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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上访——反复的较量，促使牵涉其中的温州市个体协会让步。1997年，个体协会决定补给村委会180万元，另有220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基本造价每平方米1700元的价格，卖给村委会。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2000元。所有的利益大略有200多万元。第六村民组认为，利益应该由他们所有，而不是整个村集体。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3）
黄祝华兄弟较多，家族利益也相对较大。初中毕业的黄，算得上第六村民小组的知识分子，做过企业当过优秀厂长的他，很自然地成了矛盾一方的领军人物。吵闹，无休止的吵闹。1997年秋天，黄祝华还因为在施工现场领导村民吵闹，被关进了收容所。公愤于是扩散。
“寮东名士”吴锡铭“及时雨”一样出场了。他以黄的名义，去瓯海区法院打起了行政官司，认为对黄的收容，是不当行政。他说，黄既非流民，也非身份不明者，怎么能够对他进行收容？仰赖区政法委的干预，黄于第37天走出了收容所。
冲突中，第六村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所有村民和村委会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也由征地延伸到村官们的不廉洁，不亲民。
1998年春天，村民们把村委会告到温州市中级法院，主张村委会返还温州个体协会的业主们给予的180万元的补偿费，以及2200平方米的房子。1998年10月下旬，温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了村民的诉讼请求。执著的村民们上诉到浙江省高级法院，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裁定。
村民们虽然不懂法，但他们凭借“情理”，认定法院驳回他们的诉求是不公正的。他们开始上访。先是温州市府，再是浙江省府，既而是国务院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最终，他们在没有结果的上访中感到疲惫和懈怠。
此间，有气无处撒的村民们突然看到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站的审计报告。1998年8月6日出笼的寮东村1993年至1996年的财务审计报告，让平日就对村官花钱存有疑虑的村民，瞪大了双眼。
审计报告开列的三个“主要问题”，就是村民眼中的三大“罪状”：
第一，制度观念淡薄，财务管理混乱，白条漫天飞。
会计凭证不规范，五分之四以上的现金支出都没有正式发票入账，且大多为自行填制的白条子，真实性很难查核，财务审批流于形式；
出纳管钱乱付钱，据1996年12月9日对出纳库存现金的盘点，应存现金余额高达76万余元，经清点账后未报结单据35万余元，白条抵库的暂支以及应收款多达40余万元；
第二，乱花钱，铺张浪费。
公款吃喝，请客送礼乱消费。从1993年到1996年，以会议费、招待费、请客送礼、公款吃喝等名义报销的支出，多达44万余元。换言之，这四年内，村里正常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被村官们的“大嘴”啃掉了。一个看上去很滑稽的吃喝报销项目是联防队点心支出，1995年村里招待联防队的点心费是12587元；
村官补贴名目多，工资奖金增长快，专控商业违章购置多，“耳朵边的腐败”和“屁股底下的腐败”都很严重。1993年村官们的总酬金是51211元，1996年则是104924元，翻了一番。1994年春天，5个村官和一个退休的支书一人公款配置了一个寻呼机。次年夏天，村长和书记各自公款配置了一部手机，在那个手机还是身份象征的年份，两人的手机花去村集体资金49000余元。1994年后连续三年，村官们花了10万元，买了三辆摩托车为胯下坐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买手机，还是买摩托车，既无审批手续，又没有正式单据，入账的全是白条子；
村官和党员公费旅游、公款保险。村官去深圳考察，全体党员去雁荡山开展党员活动，无不耗资颇丰。村官们不仅像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样，为自己开列三项保险，还在1994年用村集体资金为自己的家属作定额人寿保险。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旅游保险，村官报酬，以及“嘴边的腐败”“耳边的腐败”“屁股底下的腐败”，各项支出高达92万5千余元。看看寮东村这几年的收入，半壁江山就这样被糟蹋了。
审计还指出，铺张浪费远不止于此。在工程费用、土地征收、道路修理、集资联建等事务中，同样存在铺张浪费。
第三，部分村官存在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村里安装电话，会计和出纳每人减免2000元。村长潘义汉一年的手机费就报销了11000余元。此外，公款私借现象也多次发生。
