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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捧着一大杯药茶走进了卧室，屋子的气味让她皱起了眉头。顾不得感冒了，卢决定要给这间房间通通风。伯尼呷了一口茶，做了个鬼脸。
“没用的。”他说。
“对你有好处。”
“听我说，”他说，“我有个麻烦。”
“什么事？”
“我今天有个活儿要干。”
“你不能去，”她说，“这事到此为止了。你不能出去乱逛——在哪儿啊？”
“斯特兰德大街上的一家旅馆。”伯尼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到斯特兰德大街的那些旅馆里去，你必须去告诉他们，你要不去说我就去说。我才不怕打电话给他们呢。”
伯尼愁眉苦脸，在床上翻来覆去。卢看得出来他忧心忡忡。每当伯尼发愁的时候，他那本就不高的发际线就会降到几乎和眉毛连在一起。
卢饶有兴味地凝视着伯尼。有谁能抗拒这对乌溜的眼睛和这个肉鼓鼓的鼻子？有的时候他简直像个大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发福，但伯尼的脸上仍然有他二十岁时的那种神情。这种神情令卢记忆犹新。当年在东伦敦拳击场上他就是用这种透明纯净的眼神望着卢。卢当时和她最好的朋友罗斯一起坐在看台前排的中间，而伯尼正在和“蒸汽人”约翰尼·特雷弗酣战到第三个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罗斯认识伯尼的经纪人，或者说是那个假充经纪人的白痴。他们一起去了伯尼的更衣室。伯尼还处于亢奋状态，太阳穴在激烈地跳动着。他也是用这种清澈通透的眼神看着卢。而卢已对他一见倾心，一切就此变得顺理成章。在他们的婚礼上，伯尼也就是用这种眼神与卢对视。婚后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伯尼放弃拳击，因为她不想哪天早上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具咽了气的躯体。
如今二十三年过去了，可伯尼还是一如既往地用这种眼神看着她。虽然这也许是因为流感的缘故，但你还是必须爱他，也应该爱他。
“我去给他们打电话，伯尼。”
“问题是，”伯尼说，“现在是忙季。不行，我们必须自己解决。”
卢奇怪，怎么一下子成了“我们”。
“不能等你稍微好点儿吗，难道……”她问。
“不行。”伯尼的脸色阴沉，“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紧迫。”卢做过多次诸如此类的填字游戏。
“对。就是这个词，时间紧迫。你得想个办法帮帮我，卢。”
卢拿起空杯子，回到厨房，重又开始思考。伯尼离开那个北伦敦团伙时，她真的很高兴。那个团伙叫什么来着？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好像有个意大利语或马耳他语的名字，但卢从来都记不住外国名字。伯尼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再从事那种职业了。再怎么强迫都不行。他以前常常半夜甚至凌晨归家，而且是如此景象：衣衫褴褛、伤痕累累、浑身青紫，还有一次半边脸都被划破了，后来缝了十七针。
私底下说，她挺喜欢那道伤疤的。不过，无论他那个意大利的或哪国的老板是如何命令的，一个四十几岁的男人不该如此狼狈地回家。卢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伯尼会跟那些叫什么什么的弟兄们分道扬镳。她知道伯尼和其中的一个人关系很僵，而且卢也一直很讨厌他们，有几次她曾在一个他们所谓的夜总会里见过这些人。所以，当伯尼的一个朋友给了他一次调职到国际搬运公司的机会后，卢感到特别高兴，并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们试用了伯尼两周，然后就决定长期聘用他。看到伯尼有份稳定的好工作，卢觉得很欣慰。工作有规律，薪水也不错，而且伯尼只需像常人一样在白天工作，这样给了他们更多团聚的时间。他们用收入购买了一套能看得到旺兹沃思公园美丽景致的公寓，比原先的住房宽敞了许多。但是现在伯尼看起来真是忧心忡忡。好吧，如果他真的那么担心，卢就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他。
她返回卧室，坐在床边。
她说：“听着，我下午要去理发，要到干洗店去拿衣服，还有点儿别的差事要做，但或许我能帮到你。”
伯尼看着她，表情舒展了开来。
“你真的这么想吗，卢？”
“把情况告诉我，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伯尼咧开嘴，冲着卢灿烂地微笑。
“你真好，卢。说话算数。”他伸出手去拍了拍卢的大腿。卢却不屑一顾地看着他的手。
“我不知道你那只手伸过来想干吗。不过，还得稍等片刻。开始吧。”
他们开始商讨细节。
