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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样一幅画拿在手上，真是太让人惊喜了，”十年之后希尔回忆道，“毫无疑问，是维米尔的真迹。面对一幅如此美妙的画，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怀疑，担心说‘这是真品，还是赝品’？它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你就如同遭到了当头棒喝。”
马尔维希尔是个“非常务实的家伙。对他来说，买卖失窃艺术品无非是一门生意，卖一幅名画给我，跟卖一卡车羊皮大衣给我没什么两样”。
对着这幅维米尔的名画，希尔嘴里长吁短叹，尽量摆出一副艺术品掮客面对艺术瑰宝时的忙乱神情。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对艺术很懂行的人，并且作出懂行的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希尔开始大谈这幅名画的历史，赞叹其构图是何等之美，在捧起这幅名画的时候，他还特地用手帕裹着手，以保护画作。趁着马尔维希尔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言语所吸引，希尔悄悄地将自己的指纹按在了画布的背面。
那是个预防措施。希尔的这些黑道“朋友们”乐于和他一起去喝一杯，但希尔心里非常明白，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也会非常乐于枪杀希尔。有时希尔会谈起那些“落入野蛮人之手的被窃艺术品”，他的听众们总是会作出假定，认为他口中所说的野蛮人对自己所偷来的东西毫无鉴赏力。这种假定并没有错，但是希尔的本意还不止于此。像卡希尔这样的黑帮分子们不仅像野蛮人一样粗鲁，更是像野蛮人一样充满暴戾。现在，希尔把自己的指纹按在画布的背面，如果哪天他不见了，那么等到警方通过其他途径终于寻回这幅名画的时候，他们至少能够获得一些线索，知道希尔的失踪是与这幅维米尔的名画有关联的。
随后，希尔把画递还给了马尔维希尔。
一周之后，轮到希尔来安排会面，让马尔维希尔眼见为实了。在花旗银行的帮助下，苏格兰场设法出具了两张支票，已经填好了马尔维希尔的名字。一张支票的额度为一百万美元，另一张是二十五万美元。至于为什么马尔维希尔需要开两张支票，以及他如何与货主分配这些钱，没有人问。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一起驱车前往花旗银行设在布鲁塞尔的支行。希尔在前面领路。这家银行的经理已经接到了总部发来的简报，见到希尔一行，立刻脚步欢快地迎了上来。
11 安特卫普遭遇战（4）
“你好，罗伯茨先生，很高兴为您效劳。”
银行经理的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希尔则表现出一副被人拍马屁拍惯了的样子。双方寒暄已毕，就到了查验支票的环节了。银行经理毕恭毕敬地把它们递了过来，那架势就像餐厅里的服务员领班用银盘子端上了一份烤羊腿。马尔维希尔把两张支票拿在手里，仔细地、满怀怜爱地看着它们，还给银行经理时依依不舍。
现在，交易的初步环节已经完成，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都表示，再下一次的会面就将真正进行交易了。到时候，马尔维希尔带着支票驱车离去，希尔则带着名画远走高飞。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非常愉快地驾车返回了安特卫普，在路上，希尔稍微有些走神，险些错过了通往安特卫普的高速路出口。直到最后关头，发现了问题的希尔才猛打方向盘，切换到了外侧车道，一辆满载西红柿的十八轮大卡车被迫骤然减速。伴随着大卡车的汽笛发出抗议，马尔维希尔向希尔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干得漂亮，”他说，“现在肯定没人再跟我们的梢儿了。”
这两个男人，这两个在交易过程中早已惺惺相惜的家伙敲定了最后交易的日程安排。时间定在9月1日，地点是安特卫普机场。
* * *
到了指定的日子，希尔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一名叫做安东尼的比利时便衣警察扮做希尔的贴身保镖。希尔以前就认识安东尼，并且很喜欢他，更重要的是，安东尼一看就是个保镖。“他壮实得活像个宪兵，”希尔对安东尼的评价很高，“他不喝酒，就靠喝橙汁和酸奶酪过日子。”——听希尔的那副口气，似乎安东尼只靠山羊尿和蚂蚱为食也能过活——“他全副武装，不是有意卖弄，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他的样子很有震慑力，显然是个很专业的保镖。他身边带着个公文包，那两张支票就装在里面。”
安东尼还是个驾车好手，他开着一辆高品质的、保养得非常好的奔驰轿车。在他和希尔穿越安特卫普市区，赶往机场的途中，一位骑自行车的老太太想要抢在一辆有轨电车之前横穿马路，但她的车铃铛却刚好从车把上掉了下来，滚落在大街上。此时正是早间的上班高峰。
“快停车！”希尔大声嚷着，随后他跳出车子，阻止了来往的车辆，并捡回了车铃铛，把它交到了那位骑自行车的老太太手中。
“她对我微笑致谢，那笑容太灿烂了。”希尔对此事念念不忘，“而当我回到车里的时候，安东尼脸上一副‘这到底是他妈的什么事儿啊？’的表情。”
