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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做女人
为了尽快找到改变性别的方法，张克沙开始学习外语，希望从外国书籍中了解到更详尽的资讯。他晚上去一所外语学校上课，因为害怕，常常有战友自愿充任“护花使者”，接进送出。
在部队的一年多，由于作息有规律、营养丰富，加之不常晒太阳，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了。妈妈也说他的皮肤洁白如玉，这更让他高兴，觉得这是做女人的必备条件。
但是，在军队这样一个讲纪律重规范的严肃的环境里，一个男扮女装的怪人所招致的非议是可以想见的！往大点说，还是个政治影响的问题。
终于要离开部队了，张克沙虽然感到有一种未遂心愿的遗憾，但从此可以脱下军装，堂堂正正穿自己喜欢的女装，又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
他的头发越留越长，他去商店买女装衣裙、女式皮鞋、手袋，女性所有的物品他都悉数购齐。到他正式退伍的那一天，他已经拥有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女性外表了。将军夫妇见了，表面没说什么，但旁人异样的目光，却让他们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这样，1982年4月，将军夫妇将克沙带回了长沙。
1982年11月，克沙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病史研究室的阮芳赋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由环境影响造成的同性恋问题。这是克沙在国内最早看到的有关同性恋问题的专业论文。在80年代初还相当保守的中国社会，谈论同性恋的问题已经很是惊世骇俗的了。他很感兴趣，就像漫漫长夜里忽然遇着光明，他满怀希望，连夜挑灯疾书，详述自己由小到大的经历，大胆倾诉渴盼成为女性的愿望。他求助阮先生，希望通过做手术尽快改变性别。
这封信引起了阮先生的高度重视，他当即回信，指出克沙所患为“性身份识别障碍”症，多为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所成，患者表现出对与生俱来的自身性别的强烈的不认同感。阮先生分析说：变性手术在国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在国内则尚无先例，从我国国情出发，真正要行此手术，可能还需相关管理部门的特别批准，因此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末了又安慰说，如果克沙条件允许，不妨先来北京检查一下自身的条件是否合适，再作结论不迟。并且介绍克沙找在整形外科方面颇有影响的北医三院整形外科的王大玫教授。
多年的企盼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克沙喜不自禁。
手 术
1982年12月中旬，张克沙到北京后先在离北医三院最近的二舅家安顿下来，然后再与阮先生通电话，约定第二天在北医三院见面。
傍晚，舅妈和表姐们下班回家。本来，大家很久没见克沙，彼此都很高兴，但见到克沙俨然一个大姑娘模样，都十分惊讶。特别是听说表弟是来北京做变性手术时，表姐们伸伸舌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了。剩下舅舅、舅妈对外甥的这个荒唐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他是头脑发热，且不说变性手术能不能做、要不要特批，就是同意了但做不好怎么办。“就算做成功了你也是个假女人，你以为你就能像其他正常女人那样结婚生子过上好日子？”这话像刀子一般剜着他的心。他自己又何尝不担心社会能不能接受呀！但自小就认定自己是女孩而非男孩的他，视变性为人生惟一的追求与目标，他无法忍受以男人的方式和形象生活下去，甘愿冒最大的风险也绝不退缩。因此，任他们如何劝导，他却木人一个，不吭一声。
晚饭后，克沙给在国际关系学院当教授的大舅、大舅妈打电话。大舅曾留学日本，算是见过世面，对变性的事并未有太大的惊讶，而大舅妈是日本人，很开通，见识自然很多，她认为变性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只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这让克沙欣喜不已！在北京所有的亲戚当中，克沙总算找到了支持者。
与阮先生约定的时间很快到了，他顺利地找到了阮先生。阮先生仔细打量了克沙一番后说：“没见你前我一直为你的外形担忧，但现在不必了。从你外形上来看，不但已找不出任何男性的痕迹，没想到还相当漂亮，就连笑也十分女性化，很好，很好。我这就带你去见王大玫教授，她会尽力帮你的。”
