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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
10
在我们这4位的压力下，斯穆特终于慈悲为怀，答应我们可以各自分头去柏树花园，而不必集体前往，也无需忍受那顿午餐的折磨。一天，布克和我在《美丽的亚美利加》的歌声中溜了进去，坐在后面。包娣小姐在精力充沛地给大伙儿讲维他命和适当锻炼的事。最后她看见了我们，并且坚持要我们走上讲台向听众们做一正式介绍。
节目结束以后，布克溜到远远的角落里去会见他的委托人，提出他不希望别人听到的建议。由于我已经和多特见过面，和包娣小姐就她的遗嘱争论过几小时，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上次在此接待的第三位委托人迪温·迪维斯先生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我已把我那完全没用的建议写成摘要邮寄给了他，以便在他个人针对退伍军人部的小小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包娣小姐的遗嘱尚未完成，没有签字。她的神经近来过于敏感。我拿不准她是否想改变遗嘱。但她说她好久都没有听到可敬的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消息，所以她可能不把财产留给他了。她的这种想法，我当然是全力予以鼓励。
我们谈她的钱也谈过几次。她喜欢等到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汗水从黏着泥炭的鼻子上一串一串往下滴的当儿，才突然提出一个古里古怪的问题：“假如我什么都不留给德尔伯特，他的老婆会不会起诉争夺我的财产？”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把钱给掉？”
听了这样的问题，我会放下手中活计，钻出花丛，抹一抹脸，竭力想做出聪明的回答。可是到了这时，她往往已经改变了谈话的题目，想要知道那边的杜鹃花怎么老是不长了。
在后院喝咖啡的时候，有几次我也曾提出这个题目，可她马上就会全身紧张，急躁不安。她对律师持有一种严重的怀疑态度。
不过我还是设法弄清了几个事实。实际上，她是在第二次结婚时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尼·默丁的先生。此人4年前在亚特兰大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将近5年。很明显，默丁先生归天的时候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同样明显的是，对这笔财产的归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因为佐治亚州德卡伯县法院下令把有关的档案加以封存。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我准备与和他的财产有关的律师谈谈。
包娣小姐想和我交谈。这可以使她在众人面前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坐在钢琴附近，远离人群。我们挤在一起。两个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别人还会以为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面了呢。
“我需要知道你的遗嘱该怎么办，包娣小姐，”我说。“而且我需要先对钱的事有所了解，才能把遗嘱写好。”
她的眼睛飞快地向四周扫了扫，好像人人都在偷听我们谈话。事实上，即使我们大声吼叫，这些可怜人中有一大半也不会听见。她身体向下一缩，手捂住嘴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投在房地产上，而是投在其他方面，如金融市场啦，互助基金啦，城市股票啦。”
听她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这些投资的类型，我感到十分惊讶。她的钱一定真的是投在这些地方。
“谁负责管理？”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必要。谁在管理她的钱，无论是对遗嘱还是对她的资产，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只是出于好奇罢了。
“亚特兰大的一家事务所。”
“法律事务所？”我提心吊胆地问。
“哦，不是。我不会把钱交给律师去管的。是一家信托公司。我把钱给他们托管。我死以前收益归我，然后我就把它遗赠给别人。法官当时就是这么判的。”
