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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大楼倒是很易找到，因为在混凝土入口处的上方用黑色的粗体字母写着：贝克盖普路5550号。但哪里也看不见大利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这座大楼在这条街上毫不显眼。没有喷泉，也没有旗杆，而只是由相互嵌在一起的几座方块建筑物组成了一座庞大的五层大杂烩。它非常现代化，却又丑陋得令人难以置信。大楼的外部是白色水泥墙和涂黑了的窗户。
幸好大楼的前门做了标记；我跨进小门厅，门厅一侧放着几盆人造植物，另一侧坐着一个漂亮的接待员。她带着一副时髦的耳机，一根细细的电线弯弯曲曲地绕在下颏边，离她的嘴唇不过几英寸。在她身后的墙上，是难以归类的3家公司的名称：平孔集团、绿湖海洋和大利人寿保险。哪个属于哪个？每家公司的铜牌上都刻着一句忸忸怩怩的标识语。
“我叫鲁迪·贝勒，应约前来见一位保罗·莫耶先生，”我很有礼貌地说。
“请稍等。”她按了一只按钮，等了一会，说，“莫耶先生吗？这儿有一位贝勒先生想见你。”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的办公室一定就在附近。我等了不到1分钟，他已在热情洋溢地和我握手寒暄。我跟着他绕过一个角落，穿过一段走廊，上了电梯。他几乎和我一样年轻，废话说个不停。我们在四楼走出电梯，地上铺着地毯，灯光暗淡，墙上挂着画幅。在莫耶不停的啰嗦声中，我们沿着走廊走去。他拉开一扇沉重的门，领我走进房问。
欢迎来到名列《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排行榜的大利公司！这是董事会会议室，宽敞的房间中央是一张亮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周围至少放了50张真皮座椅。会议桌中央的上方挂着一盏枝形吊灯，距离桌面不过几英尺。我左侧的角落上有一个吧台，有侧是一个咖啡盘，上面放着饼干和硬面包围。在食物的四周围着一群阴谋家，至少有8个，统统穿着一色的黑西装白衬衫黑皮鞋，打着条子领带。8对1。我身上的几个主要器官，本来就紧张得颤颤栗栗，现在则成了山摇地动的振动了。狄龙·基普勒啊，在我需要你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即使戴克此刻在场，对我也将是莫大的安慰呀！
他们中有4位是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律师。1个是孟菲斯听证会上见过的熟面孔，另外3个则是初次相遇的陌生人。一见我到场，他们全部立刻闭上了嘴巴。有一会儿，他们全都不吃不喝不讲话，只是痴呆呆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话打断啦。
T．皮尔斯·摩尔豪斯第一个活转过来。“进来吧，鲁迪，”他没话找话地说。我依次点头招呼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然后和4位新交一一握手。摩尔豪斯大声地说着他们的姓名，我却立刻忘得干干净净。在基普勒的法庭上发生的那场小冲突中露过面的杰克·昂德霍尔，是大利公司的专职律师，也是指定的公司发言人。
我的对手们个个都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在快速飞行和享受了轻松的晚宴以后，昨儿夜里准是睡得十分安稳。他们衣服笔挺，折线分明，就好像不是从旅行袋，而是今晨刚从衣橱里取出来似的。而我的眼睛却是又红又干涩，衬衫皱皱巴巴。但我的心里有比外表更重要的事。
法庭书记官到达以后，皮尔斯把我们领到桌子的一端。他把桌头的位置留给证人，然后就绞着脑汁，考虑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座次。过了一会，他终于有了主意。我遵命坐到指派给我的座椅上，并且试图把它拉近会议桌。这该死的椅子足有1吨重，移动起来十分费劲。在我的对面，离我至少有10英尺远的地方，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4位伙计，正在打开公文皮包，他们故意制造出来的噪音，要多响有多响。碰锁咔嗒作响，拉链嗤嗤发声，唰唰抽出档案，哗哗翻动纸页。几秒钟不到，桌上已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堆文件。
坐在法院书记官后面的那4位公司雇员，由于拿不准下面该如何动作，正不知所措地等着听从T．皮尔斯的使唤。他手上的文件和拍纸簿最后总算整理妥帖，终于开口道：“嗨，鲁迪，我们认为取证应从我们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杰克·昂德霍尔开始。”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而且决定要加以反对。“不，我不这样想，”我多少有点紧张地说。尽管置身于他乡异地，又处于敌手四面包围之中，我依然竭力使自己处事冷静。我不想从公司指定的人开始取证，这有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这主意是他们提出的。今天是我在取证，我不断地这样告诫自己。
“请重复一遍好吗？”
“你已经听见我的话了。我要从杰基·莱曼西支克开始，也就是那位理赔员。但我首先要看档案。”
欺诈案的核心是理赔档案，亦即总部理赔员保存的全部来往书信和文件。在一桩头绪清楚的欺诈案件中，理赔档案是对一个接一个反常现象所做出的准确得令人吃惊的历史描述。我有权得到全部档案，而且早在10天以前就应该收到。德拉蒙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埋怨他的当事人办事拖拖拉拉。基普勒毫不含糊地下达了法庭命令：档案必须在我今晨到达后立即交给我。