阮先生的话让克沙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预示着变性有了极大的可能。
王大玫教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她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了张克沙，仔细地询问了张克沙的心理状况，又为他做了初步的身体检查。
她热心地告诉克沙：“从你的身体情况来看，要做变性手术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这样的手术在国内还是史无前例，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国家的政策是否允许。”
克沙一听就着了急：“万一国家政策不允许，那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还过着男扮女装的生活，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粮票，甚至为了讨生活有家难归！”他越说越激动。
王教授问他：“如果万一上面不批准你会怎样？”
张克沙不加考虑地说：“不行就从窗口跳下去！”
王教授此时已知道了他的决心有多坚定，安慰道：“你不要急，我会为你去了解一下卫生部的有关政策。你先回去，下个礼拜一，我会给你准确的答复。”
不久，精神科专家杨华渝医生为张克沙进行了身体检查，郑重出具了医学证明：“易性症，经内分泌治疗、心理治疗均无效，仍坚持做变性手术。建议转整形科进行治疗性转变性别手术。”石龙的陈厂长也寄来了“单位同意书”，完全按他的草稿抄了一遍，然后盖上公章，克沙只需在“换生手术”的“生”字前加一个“忄”，就变成了“换性手术”。这一招还是阮先生帮他想出来的，让他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
办好相关手续，到张克沙住进北医三院整形科时，已经是1983年元旦过后。因为手术特殊，一切差不多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别说是同科室、同房的病友不知道“她”究竟要做何手术，就连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也被蒙在鼓里。他住的是小病房，同病房还有一个患尿失禁的邯郸女孩小芳，小芳妈妈每天要为女儿换很多尿布，放在暖气上烘，整个病房里充满了尿臊味。为此，小芳妈妈一再地向克沙道歉。
但克沙没有任何怨言，对变性的期待和兴奋早已占据着他整个的心房。
多少年来，性别错位一直困扰着他，给他带来人格和心灵的摧残，使他在日常生活里尝尽了生不如死的苦楚。在熟人眼中，他是个不男不女的怪胎；在陌生人面前，他是个偷偷摸摸的心虚者。很快，这一切的一切将随手术而得到解决，以后，他再也用不着为减轻家人的负担而离乡背井、男扮女装做打工妹，他将成为一个有户口、有粮票、有工作的正常人。
块垒一朝落地，他所有的不止是如释重负的长叹，更是身心俱展的解放！他做了二十年的女儿梦，很快就会成为现实，这使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完全沉醉于幻想之中，甚至设想出成为女性后的种种生活场景。凭他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然后结婚，过甜蜜的小日子，对心爱的男人极尽柔情，毫无顾忌地尽享女人应有的快乐……
他因自己美妙的设想而兴奋异常，双颊绯红。
他在洗澡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因服用女性荷尔蒙，他的胸乳已有些隆起，而很快，他还会拥有一对丰满、高耸的乳房；而双腿间那个他极端憎恶的男性小东西亦即将化为乌有，代之的是女性美丽的下体。他为这将至的幸福而欢欣鼓舞！
期待的一刻终于来临。
1月10日早上，克沙被推进了手术预备室。他全身赤裸，让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他作为男人的最后的一张相片。然后他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一丝不挂地躺在了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上，白色的无菌布暂时盖着他。工作人员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各种传感器的导线连接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上。手术台旁边，巨大的监护仪已将生命的体征状态以条条波纹式曲线显现出来。
