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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妞儿啊，你没考虑过从一个活鸡变成鸡肉的历史复杂性吗？”
妞儿得意地一笑，“都像你那么没头脑啊，今天我都在我一个姐们儿的家里，在她妈妈示范和我亲自实践下，完成了从一个小女子到‘杀手’的飞跃。”
晚饭又是一如既往地丰盛，照例又有炖得肥烂的鸡汤，一般是我多喝汤，妞儿就吃点鸡肉。“代朗你要多喝啊，听人说门头沟那边这样的正宗土鸡也不多了，以后想喝也许都难了。”随后又逼着我喝了一碗。
妞儿围着围裙在厨房洗碗的时候，我倚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熟练地劳作。流产后的妞儿恢复得挺好，虽然一趟趟往我这儿跑辛苦不已，但在我的劝说下加强了一些她平常动都不动的动物脂肪的摄入，比如那可爱的门头沟母鸡，身体反而逐渐显露出一种丰腴，身段曲线的优美还在，却增加了一种少妇才有的圆润的风韵。
“进入最美丽的时候了。”我心里叹息一声。
“妞儿，今晚不走了吧？”我从背后搂住妞儿的腰，妞儿刷碗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轻声说：“不行。代朗你身体还没完全好要好好休息，另外我跟小蓓说好了晚上还要教她织毛衣呢。”
妞儿的公司给她们几个单身的女孩儿在离国贸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即使在我们的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她也只是在周末的时候在我这里，其他时候一般都回自己的地方。小蓓是她的同事兼室友，一个活泼可爱的大连姑娘。
《对手》四（3）
我坚决把妞儿送到了电梯口，妞儿再三嘱咐：“代朗你不要再熬到一两点才睡啊，那样我会生气的。”
妞儿走了不久，北京忽然下起了雨。还没等我打电话，妞儿的电话就来了：“代朗下雨了你要检查一下窗户关好了没有，你不要担心我，我带着伞呢。”
放下电话，我一时无言，在妞儿走了以后显得空荡、寂静的屋子里，我想起了卞之琳的《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用普通的、大众的观点，我现在是幸福的，但我不知道，这种幸福能否真实和长久。我不是对妞儿没信心，我是对我自己存有疑虑。
《对手》五（1）
休息了一个星期后，我上班了。在妞儿的精心照料下，我不仅从重感冒中迅速恢复起来，甚至比生病前还显得容光焕发。
当我开上车，穿行在北京的滚滚车流中的时候，生病时的所有哀怨、感伤和感激迅速淡化为一股似乎已经很久远的尘烟，我满脑子开始想的就是如何为泰丽公司下一步的营销进行新的策划和规划。
郑天时在我生病期间来过几个电话。一方面是表示慰问，另一方面是讲述公司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打算，“巴西，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啊，佳乐公司现在是步步紧逼，还有新近出现的美丽德也在抢占市场，你不在期间老板从上海飞过来了一次，讲了四个字：形势逼人！如果今年的业绩不达到年初定下的目标，明年上市就悬了。巴西啊，咱们肩上担子重啊！”
其实来到泰丽公司不久，我就发现这个公司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鲜活而生动，事实上，公司在资金链上经常出现一些波动，除了刚一开始产品上市的时候是款到发货外，进入２００３年下半年后，便也进入了一个常见的赊货欠账的典型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模式中，远在温州的生产基地那边经常催这边缴清发货款，公司里的小白领们经常就要上窜下跳到全国各地去挨家挨户地催“租子”。
“巴西，你发现没有今年街上女人们穿的裙子是越来越长了？”有一次，郑天时向老婆、也就是当年酒吧里的“长发飘飘”花瑞芯请好了假约我到位于地安门南锣鼓巷的“过客”酒吧畅饮，说起公司的状况时，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又对我有感而说，巴西，你看咱们的国家三四亿多人生活的城市像欧洲，###亿人生活的农村像非洲，简直就是个欧非共同体。当前经济总体是供大于求，而某些方面反而处于严重短缺：其一，社会保障缺，社会保障的严重短缺使得老百姓不敢消费，据说全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7％，尤其是贡献GDP40~60％的产业工人和亿的农民工，消费严重不足对企业意味着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美国发烧，中国就感冒”，中国企业更多地依附在对欧美日的外贸出口上，这就给中国人在国外人的眼里的地位的提高有了严重的影响，其二，教育短缺，家庭在银行存款的44％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不义务，我国的教育投资从未超过GDP的，远低于国际标准，其教育结构严重不合理。大学生一毕业就意味着失业，而由于缺乏高级专能技师，比如国家要上一个核电厂，高薪悬赏之下无高级钳工。其三，住宅短缺严重，然而即使价格下调一半，老百姓依然买不起房子，房地产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大资产阶级的阴谋。