“那么收益有多少呢？”我已经完全不能自控了。
“嗯，这可不关你的事呀，对吗，鲁迪？”
对，是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受到她轻微的责备，可是遵循律师界最优秀的传统，我还要设法把自己的过错掩盖起来。“嗯，这可能会很重要呢，包娣小姐。譬如，对于交税。”
“我要你替我交税吗？交税我有专门的会计师嘛。我只是叫你替我把遗嘱重新写一下嘛。天哪，你肯定是没有弄明白。”
博斯科走到了我们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咧开嘴巴望着我们微笑。嘴里的牙齿多半已经掉落。她客客气气地叫他去玩一会巴棋游戏。对这些老人她特别和蔼温存。
“你的遗嘱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板着脸说。“不过，你得拿定主意。”
她坐得笔挺，夸张地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口中的假牙。“我想一想再说吧。”
“行。但是请你记住，现在的这份遗嘱里，有许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万一你突然出了什么事，那就——”
“我知道，我知道，”她乱舞着双手，打断我说。“你别教训我。过去20年，我已写过20份遗嘱啦。我什么都懂。”
博斯科在厨房边大声哭泣，她快步跑过去安慰他。这时布克恰巧结束了咨询。他的最后一个委托人，就是上次在这儿时跟他磨了半天的那个老头。对布克提供的帮他摆脱困境的建议，老头显然不是那么高兴；我听见布克在尽力摆脱他时说的一句话：“哎，我又不收你的费，你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向包娣小姐致谢后，便迅速离开了柏树花园。《老年人法律问题》现在已成为历史。再过几天，课程就将全部结束。
恨法学院恨了3年之后，我们突然面临解放。我曾听一位律师说过，要把在法学院经受的痛苦和辛酸慢慢遗忘，得化几年时间；但是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此后给你留下的将只有美好的记忆。然而当他追忆起法学院中那些光辉的日子时，他似乎充满了忧伤。
我无法想象，将来某个时刻我在回顾过去这3年法学院生活时，会宣称这种生活毕竟是令人愉快的。但将来某一天，我也许会把一些欢快的记忆片断拼拢起来。因为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布克欢聚，在尤吉酒家当差，以及一些其他我目前想不起来的人和事，的确曾带给我愉悦。而且我毫不怀疑，一想到柏树花园这些亲爱的老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布克和我将来定会捧腹大笑。
将来有一天，这可能会很有趣的。
我提出请他在尤古酒家喝杯啤酒。时间已是2点，天又下雨，是凑在桌边吹它一个下午的大好时机。这也许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布克很有同感，但他必须在一小时内去办公室上班。马尔文·香克尔要他写一份辩护状，下周一提交法庭。整个周末，他都将把自己埋在图书馆。
香克尔每周工作7天。在孟菲斯，在民权诉讼领域，他的事务所成绩遥遥领先，现在正在获得丰富的回报。事务所有22位律师，全是黑人，一半是女性，全都按照马尔文·香克尔苛刻的工作日程办事。秘书们的工作3班倒，所以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至少有3个24小时。布克把香克尔看成自己崇拜的偶像，所以我料定，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也要在星期天工作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抢劫银行的强盗，开着车在郊区转悠，对一家家分行进行侦察，以便决定哪一处最便于下手。在一座用玻璃和石头砌成的现代化四层大楼里，我找到了想找的那家事务所。它位于东孟菲斯，门前有一条狭窄而又繁忙的马路，向西通往市中心和密西西比河。这就是当年市区的白人向郊区迁移时聚居的地方。
这家事务所有4位律师，都是三十五六岁，也都是孟菲斯州大的校友。我听说他们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是朋友，毕业后分别到市内几家大事务所工作，对那些地方的压力渐渐产生不满，于是又重新聚集一起，从事比大事务所要轻松一点的业务。我看过他们在电话簿黄页上登的广告，广告占了整整一页，据说广告费每月高达4000美元。他们什么业务都接，从离婚到房地产到划区纠纷，但是他们在广告上用黑体字标出的特长，当然是人身伤害这一项。