对希尔来说，这次的英雄行为是他根本不可能甘心错过的，在他身上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其严重程度与那些迫切梦想着成为英雄的小男孩儿们差不多。“简直是光辉一刻，”很久以后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愉快的笑容仍洋溢在希尔的脸上，“那是必须要做的。可怜的安东尼坐在那儿想：‘你应该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而不是傻乎乎地去给一个老太太充当骑士呢，她那自行车都快锈没了。’”
到了机场，希尔和安东尼停好车，走进了小小的餐厅。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希尔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过了没多久，餐厅里拥进了一群等待航班的乘客，在他们的后边，走来了马尔维希尔和他的一名同伙。
“东西都带齐了吧？”马尔维希尔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11 安特卫普遭遇战（5）
“那当然。”希尔答道。
在任何生意当中，交接钱款与货物是最难办、同时也最危险的。所以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都要带上一名同伴，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希尔陪马尔维希尔那名同伴留在餐厅里，马尔维希尔则与安东尼一起离开餐厅，朝安东尼的轿车走去。双方都是开车前来的，于是轿车就变成了理想的验货场所。马尔维希尔仔细查验了那两张支票，确信它们确实是自己在布鲁塞尔花旗银行里所见到的那两张。
马尔维希尔心满意足地回到了餐厅里。他问希尔：“想要看看那些画吗？”
希尔离开了餐厅，与马尔维希尔的同伴一起走向停车场，来到一部标致车的旁边。这部轿车是马尔维希尔租来的。那名同伙打开了后备箱。希尔看到了一个运动背包，大小足够装下一副网球拍，以及一双运动鞋。在运动背包的边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个头挺大的东西以及某个呈长方形的东西，并且都被包装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的尺码以及外形与希尔在安特卫普见到的那个完全一样，当时马尔维希尔向希尔展示了维米尔的真迹。希尔先把黑色塑料袋挪到了一边。他打开了运动背包，看到里面有一张卷了起来的画布，希尔确信那就是戈雅绘制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看到这幅画让希尔非常高兴——如果窃贼们想要玩什么花样，是不会把这幅画带来的——但一幅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油画被随意地卷了起来，就如同对待一幅只值十块钱的普通海报，也让人看着心疼。希尔慢慢地把运动背包放下，转向了他期待装有维米尔失窃名画的塑料袋，他把手放在胸前的衬衣上轻轻摩擦，就像是在擦去手心里的汗水。
神兵天降一般，两辆大型宝马车伴随着希尔发出的行动暗号驶入了停车场，一前一后堵住了标致车的去路。每部车里都有一名司机和三名乘客。这些人是比利时快速反应部队的官兵，都是身材高大的特种兵。他们用弗兰德语大声喊着，应该是“放下手中的所有物品，趴在地上”之类的命令。为了不让对方错误理解自己的意思，那些特种兵们“帮着”希尔以及马尔维希尔的那名同伙趴倒在地上。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的那名同伴脸朝下趴在柏油路面上，被戴上手铐、搜身，之后塞进了车里，汽车一路鸣笛开到了当地警察局。马尔维希尔和安东尼也被抓了进来。让希尔非常满意的是，这场表演吸引了咖啡店里所有人的关注，惊呆了的乘客禁不住发出赞叹和尖叫。
一到警察局，希尔和安东尼就被除去了手铐，并受到了祝贺，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好好庆贺一番了。马尔维希尔被控以“买卖贼赃”的罪名，但就像《爱尔兰审查报》所描述的，“他奇迹般地被免于起诉”。
世间哪儿有什么奇迹？马尔维希尔不被起诉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艺术品犯罪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在撤销对马尔维希尔的控罪时，比利时法庭提出的依据是：罗素堡盗窃案是发生在爱尔兰的，已经超出了比利时法庭的司法管辖权。
黑色的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维米尔的那幅失窃名画。比利时警方一共起获了四幅罗素堡失窃绘画（以及三幅毕加索的仿冒品）：维米尔的一幅、戈雅的一幅，以及安东尼？韦斯蒂尔①的一幅肖像画、加布里埃尔？梅特苏的《写信的男子》（Man Writing a Letter）。梅特苏的这幅作品与他所绘制的《读信的女子》是配套的，后者已经先期被伊斯坦布尔警方起获，当时窃贼们想要拿它换海洛因。这两幅画被公认为梅特苏最为杰出的作品。
如今，罗素堡1986年被劫走的那十八幅名画当中，只有两幅依然流落在外，它们都是由弗兰西斯科？瓜尔迪克绘制的威尼斯风景画，有谣传说它们流落到了佛罗里达。