“我们认为，最好先从昂德霍尔先生开始，”T．皮尔斯口气有点犹豫。
“你们怎么想与我无关，”找说，语气激动，义愤填膺。“我们要不要给法官拨个电话？”我嘲弄地问，十足的神气活现。
基普勒虽然不在场，他的权威仍是这儿的主宰。他的命令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提出的6名证人，今天上午9时必须到场；取证谁先谁后，完全由我斟酌决定。在我同意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必须时刻听从我的安排。命令还给我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我在开始质询和深挖细找之后，如果必要，还可以追加别的证人。我当然要追不及待地威胁他们，给他大人阁下打电话啰。
“呃，我们，啊，我们，呃，杰基·莱曼西支克有点问题，”皮尔斯边说边紧张不安地瞧着已经向后缩到门边的4名公司雇员。那4位先生个个坐立不安，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全都低着头，在仔细研究自己的双脚。坐在我正对面的T．皮尔斯在竭力挣扎。
“什么样的问题？”我问。
“她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我一听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我确实是大吃一惊．猛然间变得无话可说。我两眼瞪着他，竭力使自己恢复镇静。“她什么时候离开公司的？”我问。
“上周末。”
“上周末？上周四我们在法庭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她是星期六离开的。”
“是因为合同期满？”
“她辞职了。”
“她现在什么地方？”
“她已经不再是公司的雇员了，不是吗？我们不能让她作为证人。”
我看了一下笔记，想挑出其他几个名字。“好吧。托尼·克里科怎么样？他是初级理赔稽查。”
又是一阵坐立不安和挣扎。
“他也走了，”T．皮尔斯说。“他在裁员时被裁掉了。”
我鼻子上又挨了一拳。脑子一阵眩晕，我不知下面该如何是好。
为了不让人和我谈话，大利公司真的把有关人员统统解雇了！
“怎么这样凑巧呀，”我不知所措地说。普伦克、希尔和格罗眼睛盯着面前的拍纸簿，不愿抬起低垂的头。真想象不出，他们在写些什么！
“我们的当事人一直在定期裁员，”T．皮尔斯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
“那个高级理赔监理理查德·佩洛特怎么样？我来猜猜，他也给解雇了吧？”
“没有。他在。”
“那么，拉塞尔·克罗基特呢？”
“克罗基特先生离开我们，进了另一家公司。”
“这么说，他不是被裁掉的啰？”
“不是。”
“他辞了职，像杰基·莱曼西支克一样？”
“对。”
拉塞尔·克罗基特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件的作者，当时担任高级理赔监理。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等著录取他的证词，心里既紧张又害怕，就像这次来克利夫兰的旅程给我的感觉一样。
“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呢？也裁掉了吧？”
“没有。他在。”
接着是一阵长得令人无法相信的沉寂。人人都在无所事事地忙碌，等待尘埃落定后再行动。我在拍纸簿上仔仔细细地列出了我接着应该做的事。
“档案在哪里？”我问。
T．皮尔斯把手伸到背后，取出了一叠文件，从桌面上推给我。这些文件复印清楚，上面缚着粗粗的橡皮筋。
“是按日期先后排的吗？”我问。基普勒在命令中提出过这一要求。
“是的，”T．皮尔斯说，眼睛瞪着大利公司的4名雇员，像是想把他们一把掐死。
档案有5英寸厚。我没有开拆。“给我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继续。”
“行，”T．皮尔斯说。“那边有个小会议室。”他站了起来，指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跟着他和公司雇员杰克走进隔壁房问。他们立即离开。我在桌旁坐下，立即在文件中开始挖掘。
一小时后，我再次走进董事会会议室。他们正在边喝咖啡边闲聊。“我们需要给法官打个电话，”我说。T．皮尔斯啪的一声一个立正。“在那边打，”我指着刚才那个小房间说。
我和他各拿一个话筒，我拨通了基普勒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到第二声，他就接了电话。我们各自报了姓名，互道了早安。“这里出了点问题，大人，”我说，很想一开始就能用合适的语调讲话。
“什么样的问题？”法官问。T．皮尔斯凝神听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
“是这样：我在通知中指名、并由你的命令确认的6名证人，有3名突然消失了。不是辞了职，就是被裁员，或者遭到了类似的下场，反正人已不在公司。这是上周很晚的时候发生的事。”
“哪几个？”
我相信他一定把材料放在面前，此刻正看著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托尼·克里科和拉塞尔·克罗基特已不在这里工作。佩洛特、洛夫金和公司发言人昂德霍尔却在这次大清洗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材料怎么样？”
“我已经拿到了理赔档案，翻了一遍。”