不管一位律师从事什么方面的业务，他或她多半都要吹嘘自己是人身伤害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律师永远也不会拥有可以按小时收费的客户，他们捞大钱的唯一希望，就是做那些受了伤或者送了命的人的代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钱来得相当容易。假定有一个人在车祸中受了伤，肇事的开车人事前保过险；受伤的这一位进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断了胳臂或者断了腿，工资也受到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律师赶在保险公司理赔员之前找到他，那么他的赔偿要求就可以私下了结，获得5万美元。律师化了点儿时间翻翻文件，但却不一定需要提出诉讼。他最多化30小时，却拿回15000美元左右的手续费。这就等于每小时500美元。
这样的肥肉，哪个不垂涎三尺！所以孟菲斯黄页上的律师们，无不大喊大叫，热情召唤受到人身伤害的客户。不需要任何出庭辩护的经验，99％的案子都是私了。唯一需要的技巧就是让双方在文件上签字。
我不在乎他们怎样做广告。我唯一关心的是能否说服他们雇用我。我在车里坐了几分钟，望着雨水敲打车窗。我宁愿被人用牛鞭抽打，也不想走进这家事务所，热情地望着接待员微笑，像挨家挨户兜售的推销员那样和她闲聊，然后拿出最后的招数混过她的关卡，去见她的某一位上司。
我无法相信我正在下车走向这家事务所。
……
11
我不参加毕业典礼的理由是，我得去几家律帅事务所面试。大有希望的面试，我信誓旦旦地对布克说，可他心里完全明白。他明白我现在只是在一家一家地叩开门，把我的个人简历撒遍全城而已。
布克是唯一一个关心我是否会带着方帽穿着长袍参加毕业典礼的人。我不参加使他大为失望。我的老妈和汉克正在缅因州某地露营，目视着树叶转青。一个月之前，我和她谈过一次。我何时毕业，她毫无所知。
我听说毕业典礼十分枯燥无味。白发苍苍的法官们换个不停地致词，喋喋不休地要求毕业生们热爱法律事业，把它看作一个无限光荣的职业，要像尊重一个好吃醋的情妇那样尊重它，从而重塑被我们的学长玷污了的形象。全是令人恶心的广告词。我还不如坐在尤吉酒家里看普林斯赌赛羊呢。
布克将和全家一起出席毕业典礼。查莲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的父母，她的父母，几位祖父母，姑姑姨妈，叔叔舅舅，堂兄表弟。这么一大家子真令人望而生畏。他们会流下大量的眼泪，拍下大量的照片。在这个家族里，布克是第一位大学毕业生，他马上就要从法学院毕业，这使他们自豪无比。我真想躲在观众之中，在他接受学位证书时，仔细观察他双亲的反应。我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哭泣的。
我不知道莎拉·普兰克莫尔一家是否会来参加典礼，但我不敢冒那个险。一想到她微笑着和她的未婚夫托德·威尔柯克斯面对照相机拥抱在一起，我就无法忍受。她将会穿一件又肥又大的长袍，因而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她是否已经有孕在身。我没法不死盯住她。无论我如何挣扎，我的目光都将无法从她的腰部移开的。
不去参加典礼是最好的办法。两天前马德琳·史金纳告诉我，每两个学生中有一个已经找到了工作。许多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期望。至少有15人独自在街上游荡，开办小的事务所，宣称已为打官司做好一切准备。他们向父母和叔叔阿姨借了钱，租下了带有廉价家具的小房子。她有统计数字。她知道每人的去处。如今我的120位同窗，全都知道我鲁迪·贝勒是全班唯一没有找到工作的笨蛋，我怎么能穿着黑袍带着黑帽去和他们坐在一起呢？我还不如穿一件粉红色的袍子，带一顶装着霓虹灯的帽子呢。去它的吧。
我昨天就领了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两点钟开始，而我就在两点整走进乔纳森·莱克律师事务所。这是我第二次拜访这家事务所；就我而言，可谓史无前例。一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把一份简历畏畏怯怯地交给了接待员。这一次情况将大为不同。现在我是成竹在胸。
这家事务所被人们简称为莱克事务所，我对它已略微做了点研究。由于莱克先生不愿与人共享财富，他是这事务所唯一的主人。他手下有12位律师，7位是出庭辩护律师，另外的5位则资格较嫩，是所谓的普通律师。那7位出庭辩护律师都是经验丰富出类拔萃之辈，每人都有一个秘书和一个律师帮办，甚至那个律师帮办还有一个自己的秘书。这几个人构成一个小组，叫做出庭单元。每个出庭单元都是独立工作，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只有乔纳森·莱克偶尔过来了解情况发号施令。莱克只接他想接的案子，通常是那些最有可能得到巨额赔款的案件。他特别喜欢在婴儿医疗事故案中状告产科医生，最近就在一起有关婴儿石棉症的官司当中发了一笔财。