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现在被安放在都柏林的国家美术馆，画中的女子神态安详，尽管她见证了这一切。
* * *
罗素堡失窃案的主脑马丁？卡希尔于1994年被杀，一名装扮成都柏林市政工人的枪手从司机那一侧的车窗开枪打死了他。当时卡希尔在停车标志前慢慢停住车，一名拿着记事本的男子凑到车窗边上，貌似要询问几个与交通有关的问题。
马尔维希尔于2003年1月在黑社会火并中遭到枪击，尽管身中四弹，马尔维希尔还是朝着最邻近的医院的方向驾车行进了两英里，但快到医院时，他出了车祸，造成了四车连环相撞的事故。对于马尔维希尔的死亡，没有哪个黑帮组织表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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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蒙克（1）
1994年3月
在寻回罗素堡失窃名画之后的五个月里，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人间蒸发了。然后，随着《呐喊》的被盗，罗伯茨又一次出山了，这一次他变成了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为了演好这个新角色，查理？希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好好了解爱德华？蒙克。增进对艺术的学习和了解，是日常工作中希尔最为喜欢的一部分。希尔对艺术的热爱发自内心，尽管他只是一个爱好者而非艺术专家。在闲暇的时间里，不管置身于哪座城市，希尔都会去博物馆参观，并在那些博物馆里“拜会”自己的老朋友们。在布拉格，是一幅丢勒①的自画像；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美术馆（the Hermitage Museum），是伦勃朗的《献祭以撒》（Sacrifice of lsaac）；在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老朋友可就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岩间圣母》（Madonna of the Rocks）了。
在华盛顿特区，希尔总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特别喜欢的一幅画，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①《滑冰者》（Skater）（这幅画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威廉？格兰特的肖像》）。描绘运动中的人物的绘画往往会流于僵硬，但这幅作品是个例外，它是那样地打动人，斯图尔特正是借此扬名立万的。画面中描述的是一位身着高雅的黑色上衣、戴着帽子的高个儿男子，正在伦敦海德公园九曲湖的冰面上作出华丽的转身动作。（据说格兰特当时对斯图尔特表示：“这样的日子最好是穿戴停当去滑冰，而不是坐下来让人画肖像”。）对于希尔来说，那个正在滑冰的苏格兰人的形象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例，“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自己的样子”。
具体到《呐喊》失窃一案，希尔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业余的艺术品爱好者，而是一位来自世界级博物馆的大人物，因此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就必须做得格外透彻。没有捷径。要深入了解蒙克，就需要找出一大摞艺术类书籍，然后一头扎进去。唯一的麻烦就是钱。尽管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个有钱人，来自一个完全不把钱当回事的、富得流油的艺术机构；尽管他摆出打算为一副价值七千两百万美金的油画支付赎金的样子——希尔本人还是没有财力把他需要的书籍买下的。希尔只好天天跑到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和书店里蹭书看，幸好书店的经理很有人情味，允许这位显然不打算花钱的高个男子流连在书店的艺术书籍区域里，翻来覆去地找书看。
刚开始的时候，希尔对蒙克的了解与大多数人差不多。希尔的气质过于保守，对现代社会缺乏兴趣，他更欣赏十七世纪或者十八世纪的作品，只有极少数十九世纪的作品能够引起希尔的重视。希尔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看到的那幅戈雅创作于1805年的作品，他极为欣赏此画。“任何有眼睛和有智商的人，”希尔一时激动得口沫横飞，“只要站在那儿，捧着这幅画，就一定会充满敬畏之情。”
