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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征收5％的额外税收。当纽约州在继续实行一项长期性政策，以禁止自己小麦和面粉出口时，它同样在出口方面实行州之间的歧视性措施，即鼓励筛粉者和面包师在供给不断增加时，降低向消费者提供的价格，同时提高来自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小麦与面粉的价格。从1784年以后，纽约州对从英国进口，并向州外消费者进行再出口的商品课以双重关税。
但这些政策并不是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各州的大型港口建立优势地位的必要手段，实力较弱的州可以用不同的政策进行还击。新泽西和特拉华州是没有优势港口的州，它们制定的是谷物价格自由浮动和出口自由的政策，同时不鼓励各州对为制造商提供原材料进口的“国外”——也就是其他州——的商品课以很高的关税。这些主动采取的措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至少在威尔明顿周边地区如此，那里面粉厂林立，富有活力的造船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商人认为，由于马萨诸塞和纽约州港口的高关税，他们差不多已被禁止进行贸易了。此外，罗得岛、康涅狄格以及新泽西州的“自由港”是否孤立了该地区一部分的农民及中等手工业者还不清楚；直到我们了解了谁从免税的批发价格中受益，谁支付了一些港口沉重的运输费及出口关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这样的“自由贸易”是如何满足了特定集团的利益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康涅狄格州的自由港政策并没有成功吸引英国的货船驶往纽黑文和新伦敦；康涅狄格州的商业化农民继续从农村收集剩余农产品运往纽约。在1783年至1786年期间，康涅狄格州的大多数国外商品都要通过纽约运来。其他的州法律也没有特别地有助于促进制造商及手工业者的发展，原因在于通过对从邻近州进口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征收高关税，而使保护性立法的影响受到削弱。结果包括以下两点：（1）南部地区各州的手工业者与出口商没有能力与英国的手工业者与出口商在贸易方面进行竞争；（2）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无法发挥其最大的潜力。正如当时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各州关税促进了内地跨州之间的走私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关键历史时期（6）
国际贸易复苏的危急状况以及各州之间的竞争，使得大陆会议无法专注于解决威胁共和国稳定的最紧迫问题。18世纪80年代中期，从国家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来看，当时政府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大量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债务尚未清偿。从1776至1782年间，大陆会议共发行了面值为亿美元的证券；到1782年此债务相当于硬通货价值约370万美元。从1776至1782年间，大陆会议还从美国私人来源贷款了6 360万美元。到1783年，外国债务相当于硬通货价值约780万美元。虽然在和平的头几个月内，各州对货币的需求及其对一些战争债务的承担，减轻了大陆会议的债务，但是到1784年，联邦政府所欠的国内外债务总额达到3 930万美元。1785和1786年，各州仅汇出了111万美元以帮助支付外国政府与美国私人债权人的一小部分到期利息。到1790年1月，大陆会议报告称，独立战争时期联邦政府债务为5 万美元。到1787年，虽然一些州做出很大努力偿还了很大一部分债务，但各州的总债务仍达到约1 350万美元，北卡罗来纳州欠私人债权人的债务超过170万美元；弗吉尼亚州大约欠债270万美元。到1790年1月，合并的州债务超过1 800万美元。
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虽然各州所余下的债务趋向于集中到一小部分债权人手中，但价值已大打折扣的联邦政府债券却是问题的核心，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小规模的战争供应商、商业化农民以及退伍军人都倾向于迅速售出由大陆会议担保的付款凭证以及票据。他们中有一些人急切需要现金以满足战后的需求，其他人则担心大陆会议没有权力向各州课税，即没有办法创造收入，也就没有将公民的票据债务兑换为现金的资金，因此，迅速放弃不用这些票据，对他们来说也是谨慎的选择。另一方面，债券的购买者预期大陆会议将以票面价格偿还债务，从而愿意以低价大量购买这类票据。