“什么意思？老兄你还敢观察裙子，还想到了国际上了，不怕大嫂罚你睡沙发？”“不过老兄我公司赚的是女人的钱，”我咯咯一乐。
当年郑天时在那个酒吧的《胜利之吻》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后，从此郑天时身边有小鸟依人状的花瑞芯（说实话，当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几乎要伤心得流下眼泪：如此美女，却如此名字，真是暴殄天物。但后来我发现，这名字其实和主人如此地贴切。）日日相伴，开始了他人生的灿烂夺目的春天。很快在转过年来的１９９８年的“五一”节前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便收到了喜帖，大家欢欣鼓舞、心甘情愿地凑足了足够的彩金到石景山的一家不起眼的饭馆给郑天时庆贺“成人大典”。那家饭馆是花瑞芯的一个女朋友、就是酒吧里的那个“赫本头”的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关系的男友开的，所有酒席都在对外价格的基础上打八八折。
但是随着郑天时蜜月的开始，我们和郑天时酒肉朋友的蜜月也就戛然而止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把郑天时叫出来本想快意江湖，但是不到９点，郑天时的手机就一次次响起，看着郑天时点头哈腰地在那里左右为难，兄弟们于心不忍，只好醉不成欢惨离别。如此过招几回，我们逐渐领教了花大嫂的厉害，于是渐渐便形成在把酒言欢时“结婚了，就别去找郑天时”的概念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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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五（2）
直到一年以后，郑天时喜得双胞胎，在新买的望京大西洋新城的新居举办盛大的满月酒时，在花大嫂于几个女宾客的簇拥下带着俩孩子到楼下晒太阳的宝贵空闲时间，我们终于听到了略微有点醉意的郑天时关于婚后感觉的肺腑之言：“我最初对老婆的审美指向是婉约、多情而温柔的，当初在酒吧里对阿芯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但结婚以后，我发现她原来是个受到严格‘束夫’教育的女子，我得到了爱情却失去了自由，更可悲的是我竟然对这种约束欣然接受并坐以待毙，因为我通彻地发现阿芯是一个精心经营小家的女子，她对我的约束和管教都是缘于好好过日子的原始冲动，纵然有时候手段比较粗暴，不怕你们笑话有几次回来晚了我楞是被关在门外一夜，罚睡沙发更是家常便饭。当阿芯一人独揽家里的财政、决策等全部大权后，我就有了这套房子、汽车，银行里还有存款，每当我在梦寐已求的书房里写作的时候，我有一种革命成功后的感动：没有阿芯，这一切就将是浩浩荡荡的啤酒、白酒。现在，你们没发现我是一个幸福的男人么？为幸福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兄弟们，找老婆就该找我们家阿芯这样的。”
在我们张口结舌听着“一个婚后男人的幸福观”的时候，我发现郑天时其实已经从外表上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原来一头乌发的郑天时已经微微有些谢顶，眼神、举止间已经完全是个中年男人。后来据此我发现了一个“谢顶幸福定律”——凡是家有良妻小日子红红火火的幸福男人，几乎都会出现谢顶的现象。
郑天时拍我一下脑袋，“巴西你又想挑拨我和阿芯伟大的爱情？别扯远了，你不知道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裙子规律’吗？”
我嘿地一笑，然后正襟危坐地回答：“郑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您指教。如果某个地区女人穿的裙子越短，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区这个时期内经济充满活力、增长迅速、银根放松？而一旦女人的裙子越穿越长，就说明经济状况出现停滞现象、发展乏力、银根紧缩？”
