广东惠阳西湖游览，作诗《惠阳西湖小唱》四首。
1961年（58岁）
8月31日，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名义设宴款待从四川来探访陈寅恪的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陪宴者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梁宗岱夫妇与冼玉清、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在被请之列。
9月1日，晚，与夫人甘少苏出席中山大学在黑石屋招待所餐厅所设款待吴宓的宴席。
广东政协委员参观虎门要塞及林则徐纪念馆。作诗《虎门怀古》七首。
1962年（59岁）
往海南岛参观，作诗《海南小诗》二首。
2月，针对中山大学黄海章教授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两篇讨论《文心雕龙》的文章，作《论神思》一文，为后半生40年间留下的唯一一篇文学论文。
3月29日，《论神思》发表于《羊城晚报》第二版。
同年，还在《羊城晚报》发表《我和体育锻炼》一文。
6月，甘少苏申请去澳门探亲。
8月25日，甘少苏乘船到澳门探亲3个月，去香港探亲1个月。香港大学获悉甘少苏来港，派专人向甘少苏表示想聘梁宗岱来港任教；众亲友欲想办法让梁宗岱夫妇双双留在香港。甘少苏虽动心，但知道梁宗岱决不会离开大陆，乃拒绝之，回到广州。此行甘少苏在亲人影响下成为基督徒。
写《罗丹论》（1984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题记》。
有油印本《梁宗岱诗选》，收1958…1962年旧体诗20首，尾附1940年《赠甘少苏》1首。
1963年（60岁）
暑假，带药到新会中医院作临床实验，所有药品皆免费赠予。临床实验很成功。医院不断派专人来梁家取药。
所制“绿素酊”“文革”前曾在中山医学院化验，结论为能杀“一切”菌、消炎。
1966年（63岁）
5月13日，法国女作家奥克莱寄来3本法国草药书，梁宗岱极高兴，每天捧着看，说：“我以后不搞文学了，就看这种书。”“现在我才知道，学文学学错了，我应该学理工，在这种情况下，搞理工还少一点麻烦。”
5月，“文革”开始。一开始，就已预感到这是一场大灾难，对甘少苏说：“这次运动非同小可，刘少奇一定要遭大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些小虾子，也不能幸免。”不久，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外墙上，红卫兵给他戴上纸扎的牛头，胸前挂4个白兰地酒瓶，拉去游街。
7月28日，第一次被红卫兵抄家。所存罗曼·罗兰、瓦雷里等人的书信、签名照片、赠书及甘少苏的全部剧照等皆被烧毁，几十年的著作、手稿（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上卷、续译蒙田散文20余万字等）尽被付之一炬。家中古董、衣物尽被抄走。梁氏夫妇被赶到花园里目睹这一切。
秋，在强迫劳动的场地上，当众说：“江青不是好人，昨夜听到香港广播，我相信有事实根据，不冤枉她。”
抄家破坏最大的一次，4个红卫兵（李忠文带队）从下午7时至10时半，将能吃的全拿走，不能拿走的全部打烂或破坏……极尽破坏之能事。最后，梁宗岱连一条长裤都没留下，只剩下4条短裤，2件汗衫，甘少苏只好将自己的一条长裤改了给他穿。从此，处境极艰难。梁宗岱很坦然，能吃能睡，对甘少苏说，即使被打死也不自杀，并要甘少苏也保证不自杀，决不落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1967年（64岁）
9月，新会中医院最后一次来梁家取药。梁氏夫妇坚持只要有人来取药，就不能让人空手而归。为制药，梁宗岱特别是甘少苏吃了不少苦。
1968年（65岁）
5月9日晚，在中山大学工人村饭堂批斗外语系主任戴馏龄，梁宗岱陪斗。散会出门时，被十几个大汉用软鞭、铁尺、自行车链条殴打，全身要害呈黑色，头被打破，深可见骨，流血不止，回家用自己研制的“绿素酊”医治。6天后痊愈。
5月15日晚，第二次被批斗。中山大学的“牛鬼蛇神”跪在台前，被因人施刑。对梁宗岱，是要弄瞎他的眼睛，因为他读书多，放毒就多。梁宗岱眼眉被踢破，额头被摔破，血流满面，头脸肿大。
5月23日晚，第三次被批斗，腰部要害处被打。回家后话都说不出来，差点气绝。
5月29日，第四次被批斗。在教室里，青年教师用扛桶（一说为抽屉）装满石头，两头扎着铁丝吊在其颈上踢着荡秋千，差点将其颈上大动脉锯断，致满颈流血。取下扛桶后，腰成九十度几乎伸不直。临出门时，又被人用长凳尽力一打，当时即神志不清，乱行乱爬。当时红卫兵说：试试他的药，打到他死去活来，几天后又可以出来劳动。