被激怒的村民们，愤慨于村官们的“腐败”，并将村官们假想为掠夺他们土地和利益的团体。1998年9月8日，800余村民在中国第一份由农民起草的罢免书上签了名。很快，梧田镇政府、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和民政局都接到了罢免书。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4）
一段日子后，村民们没有听到任何官方回复。起草者吴锡铭去征询区民政局的态度，并声称罢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民政局一官员答复说：“我说了不算，只有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才能做主。”
无奈之下，吴锡铭跑到浙江省民政厅。敲开基层政权处的门，他终于听到了肯定的回答：“你们有权利罢免村委会主任，区民政局不同意，你们可以起诉他们不作为。”
1998年11月4日，《村委会组织法》开始施行，而非先前的试行，原先的24个条文也变成了30个条文，对照第19条、第20条，吴底气更足。
可是，法律条文似乎并不足以打动瓯海官方人士的心。四处碰壁的吴决定乘去北京大学看望女儿的机会，去趟民政部。
1998年底，颐和园的水已经结冰了。看过女儿，离开北京大学的吴，受到时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的接待。吴担心国家部委的官员们对上访者不信任，特地将《温州日报》关于村民欲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报道，呈递给刘。
刘看到的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材料上，潘义汉的行为和一个村委会主任的身份，已经严重不相符：潘不顾村民重托，对村务财务未经村民同意，擅自超越职权自作主张，导致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譬如，对集体公益事业建设，暗箱操作，1996年村里建造三个厕所，未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造价未经公开投标，结算也不公开。
刘对他们的民主热情表示钦佩，并态度鲜明地支持他们的罢免案。
虽然有了国家部委官员的“口谕”，罢免案的启动依旧不那么顺畅。性格倔强的吴，不断给北京方面打电话。
不久，民政部要为《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开个全国性的会议，各个省民政厅和地级市民政局的官员被要求与会。会议组织者还特别留给梧田镇镇长一个特别的列席名额。
回忆刘喜堂对他描述过的会议的场景，吴黑黝黝的宽阔脸膛上，红彤彤的，光彩照人：“开完会后，刘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会议间隙发言，‘寮东的村民要罢免村委会主任，可是镇里却不同意，今天，我们把镇长邀请到现场，请他开完会回去启动罢免，尊重民意，贯彻《村委会组织法》。’”
吴说，会议结束后，刘还专程去宾馆和镇长谈话：“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别让他们老是上访啊。”
镇长回到温州，见到吴，打趣道：“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吴笑答：“你要请客，我不上访，北京怎么知道还有你这么一个镇长？”
1999年春节后，机关开始上班。吴一脸严肃地找镇长：“怎么老是搪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罢免？”不愿意在推诿拖拉中慢慢等待，吴再度致电刘喜堂，恳望借助他的力量和途径，推动寮东村的罢免。
此时，另一份审计时限自1997年至1998年8月的审计报告出台。结论依旧是财务混乱，报酬不透明，铺张浪费等等。两份审计报告预示着罢免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吴的“上层路线”发生了效果。民政部将他们的罢免要求，向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了汇报。据说，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批示。后面的事情一路顺风。浙江省民政厅决定派员前往寮东，督察村民提前改选村委会主任。
3月的一天，镇政府派出一个21人的工作组，前往“核实”村民的联名要求。来自温州人大常委会的消息说，一工作组成员把一个妇女“同意罢免”的意愿，写在“不同意罢免”一栏。看上去，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插曲，但在一个反感情绪压抑已久的村庄，它差不多成了政府有意抵制罢免的“证据”。
实际上，面对黄祝华等村民强大的罢免决心，任何抵制都没有了力量。1999年5月24日，启动罢免的前一天，有记者来到黄祝华的住处。黄指着一间凌乱的房屋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该记者在工作室看到两张并排的办公桌依窗而置，上面是一堆指导罢免的图书和审计报告。
