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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杜衡《望舒草·序》）。于是，他一反过去对音乐美的追求，在《雨巷》写成数月以后，创作了与以前作品风格迥异的《我的记忆》。卞之琳对他这阶段的诗歌语言、形式、风格追求做过这样的概括：〃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功力的淳朴〃（《戴望舒诗集》序）。《我的记忆》纯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选取了大量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烟卷、笔杆、酒瓶等等，从而形成亲切感；全诗的语调也是平静，不动声色，确实是一种〃有节制的潇洒〃。《印象》一诗以真挚的感情作骨子，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真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既是听觉视觉意象的叠加，又是具象与抽象的融合。〃林梢闪着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又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是〃人〃感觉中的〃自然〃，是追随〃自然〃的〃人〃。可见，从《我的记忆》起，一种舒卷自如的自由诗体便成为戴望舒得心应手的形式。这种诗体形式是在充分吸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又大胆借鉴西方诗歌艺术优点的基础上揉合而成的。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无韵自由诗的成熟。
后期创作是从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民族的忧患和个人的遭际，使戴望舒不能再心安理得地沉湎于〃小我〃的伤感之中，他的视野拓展了，即使还是感慨个人身世的题材，情感也较过去而变得深沉、凝重了，现实性更加增强了。由时代和命运陶冶的诗人的现实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一贯诗风。那种因奇丽的意象生成的朦胧、空灵的气氛冲淡了，诗人更多地运用写生的方法来呈现其真实的情绪。〃这带露台，这扇窗，/后面有幸福在窥望，/还有几架书，两张床，/一瓶花。。。。。。这已是天堂〃；〃可是这带露台，这扇窗，/那里却这样静，没有声响，/没有可爱的影子，娇小的叫嚷，/只是寂寞、寂寞，伴着阳光〃（《过旧居》）。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戴望舒也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参与了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现实的教育与生活磨炼，逐渐提高了他的认识并开扩了他的胸襟，也不断熔铸了他新的感情、新的形象与新的语言。1939年元旦，他写下的短诗《元旦祝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曲新声。诗人们诚挚的态度，欢乐的心情与高昂的节奏，向祖国和人民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祝〃我们的土地〃滋长出〃更坚强的生命〃，祝〃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使得他的诗歌，真正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应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中国新诗有更深邃一点的内容，更完美一点的表现形式〃（戴望舒、艾青主编《顶点》诗刊创刊号《编后杂记》）。
1941年香港沦陷后，戴望舒被捕入狱，在狱中，创作出他一生中最富于爱国热情与战斗气息的诗篇，如《狱中题壁》、《等待》、《心愿》、《我用残损的手掌》、《偶成》等，诗中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诗风明朗、雄浑。在土牢中，在潮湿污秽的角落，作者经历着生死考验，也经历着情操的砥砺。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面对死神，他关怀的是苦难的祖国的命运，尤其瞩望于辽远一角的〃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作者的构思相当别致，用手掌轻抚钟情之物……先是〃我用残损的手掌〃把祖国大地依次抚摸；继之着重对〃那辽远的一角〃的热烈抒情；最后表达了对〃永恒的中国〃的巨大憧憬。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在本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节奏融和了作者的感情流动而有韧性。《狱中题壁》是他另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篇。这首诗并没有实写诗人在敌人狱中的生活感受，而是据实以构虚，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诗境。诗的幻想世界是以两个假想作为支柱的：一个是设想自己已经死亡，另一是设想抗日战争终于胜利。诗人就是在这两个支点上展开对友人的情真意深的倾诉，这样构思，首先是突出个人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命运，在这里，承受被捕坐牢灾难的不是诗人孤独的个体，而是〃你们之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个人与祖国是忧患与共的，他的苦难就是祖国的苦难！因此诗人才会呼唤：〃他怀着的深深的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即使自己死亡了，因为是为祖国而死亡，所以诗人也才坚信：〃我会永远的生存/在你们的心上〃。这种构思方式也有利于把诗人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对祖国胜利的确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诗篇一方面用肉体的死亡突出爱国精神的不灭，在凯旋之日，即使从泥土里掘起的只是自己〃伤损的肢体〃，但诗人却坚信人们用胜利的欢呼，会〃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而另一方面，诗篇又用死后对光明的眷恋映照出生前对自由的渴望，诗人希望胜利时，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并且告诉人们：〃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死后尚且如此，生前可想而知，生生死死，都执著于自由和光明。在艺术方面，文字于沉郁中显出力度，语调从舒缓里见出深沉，形象和画面平实、素朴而又飞扬着浪漫的激情。这种幻想和现实交融的艺术境界，把诗人那种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民族解放的信念表现得入木三分，达到令人难忘的程度。
总之，戴望舒的后期创作，从内容到创作方法，已属于现实主义，表明了他从现代主义向着现实主义的皈依。在表现上，它们大都押韵，多重词复句，讲究句式和章法，部分地恢复了曾被诗人抛开的音乐性和新格律形式，显示出一种在较高层面上的回归。
