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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都不违规。
那对他们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讨论了证人的问题。我几乎把所有与此案有关的人全都列入了证人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已不再为我的委托人工作了，”德拉蒙德说。
“你知道她目前在哪里吗？”基普勒问我。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向克利夫兰地区打过成百次电话，却一直没有打听到她的消息。我甚至还说服布齐，请他设法用电话寻找她的踪迹，而他的运气也和我一样糟。
“你知道吗？”他又向德拉蒙德问道。
“不。”
“那么，她是难以确定的啰。”
“就是。”
德拉蒙德和T．皮尔斯·摩尔豪斯觉得这很有趣。两个人咧着嘴巴相视一笑。假如我们把她找到让她在此作证，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么有趣啦。不过，这是颗远程炮弹，效果如何，目前难以预料。
“博比·奥托情况如何？”基普勒问。
“也难以确定，”我说。双方都可以开出自己认为有理由传唤到庭的人的名单。奥托此人虽说可疑，但如果他再次露面，我希望拥有传他上庭作证的权利。而且，我也已经请布齐打听他的下落了。
我们开始讨论作证的专家。我只提出了瓦尔特·科德医生和肿瘤门诊部主任兰德尔·加斯金。德拉蒙德提的是锡拉丘斯市的密尔顿·吉飞医生。我当初决定不录取此人的证词原因有二。一是去锡拉丘斯取证费用过于昂贵，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有数。他会说骨髓移植仍处于试验阶段，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可取的治疗手段。瓦尔特·科德对这种说法很生气，他会帮助我准备对他提出质询。
基普勒对吉飞是否愿来作证深表怀疑。
我们对文书材料争论了一小时。德拉蒙德赌咒发誓地说，他们已把一切和盘托出。别人也许会相信他的话，可我却怀疑他撒谎。基普勒同样不相信他。
“原告曾经要求你们提供过去两年中现有投保人的数目、同一时期提出索赔要求的数目以及公司拒赔的数目。你们提供了没有？”
德拉蒙德倒抽了一口冷气，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说：“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数字呢，大人。对此我可以发誓。这些数字需要的资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区办事处里。我的委托人有31个州办事处，17个地区办事处，5个区办事处，确实很难——”
“你的委托人有没有计算机呀？”
一记闷棍，哭笑不得。“当然。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敲几下键盘，什么数据都可以出来那么容易。”
“过3个星期本案就要开始审理啦，德拉蒙德先生。我现在就要这些数字。”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呢，大人。我每天都在催我的委托人。”
“快把它拿来！”基普勒逼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甚至用手指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摩尔豪斯、希尔、普伦克和格罗的身子整整齐齐向下缩了几英寸，但他们的手仍在龙飞凤舞个不停。
接着又讨论一些不怎么敏感的问题。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案审理预定两周时间；虽然基普勒先前已经悄悄向我透露，他准备力争5天结案。这次预备会议开了2小时。
“先生们，现在谈谈你们和解谈判的情况吧。”我当然已经告诉过他，对方最后一次提出的数目是17万5。而且他也知道，多特·布莱克根本不想和解。她一个子儿也不要。她要的是血。
“你提出的最佳条件是怎么样的呀，德拉蒙德先生？”
那5张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表情，仿佛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就要出现。“嗯，大人，就在今天上午，我的委托人授权我在此提出向对方提供20万美元了结本案。”德拉蒙德说时稍稍带点儿舞台腔。
“贝勒先生？”
“抱歉。我的委托人已经指示我不得和解。”
“数目再大也不和解？”
“完全正确。她要的是在那边陪审席上坐着陪审团。她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儿子遇到了什么事。”
桌子对面是一片震惊和迷惘。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地摇头。法官本人也勉强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唐尼·雷落葬以后，我几乎没有和多特交谈过。我也曾试过几次，但说不上几句，谈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她既伤心又难过，这种心情我当然完全能够理解。她为唐尼·雷的不幸去世，责怪大利公司，责怪这个制度，责怪医生和律师，有时甚至还要责怪我。而我对此当然也能理解。她既不需要也不想拿钱。她要的是公道。我上次路过她家，她站在门廊里说：“咱要让那些家伙完蛋！”
“这太令人无法容忍啦。”德拉蒙德演戏一般地说。
“开庭审理是不可避免的啰，列奥，”我说。“你做好准备吧。”
基普勒用手指了指一沓材料，秘书赶忙给了他。他将一张名单给了找和德拉蒙德。“这是可供挑选的陪审员的姓名地址。一共92名，不过有几位可能已经迁离本市。”我一把接过名单，立刻埋头阅读。本县有100万人，难道我有可能认识这92人中的任何一个吗？他们全是陌生人。
“我们将在开庭前一周挑选出陪审员，所以请你们在2月1日做好准备。你们可以调查他们的背景，不过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