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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
2
一小时后，在中国跳棋棋盘和双人牌戏牌桌上进行的松松垮垮的战斗，慢慢地停息了；最后一批老头老太离大楼而去。看门人在门口等着。斯穆特把我们召到身边做总结。我们轮流概述了各自委托人的种种问题。大伙都已疲倦，急于离开这地方。
斯穆特提出了几条建议，既无创造性，也无新意。他保证将在下周的课上讨论老人们这些真实的法律问题，然后就打发我们走。我拔脚就溜。
我搭了布克的车。这是一辆有些年份的彭提亚克，车身太大，说不上时髦漂亮，但比我那辆就要散架的丰田强得多。布克有两个小孩，老婆在学校兼点课，所以生活水平只不过勉勉强强高于贫困线。他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因此受到市里一家事业兴旺的黑人律师事务所的青睐。这家事务所颇有气派，以其在民权诉讼方面的优异记录而远近闻名。他的起步工资是每年4万，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给我开的多6千。
“我讨厌法学院。”汽车驶出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停车场时，我说。
“这很正常。”布克答道。他不讨厌任何事或任何人，有时甚至声称学习法律对他而言是一种挑战。
“我们干吗当律师呢？”
“为公众服务，与不义作斗争，改造社会，你知道，等等等等。你难道就没听过斯穆特教授的课？”
“喝啤酒去。”
“还不到3点钟哩，鲁迪。”布克很少喝酒，而我则比他还要少。喝酒花费太多，而我现在必须省下钱来买食品。
“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我说。他朝法学院的方向开去。今天是周四，这意味着明天我将背上体育法与拿破仑法典这两门课程的重荷，它们都和老头老太法一样毫无价值，而且更不需要我化什么精力。但律师资格考试却在我脑海中时隐时现，每当想起它，我的双手就不由得微微颤抖。如果我考试砸了锅，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那些态度僵硬、面无笑容的好人，肯定会请我走人，而这意味着我在工作一个月之后，再去踏马路。律师资格考试砸锅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这将会使我失业、破产、丢尽面子和挨饿。正是因此，我对它才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把我直接送到图书馆，”我说。“我想我要先在这些案子上化点时间，然后再复习迎考。”
“好主意。”
“我真恨图书馆。”
“大家都恨图书馆，鲁迪。设置图书馆就是让人恨嘛。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法学院的学生恨。你是很正常的。”
“谢谢。”
“第一个找你的那位老太，包娣小姐，很有钱，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想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点儿。”
“对。她的袋子很鼓。她要重新立份遗嘱。她的子孙对她不理不睬，所以她当然想把他们的名字抹掉。”
“有多少？”
“2000万左右。”
布克用非常怀疑的目光瞟了瞟我。
“这是她亲口说的嘛。”我补充道。
“那么，谁将得到这笔钱呢？”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性感牧师，他还有自备的李尔喷气飞机哩。”
“这不可能。”
“我发誓。”
布克咀嚼着这件事，在车辆众多的马路上默默地驶过了两个街区。“喂，鲁迪，我不是想让你生气。你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且也是个好学生。很聪明。不过，为一份值那么多钱的财产起草遗嘱，你会感到轻松吗？”
“不。你会吗？”
“当然不会。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或许她会一觉睡过去，再也不醒。”
“这不可能。她的精力那么充沛，准会比我们活得还长。”
“我把它扔给斯穆特。或者找个讲授税务的教授来帮帮我。或者干脆告诉包娣小姐我帮不了她的忙，请她付5000美元找个高级税务律师来起草。我无所谓。真的。我有自己的问题要操心呢。”
“税务局？”
“对。他们正在逼我还债哩。还有我的房东。”
“我要能帮你点忙就好了，”布克说。我知道他是真心诚意的。要是有钱，他会很乐意借给我的。
“我会设法挨到7月1号的。那时候，我就是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律师事务所里有权有势的大律师啦。穷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了。亲爱的布克，我一年怎么也化不掉34000块钱呀。”
“听起来是化不掉。你要发财啰。”
“我是说，我靠小费和镍币7年都混过来了，那么一大笔钱我有什么用？”
“再买一套西装？”
“干吗？我已经有两套了。”
“或者买几双鞋？”
“对，这么干。我要买鞋，布克，买鞋和领带，也许买点非罐装食品，或许还要买一包短运动裤。”
过去3年中，布克夫妇每月起码要请我去吃两次饭。他太太名叫查莲，一个孟菲斯姑娘，能化很少的钱烧出美味佳肴。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为我的处境难过。布克咧嘴一笑，便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开。他不愿意再拿这种不愉快的事和我开玩笑了。
他在中央大道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车。“我得去办点事，”他说。
“你去吧。谢谢你让我搭车。”
“我6点左右回来。咱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
“好的。我在楼下。”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快步穿过中央大道。
在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一个幽暗僻静的角落里，在装满古老破旧的法律书籍的书架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那心爱的单人学习间正虚席以待，像过去许多个月里一样地等我光临。这个地方是以我的名义正式订下，归我独个儿使用的。角落没有窗户，有时候又潮又冷，所以很少有人敢于走近。我在这个专用的小小洞穴里，往往一坐几小时，或是做案例摘记，或是复习迎考。而在过去几周中，我曾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小时，反复思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反复自问究竟为何让她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折磨自己。我使用的书桌，三边都有大板将桌面围住，我已经记熟了每块挡板上木头纹理的形状。我可以在这里哭泣，而不愁会被人发现。我甚至可以低声咒骂，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听见。
在我们打得火热的那些日子里，莎拉到这儿不知来过多少次。我们一起学习，两张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可以咯咯地傻笑，也可以放声哈哈大笑，无人会来干涉。我们可以亲吻，相互爱抚，无人会看见。此时此刻，尽管处于心情沮丧的深谷，我几乎依然可以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气味。
我真该在这杂乱无章像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里，另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了。当我此刻瞪著书桌的木头挡板，我看到的是她的脸孔，想到的是她的大腿给我的感觉。我立刻心痛如绞，浑身麻木。仅仅几周以前，她还是在这儿的呀，而如今，别的一个什么人却在抚摸着她的双腿！
我拿起布莱克的那一叠材料，上楼走到图书馆有关保险的藏书部。我的脚步缓慢，目光却射向四面八方。现在莎拉虽然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