“文革”中，中山大学打人出名。梁宗岱是教师中被打得最严重的一个。本来极为健壮的他，身体渐渐亏虚。香港第二次风传他已不在人世，友好们再度为他举行“追悼会”，以至中美建交后，他女儿从美国回大陆，也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12月20日，到粤北砰石山上的砰石干校劳动。
1969年（66岁）
戴馏龄教授回忆，在粤北干校管制劳动中，曾被强迫游街示众，农民在一旁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事后梁宗岱对他说：“叫农民骂刘少奇，没良心，经济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救活农民的呀！”
在干校专干重活。粤北山上天寒地冻，穿得十分单薄，脚上生冻疮，并感染败血症。一次带病下山背米，经过一小独木桥时跌落山沟；在山下买两斤白糖从树上抓雪和着全吃下，才坚持回到山上干校。患急性黄疸肝炎，血尿3天。病情急剧恶化，瘦得皮包骨。从此开始全身收缩。
3月12日，病危。被8个年轻教师轮流抬下山，送回广州，至中山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急救。高烧39℃，已不能开口服药，医生吩咐准备后事。幸甘少苏接站时随身带了五百毫升“绿素酊”，通宵用滴管给他滴服完。翌日晨，体温降至38℃，医生方同意收入病房。后靠“绿素酊”换敷、按摩、服用，约两个月后出院。在家休息数月。
9月，下放惠阳干校（英德农场）养猪，负责管理50多头猪，因种的椰菜不够喂猪，只好天天上山找野菜，曾跌伤两次，从此落下脚疾，行动不便。
11月3日，被宣布“解放”。夫妇俩总算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文革”中最艰难恐怖的一段历程。此后甘少苏常从噩梦中惊醒，梁宗岱总安慰她：“我们这是从地狱的最底层往上走，只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是年冬起（一说1971年起），继续接待各种上门求医求药者，药品全部免费赠送。补发的工资和退回的1万元存款全花光在制药上，节衣缩食勉力为之。以罗曼·罗兰的话作为信条：“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所要做的——一个人。”
1970年（67岁）
10月，中山大学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梁宗岱随调至该院（一说为1969年9月）。校舍在白云山下，搬家过去。
被派带学生到工厂“开门办学”，一学生恶作剧，故意将梁宗岱的眼镜从桌上丢落在地，在他弯腰去拣时，那学生从后一推，他猛地跌倒，左手骨折；待他想坐到椅上休息，那学生又突然将椅子抽开，他又跌了一跤。学院要该学生检讨，该学生竟说：过去这么多人打到他死，如今才打断手算什么？
1971年（68岁）
时，广州外语学院编写教材、编纂《法汉辞典》，须迎合“形势”，学院要梁宗岱修改文稿，被他拒绝，因此没有工作可干。虽饱经磨难，但性情不改。在号召批判十七年黑线时的小组会上发言说：“（十七年）不是黑线是红线。比起现在，十七年有哪样不好？我送刘少奇十六个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976年（73岁）
二女儿思清全家回国探亲。
10月，闻“四人帮”被捕，燃放烟花一小时以示庆祝。嘱留下一半烟花，等邓小平上台再放。不久，参加广东政协招待会，一气吃了许多茶点，大家感到惊奇，梁宗岱说：“我不是贪吃，是高兴，心情愉快，我要让大家看看，我尚能吃饭呀！”将制药赠药的事全交给甘少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上，只几个月即完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重译。
1977年（74岁）
3月2日，复信给卞之琳：“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燃放所存另一半烟花一小时。
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恢复广东政协委员身份。
1978年（75岁）
4月，重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54首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冬，“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于广州，当选为理事。