第二天，期待已久的罢免正式启动。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都做了正面的报道，均以此为风向标，称许中国民主的进步。
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5）
盗窃账簿案连着敲诈勒索案
1999年9月15日，罢免案的发起人吴锡铭，在民选中胜出，就任寮东村委会主任，弥补了潘义汉被罢免后的“权力真空”。
然而，自5月25日潘义汉被“倒阁”至9月15日吴锡铭“组阁”，短短110天内，寮东村发生了两起案件，公安两度出手，印证了人们所说的“斗争残酷”。
1999年6月10日早晨，村财务清查小组的成员发现12个小时之前封存的7本账簿被盗窃。村财务清查小组是一个临时性组织，诞生于潘义汉被罢免之后，成员是村民公开推选的12名村民代表，组长是黄祝华。该临时性组织的意图极为简单：进一步揭开原本富裕的寮东村何以亏空的盖子。
黄祝华很奇怪，账簿全部封存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为何不翼而飞？黄在现场发现，存账室门锁旁有四道锐器撬痕，气窗被砸3个洞，砸碎的玻璃扫进门外的废纸篓，门被反锁好着，室内的彩电音响却完好无损。
黄去警察局报案。案件的特殊性，驱使瓯海区成立了由公安牵头、纪委检察院介入的专案组。案情分析一点都不复杂：
从现场看，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和三楼的铁拉门都是钥匙打开的，而放账簿的办公室气窗玻璃却被打碎。可见，嫌疑人是上楼后爬窗入室的；
从内容看，文件保险柜里有账簿85本，失去的只是1997年至1999年间部分月份的账簿。可见，嫌疑人对账簿进行了筛选，也就是说，嫌疑人是熟悉财务状况的；
从时间看，作案时间恰逢财务小组深入查账之时。由此推断，嫌疑人或者是要制造混乱，或者是要毁灭账簿上的证据。
总之，嫌疑人一定是与账簿利害攸关。
账簿盗窃案，非但影响了查账，也使得原定6月26日的换届选举被延宕。村民的愤怒、唏嘘和不满，震惊了中共温州市委。温州政要的关注，加速了专案组的进展。排查到末了，目标锁定在潘义汉身上。7月7日上午，没费什么周折，潘就交代了自己和另一村民盗窃并烧毁账簿的所有细节。
当年的《温州人大》杂志有段描绘潘盗窃动机的文字：潘义汉被依法罢免后，一直愤愤不平，认为有人从中与他作对，村里成立财务清查小组，他更觉得有人同自己过不去，对任职期间财务制度之混乱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于是终日内心惶恐。特别是听说6月8日查账小组已将账本从村会计处领来清查，更引起潘的惊慌不安。6月9日晚，潘义汉铤而走险，叫上同自己较为要好的村民王某，用尚未交出的村委会铁拉门的钥匙，进入村委会，将其中的7本账簿盗回家，并将其烧毁。
案子破了，组长黄祝华当然很高兴。不过，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一场牢狱之灾正向他悄悄逼近。
1999年8月10日，黄被老婆的一个电话喊回了家。以为有什么事情的黄，没料到派出所的警察早已为他的到来，做好了伏击前的准备。黄回忆近六年前的那一刻，语带哀怨：“所长我认识，他对我讲，不是我要抓你，小黄。”除了束手就擒，他没有任何选择。与黄同一天被拘留到看守所的还有徐长青、李三豹等5人。
黄祝华说自己被冤枉了，吴锡铭说黄是替自己受过。但找不到被人陷害的证据，他们最多也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可公安局抓人却没有那么随便。1999年10月，瓯海区公安局发出487号起诉意见书，以大量证人证据证言，指控黄祝华等六人涉嫌敲诈勒索罪，并移送瓯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描述的事实大致如下：1997年年初，黄祝华等六人被寮东村第五、六村民小组50余户村民推举为代表，起诉村委会，要求返回金泰房地产公司付给的补助资金180万元。被征地的村民，依据每亩200元的数额，出资筹集25140元诉讼费用，请黄祝华等六人出面打官司。官司一再被驳回，集资的诉讼款也即将用完。六被告无法向村民交代，滋生了以这场官司系金泰房地产公司瓯江大厦项目引起为由，向该公司索要钱财的恶念。
起诉意见书称，六被告在8个月的时间内，时分时合，不断地纠缠，吵闹，威胁，终使项目办无奈屈从，1997年圣诞节前10天，六被告从项目办索要12万元。同样是这个月，黄祝华借口矿渣被掩埋，采用阻挠施工、威胁等手段，向瓯江大厦南侧的16间私人联建房的主人索要1万6千元；次年春天，黄祝华等人复制了同样的理由和手段，如法炮制地从金商大厦项目办公室索取5万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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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监狱的门敞开着（6）
