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何贵干？”她问，肥胖的手指稍稍离开打字机键盘。
妈的，真叫人难堪！我强使自己挤出了一丝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见一见朗先生？”
“他在联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说，两个指头已经在键盘上敲下去，打出了一个短短的词。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联邦法院啊！能在联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师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奥布里·朗这样微不足道的律师，一旦有机会在联邦法院出庭为人辩护，自然巴不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秘书当然也会奉命宣传。
“有何贵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无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骗和狡诈可以骗人一时，却不能骗人一世。“我叫鲁迪·贝勒，孟菲斯州大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不久就要毕业。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手指离开了键盘，转过椅子面对着我，微微摇着头。“我们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口气说，那样子就像个炼油厂的工头。
“明白了。不过，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简历和一封给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丢，仿佛这几张纸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强咯咯一笑，咧着嘴巴说：“我们有很多人来过，啊？”
“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皱了皱眉，对我说：“你的提议很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们每周四上午碰头研究工作。”他站了起来。“到时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来。我们以前没有考虑过招聘的事，真的。”他从桌后走了过来，准备送我出来。
“准能成的，纽利先生。两万五实在是便宜呀。”我边说边向门口退去。
他显出一副惊愕的模样。“哦，这不是工资多少的问题，”他说，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对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问题只是我们事务所目前运转得相当顺利。赚的钱很多，你知道。每个人都很舒心。没有考虑过扩大规模增加人员的事。”他打开门，等我走人。“保持联系。”
他紧跟着我走到接待处，吩咐秘书记清楚我的电话号码，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运，并且保证不久就会给我打电话。几秒钟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过了好一会儿，我的思绪才又集中起来。我刚才试图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卖我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但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我和罗德里克·纽利的这一短暂会见，在我的外出活动当中，却是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
时间已近10点。再过30分钟，我选的拿破仑法典选读就要开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课。我应该赶去上课。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课也不上，又有谁会管呢，反正这门课没有期终考试。
这些天我已经大摇大摆地在法学院里到处走动，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过不了几天，三年级学生大多要离开这个地方。刚进入法学院的时候，紧张的学习和压力沉重的考试，像万炮齐发，铺天盖地向你袭来；但在快要毕业时，却是松松垮垮，只要参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测验，写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论文。大伙儿的时间主要是化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节课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准备进入就业状态。
马德琳·史金纳把我的事一直当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样多。因为，她的运气和我的一样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参议员设在纳希维尔的办公室，倒是需要一个起草法案的专职律师，而且年薪3万，外加奖金，可是却需要有律师执照和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师，但规定求职者在大学阶段主修的必须是会计，而我读的却是历史。
“谢尔比县福利处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律师的空缺。”她乱翻着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脚乱地寻找什么东西。
“要一名福利律师？”我重复着她的话。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质呢？”
“追踪赖账的父亲，设法收取抚养费。家庭纠纷案子，没有什么特别。”
“好像挺危险的嘛。”
“这可是一个职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为律师资格考试做准备。”
“说得对。我应该拼命苦读，通过资格考试，然后就会福利处工作，拿那么一丁点儿工资。”
“瞧你，鲁迪——”
“对不起。我今天过得实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证明天一定再来看看。明天我们的谈话，毫无疑问会和今天一模一样。
……
8
布克在香克尔事务所深处的一个地方，找到了破产申请表格。他说事务所里有位律师，常年藏在地下室里工作，偶尔处理一点破产案件，所以他可以弄来必要的表格。
表格上面写得相当直接明了。将资产列在某一页上，这对我来说十分简单，可以一挥而就。将负债列在另一页上。其他地方填入就业情况，尚未判决的诉讼案件，等等，等等。这是教科书第七章讲述的内容：无债破产，亦即将全部财产一笔勾销以偿还债务，而债务也同时一笔勾销。
我现在已不再受雇于尤吉酒家。我干活，但拿的是现钞，不留任何记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扣押，也没有任何义务与税务局分享我那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我曾和普林斯讨论过我所处的困境，告诉他情况是多么糟糕。我责怪昂贵的学费和信用卡是罪魁祸首。而他对给我支付现金、让政府吃亏的主意很赞赏。他是现金交易无需交税经济学的一个坚定的信徒。
普林斯提议给我一笔贷款，以便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但被我婉言谢绝。他以为我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大把大把挣钱的富裕的青年律师，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可能还要为他打工，而且要打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也没有告诉他假如给我贷款，数目将需要多大。税务局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612．88美元，其中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房东向法院起诉，要我偿付809美元，同样包括诉讼费和律师费。但真正的恶狼却在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他们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让我难过的信件，不断地威胁要派律师来。
我有一张万事达和一张威世信用卡。两种信用卡是在孟菲斯的两家银行分别购买的。在去年感恩节至圣诞节期间，由于确信几个月后就可以有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同时又正狂热自负地爱着莎拉，乐而忘忧的我便想为她买几件令人着迷的节日礼物。要买当然就得买质量耐久价格昂贵的礼品。我用万事达卡，化了1700块，买了一只打网球时戴的镶嵌着宝石的金手镯；又用威世卡，化了1100美元，给我最亲爱的人儿买了一副古色古香的银耳环。就在她对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我的前一天，我还在一家标名食品店买了一瓶多姆佩里诺香槟、半磅肥鹅肝、鱼子酱、优质奶酪和别的几样佳肴，准备和她痛饮一番，共庆圣诞佳节。这些美酒佳肴又花了我300美元。可是管他呢。生命是短促的呀。
早在离节日还有几星期的时候，发行信用卡的那两家笑里藏刀的银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提高了我可以使用的钱款的额度。我突然变得可以随心所欲地化钱，又加上不久就要毕业和就业，我确信可以赚点小钱支付每个月的账单，辛辛苦苦地维持到夏天，所以才花钱如流水，做着与莎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美梦。
我现在真为这样的浪费憎恨自己，但当时我却是一笔一笔算过细账，而且认为计算的结果是完全可行的。
一天晚上，在猛灌了大量的廉价啤酒之后，我把肥鹅肝随手搁在冰箱顶上，任它在那儿霉烂变质。圣诞节这一天中午，我独个儿呆在变得灰暗的公寓房间里，吃着奶酪，喝着香槟，鱼子酱碰也没有碰。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瞪着丢在面前地板上的首饰。我一点一点地啃着大块的布里奶酪。一口一口地啜着多姆香槟，眼睛望着给我亲爱的人儿买的圣诞礼物，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
在圣诞与新年之间某一个说不清楚的时刻，我打起精神，作出安排，准备将那些珍贵的礼品加以处理，让它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也曾漫不经心地想过，是否像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