但是国家主义者称，只有当大陆会议获得可靠的收入来源时，才能偿还债务。大陆会议没有得到对外国商品与船只征收关税的保证，而各州则享有了各自关税所得的商业收入利益。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承认，土地征税是很难得到保障；通过对大量拥有西部土地储备各州的土地割让而创造的国家主要税收，不可能从预期的少量到西部移民的农民中产生太多的收入，而这一项政策的实施，将使土地转入投机商手中。为市场进行的制造业，至今仍只占美国生产力量的极小一部分；虽然一些正在发展的小企业，开始坚决要求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各州仅在试图服务于巨大的特殊利益群体时，才进行一些零星的努力，这些小企业只能被迫服从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到1785年，国家主义者都在各州为相互消灭特殊利益的做法而感到忧心忡忡，这些问题看起来已威胁到美国这个新生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了。
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1）
早在1786年，国家主义者的核心人员已经扩展到具体的利益集团，包括经受了国际贸易减少和对制造业前景预期失败的一些人，以及对州内和跨州之间需求冲突的零星反应越来越不满的各州领导人。1786年中期，代表美国每一个地区、职业和社会经济学派的组织，都对各州的特殊主义表示反对。1786年9月，国家主义者们在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会议，试图促进建立一个“在商业交流和管理方面的统一体系”，并明确提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观点，即希望有一个更具权威性的中央政府。在大陆会议和政府中，扩张主义者、地产开发者和“项目规划者”加入了国家主义者的行列，号召政府划出一片土地，建立国家领地，由政府勘测，并将它卖给支持边疆商业化和拥有新型企业的公民以及移民；从土地销售中获得的收益也允许用于偿付国债。只有在人口“流动”到“未开发地区”的行动具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秩序，只有在关于州管辖权的争论能够停止的情况下，才能给西部移###动的新农业补助提供一个好的前景。但是在没有进行勘测或者还没有对发展变化进行更多考虑之前，擅自占用土地的人和投机者们已经在边疆地区擅自占据了无主土地，使国家领导人想建立一个在国家管理之下的国有领地计划受挫了，这一领地本可以通过阿巴拉契亚山西部边缘的殖民活动，作为政府的一个收入来源。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随着殖民地问题的和平解决，古老的西北部领地则包含了多个殖民地州的要求权，这些州都是原先英国皇家特许授予的殖民地，以及从印第安人手里得到的土地。弗吉尼亚州对西部领土的要求权，与其他各州的要求权相重叠。对国家主义者来说比较复杂的是马里兰州，它坚决主张，作为一个“无土地”的州，它没有西部土地的要求权，它不会认可联邦条款，除非其他各州割让部分土地，组成国有领地，这一国有领地有可能解决各州对西部土地广泛而重叠的要求权。在1781年2月，纽约和易洛魁族人签订了协议，并规定了一条西部的边界；弗吉尼亚州也在1784年对国有领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努力之后，大陆会议在1785年5月20日通过了《土地条例》，计划建立一个可勘测、出售、可部分地进行正常的立契转让、并可以和现存各州一样进行管理的国有领地。根据古老的“新英格兰镇区惯例”，要测量出6平方英里的面积，每一块由36个区组成，每一个区为640英亩。1787年的《西北条例》划出了一片包括3到5个预备州的广大土地，推进了原先计划的实现，而且，它还规定在这片新领地里禁止实行奴隶制度。
但是，这些计划仍然存在许多含混的事项。首先，条例本身没有明确保证这些新成立的州，在没有中央集权的强制规定下，能融入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其次，当这个地区被纳入联邦范围时，边疆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需要外部权威来保证，这就要调解当时的许多争论。移民者们相冲突的要求权，一再表现为他们对新地区资源和规划的要求。各州新建的道路和运河促成了各州之间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推动了沿内陆水域正在萌芽期的当地市场的发展，但是当乡村不时发生分裂行为时，如1786年9月在丹尼尔·谢伊斯（Daniel Shays）上尉领导下的马萨诸塞州西部的骚乱，这一意外的情况是当地政府当局无法完全控制得了的。
在反对《英属西印度殖民地议会法令》中失败的榨糖和制糖生产商，以及希望得回纽芬兰岛和大西洋贸易权，却发现州政府不能保证其利益的造船商和捕鲸者们也加入了国家主义者这一方。房地产经纪人、零售商人和雄心勃勃的贸易商也一起攻击了各州的独立主权，他们认为银行和其他城市机构制度将推进商品交换、货币交易、发明创新、教育和一系列的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当时的州政府无法完成这些任务，在处理债务时，他们剥夺了债权人最基本的信心。较有远见的城市企业家、一些手工业者和以前的商人，开始力主制定农产品质量控制和运输条例，制定统一的法定货币法律和统一货币发行，以便调整各州之间的法律差异。 。。