郑天时一笑，“你小子还是毛病不改，张大民没你这兄弟真是可惜。”然后他就叹口气，“泰丽公司现在就是在经济调整期破浪前行、压力很大啊。”
“你不是说大老板资金雄厚、百年不倒吗？”我有点意外，一般郑天时说起公司都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
“本来是这样，但这几个月连出意外。”郑天时降低声音，向左右看了几眼。
“首先是大老板婚变，离婚就是意味着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婆要分走 一半财产，嗬，她肯定可以排进中国大陆女富豪排行榜前几名了。”
大老板“就是为了那个唱甜歌的小歌星？”我进公司后，只见过大老板一面，对他的印象倒是不深，反而倒是对那天小鸟般在他身边缠绕的小歌星让我记忆犹新。我是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看到她，我发现她原来比电视上胖、皮肤也没那么白，眼圈由于夜生活频繁也显得有点萎靡发青，但是媚人的风情倒是比舞台上的单纯、甜美更让中年以上的男人无比受用，让我这即将迈向中年的男人心襟轻摇。
“除了她还能有谁？你说也怪了哈，当年无数女人都想对老板投怀送抱，但我发现他一直把坚持得挺好，怎么就一下扛不住小甜甜糖衣炮弹的攻击呢？不惜失去一半财产也要抱得美人归。”郑天时叹道。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坏消息？”我给郑天时续上啤酒。
“其实我一直觉得大老板成功的背后还真是幸亏有她原配老婆。她 不仅人精明，而且很有魄力有胆识有远见。听大老板自己讲，当年俩人是从一块儿摆地摊卖服装，开始一直就是由老婆进货、结账，他只管接货、批发零售，什么货走俏、什么货进多少量都是由老婆一手包办，大老板根本不用操心。后来回到温州办服装厂，也是有老婆在幕后指挥，在他们所有资产只有不到一千万的时候，是她老婆决策从银行贷款拿出２００万美元从意大利引进了最先进的服装生产线，才一举奠定了在国内服装界的老大地位、打下了财富基础。他们的离婚将意味着什么，现在虽然公司集团运作已经可以按部就班，但离开了老婆对服装市场的独到的眼光大老板肯定会决策失误，大乱阵角。”郑天时喝口啤酒，“果然在前不久大老板在‘小甜甜’的怂恿下，投资了３０００万拍了一部电影，结果没通过电影局的审查，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全泡了汤。”
《对手》五（3）
“呵呵，你不是说大老板连张艺谋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的吗，他怎么就敢投资电影？”
“也许，爱情让人昏头。”郑天时笑答。
“其实更重要的是，国内还有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也开始介入女士内衣市场，比如佳乐，我们原来一家独大的垄断已经被打破。”
“佳乐？它不是做卫生巾的么？”
“人家都看到了内衣市场大，谁不想来抢这块蛋糕？”郑天时把啤酒一饮而尽，“其实，这一切都没什么，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知道吗？”郑天时眼神很怪异地看着我。
“难道据你调查，女人将不穿内衣了吗？”我故做惊讶。
“巴西，我告诉你，据可靠的消息，大老板的夫人已经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专做女士内衣，并发誓将以打倒泰丽公司为目标！”郑天时目光如电。
听罢，我狠狠地咽口唾沫，毛骨悚然。
《对手》六（1）
电梯微微一颤，“叮”地一声停在了２１层，出了电梯门往左一拐就是泰丽公司。
依次和各位同仁打过招呼，我尽量保持“温暖的微笑”（郑天时有关公司总监该有的气质的指教）的努力使得腮帮子很酸，推开我的“且介亭”的门（不好意思冒犯鲁迅他老人家一次，因为我的这间办公室不仅很小，仅仅只够放下一个办公桌、两张沙发，而且隔壁就是某太平洋岛国驻我国的使馆，打开窗户经常能听见隔壁哇啦哇啦的鸟语，很有当年鲁迅先生住的半租界的感觉），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的皮椅上，我用力揉了揉下巴，这时电话响了。
“代朗，是我。”电话里是２８层的妞儿婉转的声音。
“哎哟，报告首长，小的已经到岗，请指示。”
“少贫。代朗，你别嫌弃我啰嗦啊，我确实有事要交代。你身体刚恢复上班别太累了啊，一定要劳逸结合，多喝水，少抽烟，我昨天给你的泡腾片带了吗？一定要记得泡一片喝啊，还有啊……”
听完了妞儿长达５分钟的指示，我放下电话，“越来越像我妈了。”
刚想再发感慨或者泛起一点对妞儿的幽思，电话又急躁地响起来。
“巴西，你刚上班又跟谁起腻呢？！”郑天时在电话那头有点气急败坏。
“还能有谁啊，刚接完妞儿的圣旨。”
“赶快过来，有事跟你商量！”郑天时电话里语气有点焦躁。