王教授和她的助手们“全副武装”来到了他的身旁。她和蔼而又严肃地直视着克沙的眼睛，轻轻问道：“后悔吗？你现在还来得及！”
克沙默然不语，他摇摇头，表示自己的坚决。
“好吧，你放心，我们会做得尽善尽美！”说完，她示意可以开始了。
人人各就各位。
麻醉师熟练地将加有麻醉药的白色注射液慢慢推入了他的静脉中，很快，克沙就感到眼皮已不听使唤，头顶上的无影灯幻化成一泓清水，跳跃着音符般粼粼的波光，不一会儿，他就已沉沉睡去……
阴茎和睾丸被首先切除，鲜血立刻浸湿了臀下的白布；
尿道剥离、移位；
利用原男性生殖器的材料作人工阴道成形及外阴成形；
隆胸术，乳房按方案设计成美丽的杯型；
……
据有关资料显示，张克沙的变性手术，因其是中国的第一例，整个过程都有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成为医学史上一个典型的个案。
手术途中，张克沙迷迷糊糊地睁开过眼，并有知觉，还听到王教授在说话：“他醒了，再加点麻药。”
于是，他又迷糊过去。
手术共做了整整十二个钟头。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已经成了“她”了。
她全身沉重得除了眼睛以外，哪里也动弹不得。剧烈的揪心的疼痛让她有了感觉，但疼痛来自何处，她并不知道具体位置。她看到了两位舅妈坐在病床前，二舅妈抚着她的头发说：“你终于醒了，我们也放心了。”
大舅妈也说：“医生说了，手术做得很成功，比他们预期的效果还要好。”
克沙听后喜极而泣——当然，她哭不出声来，只能用泪水表达。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真正的女人了！我终于脱胎换骨了！
这一天，对于张克沙本人和中国医学界，无疑都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只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外界并不知晓，传媒没有任何报道。
很快就到了拆线的日子，莎莎既兴奋又不安。改造后的女儿身会是何种模样？其关键部位是否美丽谐调？种种悬念顷刻就要解开。
在一间门与窗户紧闭的屋子里，王教授和其他几位专家屏声静气地等待着。终于，一个美丽得近乎完美的女性胴体展现在大家眼前，竟然看不出什么人工雕琢的痕迹，“真是鬼斧神工！奇迹呀奇迹！”众人不由啧啧赞叹，王教授满意地笑了。摄影师及时为莎莎拍下第一张裸照以备存档。
因羞涩早已是满面绯红的莎莎，穿上衣服急急冲进了卫生间里，她自己也要好好端详一下自己。当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美丽精致的下体，手握着一对温暖而有弹性的乳房时，她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多少年的苦痛与挣扎终于换来这日思夜想的女性躯体，她总算得救了！她不禁对那位有再造之恩的慈祥的王大玫教授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此时，她已迫不及待地要赶回家去见到自己的亲人，让他们看一看已是真正女人的她。尽管北京的亲友一再留她继续疗养一段时间，但她还是固执地登上了南下的特快列车。
火车越接近长沙，她的心情就越激动。火车徐徐开进长沙站，她一眼发现了静静待在站台的爸爸那辆黑色的“伏尔加”。除了爸爸因身体原因未到，几乎是全家人倾巢出动，倒像是迎接着英雄的凯旋。莎莎高兴地拥抱着妈妈，不停地说：“妈妈，我回来了！妈妈，我好想你，好怕见不到你！妈妈，我现在好开心、好开心呀！”
（节选自《女人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可爱的梁宗岱先生
彭燕郊
近来，重读梁宗岱先生两篇遗文，很有些感触。
在《从滥用名词说起》（《宇宙风》第36期，1937，3）里，梁先生写了对“滥用名词”和“另外两种关系颇密切的通病：论理不严密和举例不恰当”的批评。使他忧虑而不得不批评的是这种通病竟出现于“现今特别成功的散文家”朱光潜和李健吾笔下，“并且两者都是标榜着‘艺术’，‘匠心’和‘风格’的”，“竟这样疏忽，这样苟且：源头既如此，流弊可想而知了”。
梁先生在把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细心重读一遍时，发现这部“七八年苦心研究的结果”，“当前中国文坛甚至学术界难得的收获或努力”的著作，“其中提到音乐（其实岂止音乐？）时，十九是和音乐本身不相干的。譬如：‘意绪颓唐时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便觉慷慨淋漓’”（37页）。梁先生认为：“慷慨淋漓已经是不着边际的字眼，在悲多汶（今译贝多芬）一切音乐中独拿来形容第五交响乐更难以索解。”