整个下午，卢简直是焦头烂额。一开始，她去了位于南安普顿街的理发店，朱尔斯·爱德华因为一件突如其来的紧急过氧化物的工作而迟到了半小时，害得卢在让小姐洗完头以后，湿着头干坐了二十分钟。朱尔斯·爱德华匆忙间当然就把卢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了。
卢离开理发店的时候已经是怒气冲天了。可祸不单行，她随后去干洗店取自己的外套和伯尼的裤子时，那个店员居然找了老半天；而她去开车时，竟然发现挡风玻璃上被贴了一张罚款单。她快速计算了一下，决定径直去斯特兰德大街的旅馆。说实话，那儿并不远。反正已经有一张罚款单了，不如就把车扔在这儿。去一个离此不过半公里多的地方还要再花几小时找停车场，那可不划算。
她招了一辆黑色出租车。车开到半路的时候她才发现那两件干洗完的衣服也被带上了。
出租车在旅馆门口把卢放了下来，她一路小跑上了楼梯。接待大厅里挤满了那些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卢穿过人群，来到电梯口，幸运之神终于垂青，有一部空电梯在等着她。她独自乘到五楼。518房间在右手边。卢屏住呼吸，敲了敲门。房间里没有反应，但话又说回来，这些门的隔音效果都很好。卢急得诅咒那家干洗店和理发店里的那些店员，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的爱人。要是因为耽搁而误了事，伯尼会杀了她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块头出现在门口。他穿着衬衫和亮红色背带的裤子。卢还注意到他穿了双长筒袜。那个男人却盯着卢手中的干洗店塑料包装袋。
男人说：“我太太出去了。交给我吧。”卢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一把接过了卢手中的衣服和伯尼的裤子。男人往门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进来吧。”
卢跟着他走进了小客厅。男人进了卧室，把干洗完的衣服扔在了床上，然后他走到梳妆台前，拉开了一个抽屉。与此同时，卢正试图把手枪从包里拽出来，因为消音器太长，所以费了她半天劲。最后，她终于一下把枪拽了出来，并快速扳开了安全装置，趁那个男人还在翻抽屉的时候，将枪口对准了他。
卢听从伯尼的指示，对着他后背的左上方连开两枪。卢事先预料到了各式各样的结果，却没想到那个男人仅仅是沙哑地干咳了两声，仿佛是吃糖的时候噎着了；而且他是立即倒地，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慢慢缩成一团，而是整个人突然间猛一下倒在了地上。
卢跨过那个男人尸体，拿回了干洗的衣服。她发现有一枚硬币从那个男人的手里掉了出来。他原来只是想付小费给卢。
卢还是拿走了硬币。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
卢离开房间的时候，走廊里没有人。她把时间算得很准，因为电梯刚好到达。里面走出了两个推着洗衣篮车的肤色黝黑的人。他们漫不经心地瞥了卢一眼。
卢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因为她又不得不去买了点儿东西。当她拎着干洗袋、超市购物袋、手袋和其他东西打开家门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卢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伯尼虚弱的声音就从卧室里传了出来。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卢疲惫地想。
伯尼半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汗流满面。
“怎么样？”他问，“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不怎么样。”卢急促地说，“你看看我的头发被弄成什么样子了。而且在干洗店里我也惨透了。为什么每次我一去，他们就要换那个该死的滚筒轴呢？还有，羊排卖光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今晚只能吃猪肉了。”
“卢，”伯尼恳求道。
她长舒了一口气。
“嗯，事情办得还不错，挺好。”
卢告诉了伯尼关于干洗衣服的事。他的兴致开始高涨起来。
“很好，就这样。有了干洗衣服，你就变成了隐形人。没有人会留意你的脸，他们只会注意你干洗了什么衣服。”
随后卢只得又把整个经过复述了一遍，将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了伯尼。这么做让她有些烦躁，因为感觉伯尼好像不信任她似的。出于报复心理，她故意没把小费的事告诉伯尼。
后来，卢在厨房里的时候听到电话铃响了。她来到客厅准备接电话，但是铃声却在她赶到时戛然而止，显然电话被伯尼接听了。
当卢端着盘子走进卧室时，她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她刚刚在厨房里喝了一杯有镇静作用的红酒，她给伯尼也倒了一杯，为的是给他提提精神。伯尼愧疚地望着卢。