1999年10月20日，在海选中就任村长一个来月的吴锡铭，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瓯海区、温州市等权力部门递交了“紧急求援书”，并附上800余村民的签名和手印，对瓯海区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指控黄祝华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深觉“震惊与不解”。
以公众名义发出的“紧急求援书”，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始末由来。
1994年，辽东第六村民小组的亩土地，被温州火车站站场建设征用，虽然地方政府返还8％被征用土地给村民作宅基地的允诺，直到三年后，才在村民无休止的上访申述中得到兑现，但起初村民是信以为真的。当村委会在一纸协议上盖章，同意将返还的亩土地给予被征地农户建安置房，第六村民小组遂向村民集资27000余元，购买矿渣、石子沙等土方用料掩埋田地，投入58个劳动力，整整干了12天。黄祝华以为，他未来的家园就在这块被掩埋的田地上，孰料今天掩埋田地的努力，只是给日后的灾难，埋下伏笔。
1996年，温州市府为弥补金温铁路资金的缺口，改变初衷，将被掩埋的亩田地出让给金泰房地产开发公司。“金泰公司”分两个项目办公室，瓯江项目办公室和东瓯项目办公室。当两个项目办公室意欲进场施工，农民们在他们已经掩埋好的田地上，临时性地搭建了工棚、三相电，以阻挠马上就要进入进行时态的施工，并表达他们对地方政府不践行承诺的抗议。“金泰公司”无法与乱哄哄的人群对话，建言村民派代表协商。从而，黄祝华等五人，被第六村民小组公推为代表。另外，亩土地中有很小一部分属于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民们又从第五村民小组中推选一人参与农民们组建的代表团，与“金泰公司”展开谈判。“金泰公司”同意补偿农民180万元和4000平方米的房屋。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人没有敲诈。1997年底，六个代表从“金泰公司”两个项目办公室相继拿走的12万元、5万5千元，是“金泰”对“填培矿渣、石子沙、搭建工棚”的补偿。六个代表依照协议拿到钱后，按照集体集资和个人投资的分类作了区分，前者存入村民小组的户头，后者归私人支取，由私人按照出资比例自行分配。黄祝华个人拿走的14200元，属于后者，不是敲诈所得。
“紧急求援书”以事实驳斥了起诉意见书中的指控，比如起诉意见书说黄等“滋生以打官司为由索要钱财的恶念”。打官司开庭的时间是1998年10月15日，而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却是1997年12月15日。
“紧急求援书”说，黄祝华等5人人品贵重，“一贯忠厚正直——土地被征用后，政府没有兑现政策，受村民之托提起诉讼——何罪之有？而出于公心对村委会干部的贪污违法行为多次上访，以使三干部被开除党籍——说明黄祝华等5人的行为并没有错。”
“紧急救援书”还未来得及产生影响，黄祝华等人就在一个月零一天之后被推上了被告席。瓯海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举的事实，与区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并无大的分歧。“恶念”这样的非法律用语依旧刺目地躺在庄严的法律文书中。黄祝华等5被告异口同声地宣称，没有威胁过被害人，也没有实施过敲诈勒索。他们聘请的律师从法律的角度阐述道：六人的行为都是集体授权，属于单位行为，单位如何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主体？再者，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他们，其行为怎么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审法院开庭半个月后，法官确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与事实成立。黄祝华等5人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填培的矿渣、石子沙、搭建竹棚等，不属法律保护的行为。而他们敲诈的石子沙、竹棚款3万元，以及另一代表敲诈的医药费2万元，都是六被告共同犯罪的结果。所以，法庭判决黄祝华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10天后，黄祝华递交了刑事上诉状，坚认自己无罪。黄在上诉状中说：在一审庭审之前和之中，他都要求证人和被害人到庭质证，但被法庭拒绝，更为严重的是，公安侦察人员采取了逼供殴打的手段，迫使他承认了谎言。
2000年2月12日，吴锡铭再次以寮东村委会的名义，给温州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一个报告，反驳一审判决书的意见。已自学法律两年有余的吴在大量列举事实证据后，语气肯定地说：黄祝华等五人培矿渣未经批准，并未违反刑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