＇作品选析＇ 雨巷/戴望舒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当时代理《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收到这首诗以后，说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戴望舒也因此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展读《雨巷》，我们被引进了一种梦幻曲般的朦胧飘忽的境界，全诗以其优美低沉徐缓的曲调，抒发了诗人极端的忧愁和追求无着的失落之情。它是诗人美丽憧憬与虚幻追求的艺术显现。这首诗中的〃我〃，是一位沉醉于感情追求的青年，他常常孤身一人，彷徨在江南悠长的雨巷，等待着一位姣好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这是一个美丽的形象，但同时又被诗人赋予愁苦的色彩。她的内心充满〃冷漠、凄清又惆怅〃，〃她默默地走近〃，然而又终于从身边飘然而过，令我失望，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是个梦，难以觉察，不可捉摸，〃他〃就是这样既彷徨，又在彷徨中追求着、追求着。。。。。。。但〃我〃无能为力，只有无限的惋惜，只能远远地目送〃她〃〃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最后，在〃雨的哀曲里〃，〃她〃的一切，统统像轻烟薄雾似的消失在朦胧之中，一去不返。只留下〃我〃的追求无着的惆怅，〃我〃的绝望地叹息，从而使本已低沉的诗的基调进一步蒙上一层感伤的情绪，更加凄清和愁怨。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悲剧感和孤独感，因为他所期待的象征着理想的美丽姑娘只是一个像梦一样的朦胧的形象。由于抒情主人公的吟唱和含有象征意义的姑娘的形象，都与一个内涵丰富意境深远的诗歌意象（悠长而寂寞的雨巷）紧紧相扣，这就使得全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染上了象征派诗歌的风格特点。然而，由于诗中传达出来的那些感情体验是以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底子的，因而该诗又摆脱了象征派诗歌（如为戴望舒所崇敬的法国诗人威尔伦的作品）常有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意味。《雨巷》中那阴暗狭窄的小巷，连绵不断的雨丝，是江南小镇梅雨时节司空见惯的普通景色，可是诗中出现的〃撑着油纸伞〃的〃我〃和〃一个结着愁怨的姑娘〃却并非真实生活的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这些并非实指的虚幻的形象，既清晰又朦胧，既明快又深沉，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使读者深切领悟到诗人飘忽不定的愁闷和徒劳追求的空虚孤寂之情。除了受到象征诗歌艺术的影响，《雨巷》借鉴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痕迹也很明显。〃春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是南唐中主李王景的名词。戴望舒吸收了旧诗词中描写愁情、创造意境的方法来表现怅惘伤感。
《雨巷》在音乐性方面也具有突出的成就。全诗共七节，每节六行，每行长短不等，押韵的位置长短不等，但间隔有致，一韵到底。特别是诗人十分巧妙地运用了词语的重迭、音组的停顿和反复拉长了诗的节奏，构成了一种回荡往返、摄人心魄的音乐旋律，〃雨巷〃、〃悠长〃、〃姑娘〃、〃芬芳〃、〃惆怅〃等词在韵脚中一再重复，更传达出一种流动着的情绪，一种低回而迷茫的感觉。
戴望舒的传奇人生
文汇报 （2005年02月07日）
《雨巷》使他一夜成名
1923年秋，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两年后，进入法国教会在上海办的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法国神甫教的是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的经典作品，但戴望舒有更强烈的追新倾向，喜好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的作品。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把中国古典诗艺跟西方最新诗艺结合得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与他的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最早的译诗就是在震旦读书期间，将雨果的《良心》译成中文。之后戴望舒在施蛰存、杜衡创办的刊物《璎珞》上，发表了散文诗《凝泪出门》、《流浪人之夜歌》等，并翻译诗歌《瓦上长天》、《泪珠飘落萦心曲》。这两首诗的作者魏尔仑，是法国象征主义的主将之一。戴望舒用民间小曲的形式来译，但措辞则像宋词小令，用的是文言文。
1929年4月，戴望舒编定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由他自己主持的水沫书店印行。这是他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他的诗从闻一多、徐志摩那儿获取的主要是外在韵律和格式，而从英法诗歌那儿汲取的主要是“忧郁的情调”。他早年诗歌形式上的传统倾向还表现在段式上，如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1928年8月，他作的格律诗《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诗中写道：“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戴望舒一夜成名，并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朱自清也曾评定这首诗说，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律美，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戴望舒靠《雨巷》成名，但他在诗坛的领袖地位则是《现代》杂志造就的，或者说是主编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在这个杂志里，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的译作。
与众不同的留学生涯
戴望舒与施蛰存当年是一同考进上海大学的同窗好友。戴望舒迷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由于他的执著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终于心有所动，决定与望舒订婚。但她提了一个条件：戴望舒要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后，才跟他正式结婚。于是，1932年10月8日，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那时走海路需要整整一个月。到巴黎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但他似乎对学位没多少兴趣，甚至没有读书计划。他在法国忙于写、译，这跟他我行我素的诗人性格有很大关系。
作为望舒的挚友，施蛰存在国内身兼他的代理、亲友、财务总管等数职。望舒每月给施一定数量的文稿，施负责联系发表、出版事宜，并每月给他汇出一定的款项。但望舒的稿费根本不足以应付他在巴黎的生活，因此施还得在国内为他筹钱，时时接济他。后来戴望舒进入费用比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史。但他在巴黎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少去教室听课，几乎用全部时间在搞翻译。他在法国期间的译作主要有：《苏联文学史话》，这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法文原名叫《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此书1934年由巴黎伽利马书店出版，仅一个月后，望舒就把它全部译完了。但这部译作直到1941年12月才在香港出版。望舒在译者附记中花费相当的笔墨，以控诉的语调，交代了本书在出版上的命运：“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碰壁……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