“是他们。”
“谁？”
“国际搬运公司。”
“好啊。”
“不好。我们明天还有一个。”
“什么？”
“明天我们还得干掉一个。明天，下午，温布尔登路。”
“哦，伯尼。”卢差点没把托盘扔到床上，“你没跟他们说你病了吗？”
“没有。”他有点局促不安。
“伯尼，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我不能对他们那么说。这像什么样子呢？现在是忙季。”
“别老跟我说什么忙季。”
“不要大喊大叫嘛，卢。”伯尼温和地说，“听话，帮我们一次。”
“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她严肃地说，“你也知道周三我要和罗斯一起去跳韵律操和打牌。”
“你就不能推掉一次吗？”
“不，我不能，伯尼。那是最后一次。”
不过，卢自己知道，那根本不是最后一次。伯尼也明白。他们俩都知道，只要几杯酒下肚，卢就乖乖听话了。
“有个麻烦，得去一次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伯尼说。
“干吗？”
“要把名单拿出来，还得收拾一下该带的东西。”
伯尼花了半天时间对卢解释和说明情况，结果第二天早上卢就来到了国际搬运公司所在的那幢大楼前。这是幢建在河边，单薄又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它很不协调地夹在洁净明亮的赖斯·克里斯皮斯新式的纸盒似房子中间。那些房子里住的都是些嬉皮士和丁克家庭，也不知他们现在把自己叫做什么。反正这幢楼看起来就像个被铁栅栏围住的肥婆娘。
卢来到底楼大厅，看了看楼层指示牌。国际搬运公司在六楼。其他那些公司好像都是搞货运的。卢乘着那部呼哧作响的小型木质电梯上楼的时候，还在思考着那些货运公司是干什么的。她不停地劝自己镇静，却收效甚微。
国际搬运公司是六楼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朴素的木质门板上镶着块毛玻璃。有块掉了漆的黄色告示牌被透明胶带勉强粘在污迹斑斑的窗玻璃片上：“请按门铃，然后敲门。”上面写道，“如果没有反应，请在下方留言。”
卢没发现有门铃可按，所以她敲了敲门。屋里没反应，于是她扭动那个已经生锈了的铜把手，走了进去。
办公室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灰尘满地，家具稀少。除了几把椅子和一排文件柜之外，唯一算得上家具的就是一张又大又旧的桌子。桌后坐着一个清癯的中年人，穿着一套浅黑色的三件套西服，戴了副双光眼镜。就像房间和内部其他摆设一样，他看起来没精打采、灰头土脸。他前面的桌子上摆着块上过漆的木板，上面写着“巴特里斯先生”。就像在银行里一样。
他说：“有事吗？”并从镜片后打量了一下卢。“能为您效劳吗，年轻的女士？”
卢喜欢他的彬彬有礼和他那温和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但马上意识到对方肯定误以为她在寻找货运公司。
“我是代表伯尼来的——伯尼·伍兹。我是伍兹太太。”她加了一句。
巴特里斯先生忧虑重重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卢发现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其他东西一样，也是灰的。
“噢，”他说，“很意外啊。能否请问，为什么伯尼·伍兹先生无法亲自前来呢？”
关于这个，她和伯尼已经讨论很久了。
“周期性偏头痛，”卢说，“是周期性偏头痛。今天早上突然发作的。他现在非常难受。”
他噘起嘴，颇为理解地点了点头。
“啊，周期性偏头痛。是啊，我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犯。”
他又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下卢。卢猜想肯定有许多人都觉得巴特里斯先生变幻莫测，甚至有点可怕。
“那么，”他说，“没事了。”他坐直了身子。“我相信你，尽管伍兹先生的周期性偏头痛不会影响他……”
“哦，不是，”卢急忙说，“他正在好转。他已经服了药。今天下午他就能痊愈了。”
她跟伯尼对此也早有准备。
“那我就放心了。好吧，你有东西要给我吧。”
卢走上前，递上了藏在身后的那个沉重的吉非大封套，里面装着全部的名单和消音器。她把封套放在桌子上。巴特里斯先生做了一个不显眼的细小动作，封套就不见了，就像在表演近台魔术一样。
作为交换，他给了卢三个信封。一个很重，卢估计里面装的是名单。第二个又小又厚实，卢知道，里面是钱。第三个又轻又薄，里面肯定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人物，时间，地点。
卢收好了三个信封，把它们装进了包里。
“就这样吧，”她说，“很高兴认识您。”
“当然，”巴特里斯先生说，“非常愉快。请转告伍兹先生，并确切地转述我的话，不要虎头蛇尾。”