“结果呢？”
“至少缺了一份文件，”我凝视着T．皮尔斯说。他朝我皱了皱眉，似乎他决不相信。
“是什么文件？”基普勒问。
“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不在档案里。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其他文件。”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上周才第一次看到这封信。多特在作证时交给德拉蒙德的那一封信顶部，我用刻着“副本”的图章盖了3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如果这封信在将来出现，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这封信的原件现在正锁在我的档案柜中，十分安全。假如德拉蒙德之流把这份做了记号的副本寄给大利公司，为时过晚地塞进理赔档案，那风险未免太大，他们不会乐意。
“这是真的吗，皮尔斯？”基普勒问道。
皮尔斯真的是不知所措了。“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档案我检查是检查过一遍，不过，呃，我想是真的，你知道。我没有一件一件检查。”
“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吗？”基普勒问。
“是的，大人。”我们同声回答。
“好！皮尔斯出去一下。鲁迪继续通话。”
T．皮尔斯本想争辩，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惶惑不解地挂上电话走出房问。
“行了，法官大人，就我一个人啦。”我说。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非常紧张。”
“我不觉得奇怪。听着，我打算这么办。他们赶走证人，隐藏材料，这就使我有权下令将取证地点移到孟菲斯。我这是见机行事，而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想，你应该仅仅录取昂德霍尔一个人的证词。想问什么问题你就问什么，但是要在那3个证人失踪的问题上，揪住他穷追猛打。录完他的证词，你马上回来。我将下令本周末举行一次听证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保险档案也要拿到手。”
我飞快地记下了他的指令。
“现在叫皮尔斯来听电话，”他说，“我要把他痛斥一番。”
杰克·昂德霍尔身材矮小结实，唇髭剪得整整齐齐，讲话快速清楚。他谈了公司本身的情况。大利公司属于平孔集团。这是一家私人拥有的集团，但谁是它的主人，却难以摸清楚。我详细地追问他这大楼里3家公司的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结果却越弄越糊涂。我们化了1小时谈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上至总裁下到普通雇员。我们谈论产品、营销、部门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趣，但大多数情况都毫无用处。他提供了失踪证人的两封辞职信，并且向我保证，他们离开公司与本案绝对无关。
我逼问了他3个小时，然后就掉头离开了公司。我曾经打算在克利夫兰至少逗留3天，和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那几位伙计关在一个房间里，与一个接一个充满敌意的证人唇枪舌剑，并且在夜里翻阅大量的文件，寻根究底。但我现在却在2点前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是一会永不复返。我带走了新的文件，回去让戴克仔细审阅。这些家伙现在将不得不来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法庭里，在我的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我有恃无恐，无忧无虑。
驶回孟菲斯的汽车，速度似乎快得多。
……
35
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极其自负的人，对羞辱无法忍受。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他正在联邦法院为一件涉及巨额财富的案子辩护，每个晚上或许只睡3小时，心里压着千钧重担，而现在他却匆匆赶到这里，为刚愎自用的当事人令人怀疑的行为辩护。
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说，大人。”他说。我相信他的真诚。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得知这3位证人已不再为你的当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试图通知原告律师？”
“试过。但我无法找到他。我们甚至给航空公司打过电话，企图查出他的行踪。可是运气不佳。”
应该给灰狗公司打电话嘛！
我还没开过口。基普勒摇着头露出厌恶的神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说。
“计划是这样，先生们，”法官大人说。“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们将集中在此取证。下列人员将代表被告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