每一位出庭辩护律师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套工作班子。他有权聘用，也有权解雇，并且负责承接新的案件。我听说，这家事务所80％的业务，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介绍的人有别的律师，有出租车司机，也有偶尔碰到受了伤的客户的房地产经纪人。出庭辩护律师的收入，由几个因素决定，其中之一是他弄来了多少新的业务。
巴里·X．兰开斯特在这家事务所里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前不久刚被指定担任出庭辩护律师。去年圣诞期间，他敲了阿肯色州一位医生200万。他现年34岁，离异，住在事务所，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这是我调查研究的成果。他正刊登广告，招聘一位律师帮办。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这个广告。我既然不能从律师开始我的事业，当一个律师帮办又有什么错？等我将来混出个人模人样，有一家自己的规模庞大的事务所，这将成为一个动人的故事：年轻的鲁迪无力买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就从乔纳森·莱克事务所的收发室开始起步。可你瞧他现在！
我在巴里·X约定的见面时间是两点整。接待员朝我看了看，可是却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我不相信我以前来过一次，她就能认出我。从那以后，毕竟有成千人在这里来来去去。我坐在一张皮沙发上，用一本杂志遮住脸，欣赏着硬木地板和上面铺的波斯地毯，以及头顶上裸露的12英寸直径的大梁。这家事务所设在孟菲斯医院区附近的一座旧仓库中，据报导，莱克化了300万美元，把他自己的这座纪念碑翻修装潢一新。我在两家杂志上都看到了这一报道。
几分钟以后，在一个秘书的带领下，我穿过曲曲折折的门厅和走廊，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一进门就是一个开敞的资料室，没有墙壁或隔板，有的只是一排排书籍。一位孤独的学者坐在一张长桌边，身旁放着一堆堆的文件，他正陷在相互矛盾的理论洪流中无法自拔。
巴里·X的这个办公室又长又狭。砖砌的墙壁，吱嘎吱嘎作响的地板。放着几件古玩和摆设。我们握手后各自坐下。他身材瘦削，但很结实，这使我想起杂志上刊登的莱克先生为事务所修建的健身房照片。还有一个桑拿浴室和一个蒸气浴室。
巴里很忙，要和他的工作班子讨论办理一个大案的策略。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电话的位置使我可以看见指示灯在疯狂地闪烁。他的双手虽然一动也不动地掏着，但他无法不时时朝手表瞟上一眼。
“谈谈你那个案子的情况吧，”在寒暄一阵之后，他说。“跟保险索赔被拒绝有关？”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因为我穿着上装打着领带，跟穿着打扮普普通通的委托人不同。
“嗯，实际上我是来找工作的。”我勇敢地说。大不了他叫我走人。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他不屑地做了个鬼脸，抓过一张纸。该死的秘书，又把事情搞糟了！
“我在《每日报导》上看到了你招聘律师帮办的广告。”
“那你是律师帮办？”他不客气地问道。
“我可以是。”
“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已经读了3年法学院。”
他对我打量了5秒钟，然后摇摇头，看看表。“我实在很忙。我的秘书会收下你的申请。”
我猛地站了起来，身子向前俯在他的桌子上。“嗨，这儿有笔交易。”我像演戏似地说。他吃了一惊，抬头望着我。我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我那千篇一律的标准的自我介绍。我聪明，有干劲，在班上名列前茅。如何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找到了工作，又是如何受骗上当。我双管齐下。说到廷利·布里特，我大谈对大事务所的仇恨。说到工资，我则解释我的劳动是如何物美价廉。只要能活下去就成。我确实需要有份工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