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2）
为建立美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商业信誉，以及促进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宪会议上的代表们朝建立政治权威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某些事项，特别是联邦政府统一收取5％关税的制度，与会代表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这样的措施意味着：（1）国际贸易是用于支付国家发行内外债券的主要收入来源；（2）同时又是政府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求国际贷款的国家责任基础。代表们认为，一个统一的进口关税，能控制州之间许多激烈争论所造成的损失，因为进口商们将相对公平地分摊这些负担。
在长期里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但在1787年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是，代表们决定消除各州之间为竞争性贸易设置的屏障。汉密尔顿召集的第11和12次联邦会议，使联邦主义者开始在美国不同利益之间，试图建立一个“自然互惠”的竞争环境。宪法中被称为“州际贸易条款”的内容，使大陆会议获得的授权具体化了，它有权为各州之间自由流动的人口、产品运输和资金流动以及统一的制度创造条件，而这些对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是至关紧要的。大陆会议同时还被授予了一个类似的权利，使之有权开发新领土，接受新加入联邦的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设定边界。
当为私有财产权力和合约建立了理论上和制度上的保护时，这种保护与习惯的权力和公众的担忧是不一样的，这对谢伊赛茨（Shaysites）和罗得岛的债务人来说，宪法创建者的思想是非常新鲜的，宪###议的许多代表们已经预见到了将会出现一个更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联邦政府将把美国人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其商业活动进行管制，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一个州，他们都享有同样的责任和免责权，这样就在全国跨州的范围内，为商业规则、度量衡、专利权、信息发布传播的标准化设定了统一的平台。最后，通过联邦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权力，特别是在外海上处理国际纠纷，来促进美国的国际声誉。宪法也赋予了联邦政府解除领地和接纳新州加入联邦的权力，这些步骤通过控制全国大市场的产生，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此外，只有大陆会议可以发行货币，监管其价值，并为破产和国有化设立统一的规则，因而克服了额外的州特殊主义。
尽管国家主义者希望有一个更权威的中央政府，能够免除各种形式的分裂国家主权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破坏所有各州的经济权力，也没有如他们在18世纪80年代时宣布的那样，尽可能地扩展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力。1787年创立的联邦经济系统，允许对经济事务实施双重政府管理权，对于提议中的政府授权，代表们仅同意了少数几个意义重大的可能性授权。对代表们这种自我限制的倾向最似是而非的解释，在于他们对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有着敏锐的意识，那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在几个州有不同的代表。如果他们对政治经济的结构进行更多重大的变革，也许会招致各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联合起来可能会击败整个计划。
与进口税的讨论不一样，对于出口税的争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代表们存在的广泛分歧，以及在制宪会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当地和区域利益非常明显的矛盾评价。独立战争早期以来，这些商业上的分歧一直明显地存在着。在18世纪80年代期间，面对英国的歧视，南方人甚至更大声地呼吁应该与所有外国进行开放的和竞争性的贸易，以此来降低运费并提高大宗出口产品的价格。南方人担心北方人会剥夺他们在大陆会议的暂时优势，而使南方地区变得贫穷，而且南方地区大宗出口产品的商人确信出口税将会让南方承担不成比例的国家税收，而加重南方地区的负担，导致更高的运输成本从而破坏南方地区经济的繁荣。从北方人的立场而言，他们认为通常出口税对经济的破坏性要比进口税小，而出口商通常承担的税率较低，美国人“喜欢精细的口味”创造了对奢侈品和进口品的需求，而对这些物品征税过高。许多进口商认为较高的进口税将以较高的价格形式转嫁给消费者。但是，他们还认为较低的进口税将鼓励更多的消费，而且会增加美国运输业和商业的利益，而出口税的适度提高将会支持美国的生产商，因为出口税的提高会减少有价值的原材料出口。