放下电话，我赶紧走到郑天时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在半层楼的另外一端，独霸了一个大角，从窗户往外看就是熙熙攘攘的长安街延长线。
刚在椅子上坐下，郑天时“唰”地给我扔过来一叠当天的《京华青年报》：“巴西，你看第９版，看完再说。”
我翻开报纸，也不禁微微吃了一惊：整个版面都是佳乐公司被整体收购的消息，通栏的大标题是“佳乐公司拜倒徐氏裙下内衣市场杀气渐浓”，主打稿是徐氏集团总裁徐美珠宣布全面进军女士内衣市场，集合１３项人体科技最新科研成果的“黛宝”牌美体内衣今天全面上市，为让广大消费者分享收购佳乐的成果，即日起凡购买“黛宝”内衣的将免费赠送一套“佳乐”内衣，直至“佳乐”所有库存一干二净为止。其他几篇小文章分别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市场人士的分析报道，主题都是徐氏此举一出将彻底撼动现有的内衣市场格局，内衣大战未起徐氏已占先机，等等。
“这不明摆着就是冲着泰丽来的么？”我一拍报纸。
“知道徐美珠是谁吗？”郑天时点燃一根烟。
“别说她了，就连徐氏集团我都觉得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到底何方神圣？”
“她就是大老板的原配前妻。”郑天时肯定地说。
“终于要兵戎相见、刺刀见红了！”我摇摇头，汗毛真竖，“看这阵势真是有点来势汹汹啊！不过郑天时我想你该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吧？”
郑天时微微一笑，“其实单纯从方法上看，他们并不高明，这些手段都是我若干年前玩剩下的。巴西，你还记得‘装修长城’的事吧？”
我一笑，“你的成名之作怎么会忘了？你郑天时不就是凭借这个策划‘一夜成名天下知’吗。”
１９９６年以后的北京，正是装饰、装修市场异常火爆的时候，许多从１９９２年以后的宽松政策中狠捞了一把的“先富者”纷纷扛着大把的钞票大举进军装修市场，北京市场上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如雨后春笋冒出。但实际上，如此的局面并没有让一些想做大、做强的人满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太多一时间让老百姓看花了眼，更重要的是由于一些伪劣装修的事件不断曝光，普通百姓心目中并没有像买家电一样有放心的装修“名牌”概念，反而无从选择，唯一可参照的就只有价格上的比较，一些实力雄厚、操作规范但收费较高的公司反而不如一些小公司吃得饱。诺亚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苦恼者。
《对手》六（2）
所谓病急乱投医，１９９７年正是所谓“商业策划”喊得震天响、几乎被神话的时候，情急之下诺亚公司的老总经人指点也决定找一高人给公司做一次一炮打响的策划，郑天时也成了他探询的对象之一。而郑天时呢，用我至今还佩服不已的演说艺术在建国饭店幽雅的咖啡厅里，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让诺亚的老板找不到北，乖乖地拿出精致的万宝龙的钢笔在郑天时早就拟好的“战略合作协议”上签了字，并拍出５万元定金。几天以后，郑天时往诺亚公司老板宽大的老板桌上拍出了三页纸的策划方案，惊疑不已的老板拿起薄纸扫了几眼后，对郑天时讲了一句话：“您不是骗子吧？我现在怎么有上当的感觉呢？”
也难怪老板有此想法，当郑天时在咖啡厅将５万元钱装进包的时候，他那个还印着“ＸＸ会议纪念“的小手包明显鼓胀了起来，而那种给了郑天时以饱满感觉的５万块钱却只换来单薄的３页纸。郑天时当时尽量让自己受到意外打击的身体保持平衡和平静，微笑着说：“一个月以后您如果还有这种错觉，您可以建议将我法办。”转身出了老板的房间，郑天时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同时也充满了为自尊而战的勇气，这种悲凉和勇气使得他给我打电话时声音都有些变调：“代朗，你把老猫他们几个叫上，晚上‘五月花’见，有要事。”
“五月花”是一个在长安街两侧没有进行大规模改造前位于民族饭店对面长安街边的一个酒吧，品位和装修都不错，在弥漫着首批新英格兰开拓者在“五月花”号客轮颠沛的臆想中，有很多爱情故事、有很多阴谋、有很多嗟叹感伤在这里发生。我从１９９４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华新社的时候，就发现并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以为可以成为永远的驿站，但可惜，２０００年长安街绿化改造它被拆除搬迁到了西客站对面的北蜂窝路。现在偶尔经过此地时我还会在它已经变成一块绿化带的遗址前回味一些东西，触动一些关于世事无常、沧海桑田等等的老气横秋。
由于是距离分散在北京城各个角落的我们圆心点的一个地方，“五月花”就在１９９４年我工作以后成了我和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