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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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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冷战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冷战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前言（2）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冷战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1989年12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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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1）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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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2）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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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