希尔此前从来没有近距离地观赏过《呐喊》的原画，所以说，如果不能把它找回来，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查理？希尔与爱德华？蒙克，要找出比他们差别更大的两个人，只怕会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位脾气暴躁的退伍伞兵对那位精神抑郁、高度紧张的艺术家充满了同情。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荷兰大画家梵高一样，爱德华？蒙克也饱受生活的重压，情绪非常不稳定，他的童年历经磨难，即使最快乐的天性，经过那么一番折磨也必定会被磨灭。蒙克五岁时，他的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年幼的蒙克就守在她的床边；九年之后，蒙克的大姐也因为患了同样的病症撒手人寰；蒙克的哥哥也染上了肺结核，但是侥幸保住了性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2 蒙克（2）
精神错乱是蒙克家族经受的又一重诅咒。蒙克的姐姐劳拉发了疯，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蒙克的祖父也疯了，死在了一家收容院里；蒙克本人在1908年的时候也经受了一次精神崩溃，住院长达八个月，那年他四十五岁，在接受了电击等各种疗法之后，蒙克的精神状况多少有了些好转，得以重新开始工作。
即便是在最健康的时候，蒙克也远远算不上精力旺盛。童年时期的蒙克始终是个病秧子，好不容易才免于感染肺结核，但却长期经受支气管炎的折磨。终其一生，蒙克都忍受着高度恐慌带来的煎熬。在绘制《呐喊》的那段时间里，横穿马路，或者是从稍微有点高度的地方向下看，蒙克都必须鼓足全部的勇气。蒙克一直害怕吸入尘埃或者病菌；因为长时间画画，他身体佝偻；他还特别害怕开阔的地方，每次壮着胆子出门时，他都会紧紧贴在离他最近的墙上。
“疾病、精神错乱以及死亡，从我刚出生，这些天使就来到了我的身旁，此后，它们一直都伴随着我的人生，”蒙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人生的痛苦与危险，了解到了死后灵魂的生活，了解到了在地狱里有着怎样的永恒的惩罚在等待着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蒙克了解到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他的父亲，奥斯陆的一名医生，他经常给那些最贫苦的人们免费进行诊治，但始终保持着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没有被焦虑占据身心时，他会跟我们开玩笑，像个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玩耍，”蒙克回忆道，“但是当他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暴戾，近乎癫狂。童年时期的我，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没有母亲，体弱多病，而且，可能会遭受地狱惩罚的心理阴影随时都陪伴在我的身边。”
长大成人之后，蒙克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孤独的、非常敏感的年轻人，身材高大、消瘦而又非常英俊（甚至被人形容为“全挪威最英俊的男人”）。二十出头的时候他逃离了戒律森严的奥斯陆，去巴黎以及柏林的“小黑猪咖啡店”尽情享受罪恶的快乐。在那里他酗酒无度，追逐女人然后又抛弃她们，夜深的时候他才分出心思画画，在他那间租来的凋敝的房间里到处散放着未完成的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蒙克已经三十出头了，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此时他很多作品的名字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位画家的精神状态。1892年他绘制了《绝望》（Despair）和《在灵床边上》（By the Deathbed），1893年是《呐喊》，1894年是《焦虑》（Anxiety），1895年他画了《与死亡抗争》（Death Struggle）。
那些绘画正像它们的名字所表述的那般凄凉。与蒙克作品中的孤寂与哀伤相比，爱德华？豪普所描绘的、曲终人散后的餐厅简直能让人发出快乐的笑声。《生病的小孩》（The Sick Child）中的主人公是蒙克的姐姐苏菲，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旁边是她悲痛欲绝的母亲。苏菲面色苍白，非常虚弱，但是她的神情中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苦恼——这也是蒙克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即将被她抛弃在这尘世之上的母亲则痛不欲生。母亲所忍受的痛苦已经超出了她能够忍耐的限度，她紧握着女儿的手，但已经伤心过度导致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即便是在描绘那些看上去挺招人喜欢的事物时，比如1892年的《卡尔？约翰街春天的夜晚》（Spring Evening on karl Johan Street）中的街景，悲痛的调子还是那么明显。蒙克笔下的春天的夜晚，有一连串戴着黑色高帽的男子和穿着深色衣服的女子迎面走来，他们外貌怪异，眼睛大而闪烁，脑袋瘦得像骷髅。一个孤单的背影在朝着相反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