因腿不方便，几次摔倒。
1979年（76岁）
10月20日下午，来广州的胡乔木约见梁宗岱夫妇，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让它们全部出版吧。”欲介绍梁宗岱为孙冶方和许立群治病，以引起专家和有关单位对绿素酊的重视。
不久，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住北京市第四招待所。
10月30日，出席第四次文代会。
11月，当选为第四届中国文联理事。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梁宗岱选集》，为“中国现代文选丛书”之一，壁华撰前言，分《诗歌论文选》《诗选》《译诗选》三辑。
写出长达一万二千字的自述《我学制药的经过》（初稿）。
1980年（77岁）
3月，身体开始不适，大小便失禁（一说大小便失禁在勉强译完《浮士德》之后）。但不去看病，仍坚持不停笔，直到在两个月时间里将年初开始重译的《浮士德》上部译完。欲休息10天接着译《浮士德》下部，以纪念歌德忌辰150周年，但因用脑过度，已力不从心，不能写字。
3月16日，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二医院，确诊为脑动脉硬化。仍念念不忘完成重译续译《浮士德》下卷和《蒙田试笔》、写《狱中记》和一部自传，等等。
病中，在加拿大行医的李惠民愿出15万港币买下绿素酊药方，在加拿大或香港生产，并保证承认梁宗岱的发明权。虽条件优厚，但为甘少苏拒绝，因梁宗岱的心愿是将药方无偿献给国家——只要国家能承认绿素酊的药效、批量生产，让民众受益。梁宗岱知道甘少苏的决定后，深赞其相知之深。他曾不止一次对甘少苏说：我的制药的影响，将来会比文学影响还要大。
将《浮士德》上部译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未能由该社出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78岁）
因医院维修，搬回家住。女儿思薇和丈夫（中国史专家）带孩子第二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梁宗岱三个孩子在美国留学后都在那里谋职安家，沉樱也迁居美国。
到从化疗养院疗养，却得不到治疗，并不断催其转院。
10月，转院至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治疗9个月。
所译《歌德与贝多芬》（原译名《哥德与悲多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982年（79岁）
7月28日，因医护人员态度不好，出院回家，自行服用绿素酊和草油精，请按摩医生按摩，约半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
1983年（80岁）
年初，改任中国文联顾问。
3月，《梁宗岱译诗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梁除《浮士德》外的主要译诗191首（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7月22日，因感冒引发血压升高，再次住院。
7月24日，肺炎，高烧至39。6℃，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甘少苏用绿素酊外敷肺部和褥疮。第二天体温下降。医生不许内服绿素酊，甘少苏偷偷给他服用，并每天吊注6支先锋6号。病情渐渐稳定。
9月中旬，大女儿思薇和丈夫来中国讲学，途经广州看望梁宗岱。
9月30日，医生误诊输液胶管断裂于体内，做手术5小时，打麻醉针3次，后发现胶管并未断裂。当晚，医院发出第二次病危通知书。甘少苏偷偷给他服用绿素酊，护士默许之，病情渐渐好转。护士会上，有护士提出公开给他服绿素酊，护士长、医生因此知道他私服自制药，从此看管更严，甘少苏遂无机会给药。
戴镏龄说，在弥留之际，梁宗岱“不作呻吟，而是发出雷鸣般的巨吼，震动整座楼房。这位才人临死依然变成豪迈粗犷异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连续的巨吼代替天鹅绝命的长鸣，以发泄他的无限悲愤”。
11月5日晚，一直咳嗽，十分痛苦。
11月6日清晨，医务人员来抽血8毫升，抽至3毫升即无血可抽。8时40分，因脑动脉硬化兼败血症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一医院去世。