“我会的。”卢说，可她却一点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待在家里怎么就是虎头蛇尾了呢？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巴特里斯先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再见！”卢说。
“哦，好的，”巴特里斯先生说，“再见。”他的灰眼睛一直目送卢离开。
在回公寓的路上，卢买了几份日报的副刊和《标准报》的早报。她坐在咖啡馆里，将这些报纸通查了一遍。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西边旅馆里发生残酷谋杀的报道。奇怪。
她坐着看伯尼吃午饭的时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清理工。”伯尼说。
“干什么的？”
“清理工。他们有一帮清理工。我去做掉目标，清理工收拾现场。你看，都是专业人士。分工明细。”他还解释了虎头蛇尾的含义。卢有点不耐烦。如果他们想让你盯梢，为什么不直接说盯梢而要说在房子周围兜圈呢？
至少，在离开之前，卢还有时间便匆忙地打扫了一下公寓——虽然仅仅是草草地搞了一下，但她还是用吸尘器清洁了地面，给房间通了风，换了床罩，马马虎虎掸了一下灰尘。等伯尼康复以后，卢会彻彻底底地打扫一下房间的。
做完这些，她离开家准备到温布尔登路去。
“东西都带齐了。你今晚想吃点儿什么？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有点儿鳕鱼吃就好了，”伯尼说，“弄点儿欧芹汁鳕鱼吧。”
卢拎起手袋和那包干洗过的衣服，她想把幸运随身携带。
路面车辆稀少，中午拥堵高峰早就过了，卢一路畅通地驶到了温布尔登路。在一条栗子形的行人小道上，有幢双面朝向的维多利亚式红砖房子，埃伦伯格先生就住在里面。
卢四点三十分到达目的地。埃伦伯格先生独自在家，没想到卢会突然到来。这样倒好，没有什么虎头蛇尾可言了。
她离开的时候没看见什么人，只有一辆英国电信的货车在卢驾车离开的时候慢慢地开过来。那个司机跟他的乘客一样，都是肤色黝黑的。
“分工明确，”卢说，在嘴里玩味着这个词的意韵。“这个词真的很特别。”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卢开了不少眼界，又见了几次巴特里斯先生。伯尼身体里的病毒显然很顽固，他有几次似乎快要康复了，可病情却再度恶化。
忙季。她一次次对自己说。周五她做掉了一个伊朗人，这个任务毁了她原本制定好的周末购物计划，随后她整个周末都忙着在多金路“做事”。虽然她从没去过那儿，但她对有机会去感受清新的乡村气息很是感激，以前伯尼常把业余时间贡献给“工作”，卢真的很反感。
接下来的周一，卢做掉了个俄罗斯人，或者说是她那么觉得；因为他的呼吸里明显有小黄瓜的味道。周二下午，又有个住在帕丁顿旅馆的台湾人等着她去做掉。至少他说自己是台湾人，但卢觉得他的长相和语调都像苏格兰人。实际上，他就是个苏格兰人，巴特里斯先生那通常无懈可击的指挥全都见了鬼。但这也没什么，因为她在做掉那个所谓台湾人的时候，那个男人踉踉跄跄地向后倒，撞上了旅馆房间的窗户，一头栽了出去，从五楼垂直摔到了大街上，而且正好摔在那个真正的台湾人头上，他刚饱餐一顿回来，就被当场砸死了。
巴特里斯先生第二天拿回名单时，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卢说：“台湾人的事干得不错。但是请转告伍兹先生，不要别出心裁。简单点就好了。上次的事后患无穷啊。”
卢听不懂。她只知道自己做掉的是537房里的人。巴特里斯先生注意到了她的困惑，就向卢解释了房间号码弄错的事情。错误是由通讯的偏差引起的。这种事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伯尼和卢商量决定，卢代替伯尼去办公室的最佳借口就是出于安全考虑。“掐断线索，”卢说，“就像间谍小说里写的那样。”巴特里斯先生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我们应该早想到这点的。”他说。
其实，他自从第一次见过卢之后就变得和蔼不少了。甚至会拿出他那只脏兮兮的速溶咖啡盒子为卢冲上一杯咖啡。现在，只要卢一来，巴特里斯先生就会站起身来，看着卢就座。交换完名单和物品之后，他还会跟卢闲聊上十分钟。卢对此很是感激，因为她能体谅巴特里斯先生所受的压力和一切。
他向卢解释了忙季的原因。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有的时候某些组织就是想剔除几个蹩脚货，他说。
“你看，就像是锯掉烂木头。在某种情况下，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仅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办法。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会因为某些东西热血沸腾的。这完全是自发的。我们只能处理。而且有了像伍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