戴望舒还给他译的《比利时短篇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写了译者附记，介绍了作者和作品。如对于象征主义大师梅特林克的《婴儿杀戮》，戴望舒的评价是“神似弗兰特画派初期之名画”。他译的《意大利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意大利短篇小说10篇，最早的是16世纪的彭德罗的《罗米欧与裘丽叶达》（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即取材于此）。另外还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以及法国梅里美的《高龙芭》、高莱特的《紫恋》等。戴望舒在法国不仅从事法译汉，还做汉译法的工作。当时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是很难发表的，更不要说稿费了。他之所以做这项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的关系。艾登伯比他小四岁，非常同情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了能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艾田蒲”。艾登伯把戴望舒作为一个翻译家介绍给《新法兰西评论》和《欧罗巴》——这是为数极少的有可能给他稿费的杂志。戴望舒汉译法的作品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仇恨》。他与艾登伯还合作译了施蛰存的《魔道》（法文译名为《吸血鬼》）等。1957年艾登伯曾应周恩来邀请，率法国汉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回去后写了颇有影响的《东行记》。
但是与法国相比，西班牙对戴望舒似乎更具有魅力。早在1928年他23岁时，就翻译出版了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的小说《良夜幽情曲》和《醉男醉女》。此后他翻译的较多的是另一个西班牙作家阿佐林的作品。1933年8月，戴望舒从里昂乘火车去西班牙旅行。在那段时间，他除了游历，大部分时间是上图书馆、逛书店和书市。他购买了不少西班牙语的书籍，光是《堂·吉诃德》就买了好几个版本。他一直将翻译《堂·吉诃德》当做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回国后经胡适的介绍，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曾约其由原文直接翻译这部巨著。据施蛰存说：“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成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
不知下落。”叶灵凤也说过，戴望舒翻译此书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但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继续着这件工作。但现在我们能见到只是一些片断，如《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登载过的望舒译稿《吉诃德爷传》。不管怎么样，中国读者没能看到望舒的全译本，这是极为可惜的。
戴望舒在西班牙还买了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等当代诗人的诗集等。这些书籍对他回国后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起到了莫大的作用。10月下旬，望舒由西班牙回到法国。但他没能继续呆下去——里昂大学把他开除了。有人说，被开除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旷课离校。1934年春季，巴黎以及法国若干大城市爆发群众游行，反对法国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他去参加了。在西班牙旅游时，他又参加了西班牙进步群众的反法西斯游行。西班牙警方通知了法国警方，于是学校将他开除，并遣送回国了。
创作与翻译的黄金时期
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此时望舒暂时住在挚友刘呐鸥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穆时英、杜衡等。穆时英见望舒一直未能摆脱失恋的阴影，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许因为哥哥的关系，她也喜欢文学，对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请穆丽娟帮他抄写文稿，渐渐两人产生情感，便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戴望舒除了写作和翻译，还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甫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
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脉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问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质量，第一期《现代诗风》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可是戴望舒没有趁着这股热劲继续编第二期，他有了新的构想，要和“北方诗派”携手合作，出《新诗》月刊了。三十年代初的诗歌界存在着南北对峙问题，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南北之分并不只是地域不同，而是由作品的“精神”来加以区别的。戴望舒弃《现代诗风》而创《新诗》，就是想要实现他那“南北大团结”的构想。当时新月派首要人物徐志摩飞机失事亡故，朱湘跳江自尽，领头的卞之琳欲打破与现代派对立的局面，与南方诗人颇为友好，时常联络。也许望舒正是看准了这种趋势，加紧操作，创办《新诗》，便是他促使南北诗派联合的具体表现。
1936年10月，《新诗》创刊号诞生。这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他为之花费了巨大心血。《新诗》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他自己家里，经费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腰包。他出了100元，徐迟和纪弦各拿出50元。《新诗》的编委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他们是：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徐迟和纪弦虽然是出资者，却没有列入编委之列，只是跑前跑后，做诸如校对、印刷、联络等编务工作。《新诗》1937年7月停刊，一共出了10期。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和译品的有八九十人，“新月”、“后新月”和“现代”济济一堂。
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