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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000。房租呀，电话呀，设备呀，纸张呀，再加上100样小东西，也化不了2000美元。而且我们还可以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化得少，放进袋子里的就多。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嘛。”他边喝着冰茶边仔细地观察着我。过了一会，他又俯过身子说：“喂，鲁迪，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刚才是白白丢掉了22000美元啦。我们本应该得到全部手续费的嘛，22000够我们一年的开支啦。咱们自己干，弄到的钱就全是咱们自己的啦！”
律师这一行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律师与非律师建立合伙人关系。我刚想提出这个问题，但立刻便意识到毫无意义。戴克会举出一打理由来打消我的顾虑的。
“房租听起来倒蛮便宜。”我这样说，一方面是没话找话，一方面也是想看看他究竟已做了多少调查研究。
他眯起眼睛，咧嘴一笑，露出了那几颗大门牙。“我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啦。一座老房子，在麦迪逊一家古董店楼上。4个房间，一个洗手间。就在从市监狱到圣彼得医院那条路的当中。”
地点理想至极！是所有律师都梦想得到的地方。“那里的犯罪率很高呀。”我说。
“你为什么觉得房租便宜？”
“房子的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得粉刷一下。”
“我是个很不错的漆匠呢。”
我们点的色拉来了，我把莴苣大块大块地塞进嘴巴。戴克吃得很少。此刻他的心像一匹在原野上狂奔的马，再好的食物也难以下咽。
“我必须动一动，鲁迪。有些事我知道，却不能告诉你。所以，我说布鲁索要跌大跟头的时候，你一定得相信我，他的气数尽啦。”他停了一下，拿了一颗核桃。“你要是不愿和我一起干，那么今天下午我就去找尼柯拉斯。”
尼柯拉斯是托克塞和雷奇离开之后留在事务所的唯一一个律师，我知道戴克并不喜欢他。我对戴克所谈的布鲁索的情况是否真实，也有很大的怀疑。一个星期只要看两次报纸，就可以看出布鲁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在过去几年中，戴克一直是他最忠实的雇员，而今他却准备从他身边跑开，这真使我又惊又惧。
我们慢腾腾地吃着，两人都一声不吭，各自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4个月以前，要是让我和戴克这样的人一起从事律师业务，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甚至连这样的想法本身，也会是极其可笑的。然而现在，我却无法找到足够的借口拒绝他与自己合伙。
“你是不愿意我做你的合伙人吧？”他可怜巴巴地说。
“我正在考虑呢，戴克。给我一点儿时间好吗？你这个主意太突然了，我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
“我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你究竟了解多少？”
“足以使我自己信服。你别再多问了。”
“等几个小时，我明天给你答复。”
“这很公平。我们明天都要去法院，我们早一点儿，在特鲁蒂饭店。我们可以在你办公室里谈。你今天晚上好好想想，明儿早上告诉我。”
“成交啦。”
“你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档案？”
我想了一下。有关布莱克案的一卷很厚的档案；包娣小姐的一份比较薄；还有布鲁索上周塞给我的一件工人们要求赔偿的案子。“3宗。”
“把它们统统从办公室取出来，带回家去。”
“现在？”
“现在。今天下午。想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就赶快拿。但千万别让人发现，懂吗？”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们？”
他身体扭了一下，眼睛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微微地朝我点了点头，眼珠在变了形的镜片后面转个不停。
“谁？”
“联邦调查局特工，我想。事务所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
……
23
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