11月15日，在广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参加者四百多人。送花圈的个人中，有胡乔木、巴金、朱光潜、卞之琳、王力、冯至、罗培元、欧阳山等等。骨灰安葬于革命公墓。朱光潜作挽联：“毕生至亲，既丧逝者行自念；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在人间。”
附：
1984年
春节前夕，甘少苏将梁宗岱生前全部藏书捐献给广州外国语学院，共计3600多册，其中法、英、德、俄文书1500多册，外文工具书125册，中文线装书1500多册，其中多有珍贵和纪念意义的书籍。广州外国语学院在图书馆内设立了“梁宗岱教授藏书阅览室”。
甘少苏决心将梁宗岱和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诗与真二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梁宗岱译里尔克《罗丹论》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5年
甘少苏接受钟敏慧建议，将梁宗岱的骨灰移葬至教会墓地，并在旁边准备了自己的墓地。
1987年
梁宗岱、黄建华译《蒙田随笔》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分22篇由梁宗岱翻译。
1988年
4月11日，沉樱于美国去世。
1989年
甘少苏写出《宗岱和我》。
1994年
1月1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梁宗岱遗诗《圣诗三首》，并刊载彭燕郊所作《附记》。
1998年
《梁宗岱批评文集》（李振声编）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1999年
甘少苏《宗岱和我》出版（重庆出版社）。
2001年
梁宗岱词集《芦笛风》（黄建华译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床上
戴 来
老张不无厌恶地推了推身边那个体积庞大的朱秀美，后者此刻正仰面而躺，打着震天响的鼾，一点反应也没有。老张手脚并用，在他的手推脚蹬中，鼾声戛然而止。打鼾是朱秀美10年前添的毛病，45岁以后，她突然发起福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让老张想不通的是，说胖就胖，连一点过渡也没有，他感觉好像有一天醒过来，猛然就发现自己娇小的老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老张觉得“一口吃成个胖子”这句话说的就是朱秀美。
与此同时，老张却在令人担忧地瘦下去，瘦下去。他的睡眠一直不好，长期靠安眠药入睡，最多的时候，他得服3片，而且在入睡之前和入睡初期，周围还不能有一点声音，否则等于没服。只是近年来，朱秀美的鼾声让安眠药失去了药效，服得再多也没有用，反正只有等朱秀美睡醒起床了，老张的这一觉才能真正开始。有时候，似乎是睡着了，但其实只是半梦半醒地悬浮在朱秀美的呼噜声上。对老张来说，睡觉是件特别辛苦的事，噪音、废气和没头没脑的胡思乱想充斥着他的睡眠。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每天老时间老地点，呼噜声依旧回荡在这套使用面积为59．8平米的两室一厅里，粗鲁地撕扯着老张可怜的睡眠。一度，朱秀美接受儿子的建议，打算去做手术，但在决定去做手术的前两天，她的眼皮跳得厉害。这辈子，除了生孩子和探视病人，她和医院基本不打交道，有个头疼脑热的，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病人。朱秀美忧心忡忡地生活了两天，那两天她奇迹般地没打呼噜，似乎一个做手术的念头就把毛病治愈了。可那两天朱秀美是怎么过的呢，白天蔫蔫地坐着打盹，猛然就会很惊悚地睁开眼，紧张地看看四周，确认不是在医院，她才重又闭上眼。晚上则几乎不睡，想到就要去医院了，躺在手术台上，旁边站着一身白、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手里拿着血淋淋的手术刀，朱秀美浑身就是一激灵。弄不好自己这条命就留在那儿了，朱秀美越想越害怕，恍惚中，仿佛这会儿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
老张实在看不过去了，违心地说了一句，要不就算了吧。没想到，心惊肉跳的朱秀美就此打消了做手术的念头。这样，当天夜里，心宽体胖的朱秀美又打起了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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