梁先生进而提到：“但这止于不相干而已；还有简直和原作的精神完全背驰的，譬如‘刚性美与柔性美’里的‘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曲和第五交响曲固然像狂风暴雨，极沉宏悲壮之致。而月光曲和第六交响曲则温柔委婉，如怨如诉，与其称为‘醉’，不如称为‘梦’了”的明显错误。因为关于一般交响的结构和第三交响乐，他在《论崇高》（《诗与真二集》43页）里已有过论述，这里就“单想提月光曲，因为，或由于望名生义，或由于道听途说，这曲奏鸣乐（Sonate）在中国文坛里代表一种温柔委婉的如梦的境界的，恐怕不仅对光潜一人。首先，我们要认识《月光曲》并非这曲奏鸣乐的本名，而是后人以讹传讹传递下来的。如其它所描写的是月夜，那就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而绝不是一个平静凄美富于东方色彩的女性的月夜”。实际上，“全曲所给我们的主要印象，除了一曲奏鸣乐应有的低沉或温和的部分外，是狂风，是愤怒，是热烈的雹，是躁暴的拘挛，而最后——这差不多是悲多汶一切音乐的结论，也就是造成他的独特的伟大之处——是那支配和接受这狂流的尊严的力。”接着，梁先生不胜感慨地写道：“虽然音乐欣赏是极主观的，一本这么严肃的大书具有这种误解总不能不算一种缺憾。”
梁先生“正在为这些枝节所烦扰的时候”，收到了李健吾先生寄给他的《咀华集》，戏剧家李健吾用笔名“刘西渭”发表一系列创作批评，很受注意，这本书是他的第一部批评文集。梁先生“很愉快地一气把《画梦录》的批评读完了。但人间的愉快似乎永远不能纯粹的，因为不幸在这篇文章里又碰到至少两次同类的滥用”。其一是：“每次我读何其芳先生那篇美丽的《岩》，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终于零乱散碎，戛然而止，”这样，梁先生又不能不指出：“这里所谓生风尼自然就是交响乐。《岩》确是一篇美丽的散文或散文诗，拿来比肖邦的《夜曲》，比特比西（今译德彪西）一些钢琴独奏的短调，乃至其它性质极不相同的音乐家的小歌，即使不贴切，至少不至于这么没分寸。因为无论我怎样把想象扩大，终看不出这篇精致亲切的散文和交响乐——音乐中最复杂最完全最宏大最庄严的一种体裁——有丝毫的关系：篇幅吗？气魄吗？结构吗？”接着他更不能不强调：“或者健吾会说相似点是在‘终于零乱散碎，戛然而止’。那么，我很想知道是哪一位音乐家那么昧于交响乐的原理，或那么标新立异，把全曲交响乐中最需要全神贯注，最需要全力奔赴，最讲究秩序，光彩和反复萦回的结尾（Coda）弄得零乱破碎。”其二，关于《花环》这首诗，李健吾先生写道：“他缺乏卞之琳先生的现代性，缺乏李广田先生的朴实，而气质上，却更其纯粹，更是诗的，更其近于十九世纪的初叶。”梁先生认为“这短短一句话至少有两处费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何其芳的诗比卞之琳的更纯粹，更是诗，我觉得两者做到恰好时，都是极纯粹的诗。《距离的组织》（按：卞之琳诗）和《花环》的差异是种类上的而不是程度上的。其次，所谓‘十九世纪初叶’究竟何所指？英国的？法国的？还是德国？华茨活斯（今译华茨华斯）……这些诗人和何其芳有什么共通点？如果单是从‘纯粹’着眼，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法诗人……是否远赛过前半叶的诗人？据我的钝觉，何其芳先生的忧郁沉思的气质，纤腻绮丽的技巧，显然是受英法世纪末作家的影响的。就是从造诣言，他的作品在我们可怜的文坛虽然这么珍贵，却未必能够超过，我几乎想说企及，维多利亚期一些Minor Poets（按：可译作不重要的诗人）……及象征派一些散文家……我知道维多利亚期在今日英国诗界中几乎成为轻蔑的别名，是一些势利的教授和批评家的颂扬时所不屑或最忌用的。但平心而论，如果我们的诗坛目前能够产生半个白朗宁，半个丁尼生，或且半个央文朋，我，至少我，已经喜出望外了”。
为什么滥用名词通病，“连那些出自修养比较深厚的名作家的手笔的也在内，有多少篇能够完全免掉，不，有多少篇不充满了这种毛病的？”梁先生认为，作家所以这样做，“不外三种动机：或想用一个概括的名词来点定许多难表的概念，或想借它的声色来增加文章的光彩，或者，最下的，要对一般读者炫耀自己博学多闻。”这些风气让梁先生感到忧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最后一种只限于一些狭隘浅陋的野心，与我们显赫的作家无涉。不过由于一种过度的热忱或焦躁，我们往往只贪图一时的快意或方便，而忘记了这些名词——从交响乐，《月光曲》以至那比较空泛的十九世纪初叶或末叶——都是有它们特殊的意义，代表一定的事物，一定的品格和性质的。滥用或误用的结果，便是原来有声有色的失掉声色，原来义蕴丰富的失掉意义，临到真正要使用时便觉得无可使用，而尤坏的，连使用得恰当的也无从分辨了。”
然而，通病并不只限于滥用名词，同样严重的是由于治学方法不拈一个：“文艺作品原来不可以一概论，有可以完全从文艺本身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