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3）
制宪会议代表提议，通过限制国家对出口的权力来缓解这些分歧，但是他们都意识到7月13日以后讨论奴隶制问题时，地方主义会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许多北方制宪会议的代表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奴隶制，但是几乎全部代表都希望对一直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地区做出重大让步，以此来获取他们对北方航海权的同意。在8月16日至24日著名的制宪会议妥协中，代表们否决了大陆会议在1800年前禁止奴隶进口的权利，以此保证大宗产品生产的蓄奴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影响美国港口运输和货物运输的航海法令，这是对北方商业利益的一个让步。第二天，代表们轻易地通过了一个提议，进一步限制大陆会议在1808年前的奴隶贸易；在8月28日，代表们同意不允许各州征收出口税，但是，在9月13日，他们又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州政府出于检查和安全的需要，对出口商品征收临时关税。实际上，代表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承认南北方分治的书面框架，这种南北分歧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关于内部改良和制造业生产问题的讨论，负责考虑这些问题的制宪会议委员会从没有向整个代表团汇报过情况，也许出于担心具体的发展提议会危害到区域间的融洽。一些代表私下承认，全国的不同地区从边疆殖民地运输网络的改善中，会有不同的收益。另外一些代表担心鼓励制造业的措施，会导致区域间的冲突。新的联合体也许能够解决这些不同的、有时是冲突利益的观点，对于诉求于更高机构裁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新的联合体有能力避免带有区域性偏见的特殊承诺。同时，甚至当他们阻止各州在将来发行纸币时，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于授予大陆会议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有所犹豫。关于发行州政府债券的前景和根除纸币贬值的两难问题，只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代表们还明确排除了联邦政府制定禁止挥霍浪费法令的权利，并对专利和版权的垄断权利进行限制。
当国家主义者（1787年后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寻求批准宪法的时候，他们的反对者重整旗鼓。反联邦主义者不相信宪法是一个真正的代表提案或联邦提案，他们反对任何主要条款中经济方面的特殊规定。尤其在考虑西部开发是否有利于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时，他们担心会加深地区的分裂。另外一些反对者对代表们的权力提出挑战，认为他们破坏了各州的主权，而将主权给予了新的联邦政府。在未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应该分享征税权，而统一的进口税会导致州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他们担心联邦主义者将会诉诸于货物税解决税收问题，这种担心于1791年被证实了，而且他们预计联邦政府迟早会征收出口税。最后，反联邦主义者还对宪法条款中规定的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观点表示反对。梅兰克森·史密斯（Melancthon Smith）公开为“值得尊敬的自耕农”或“中产阶级”讲话，认为他们是共和政体中，对“自由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阶级”；通过建立巩固的政权，新的国家政府将减少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而这个阶级曾对州政府寄予深切的希望，因此，他们可能会颠覆国家的自由。
反联邦主义者在经济上也不总是唱反调的。他们对自身利益、企业家精神、立法机构一致同意保护和促进新商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方控制的改进等措施表示欢迎。他们斥责联邦主义者把18世纪80年代的萧条归因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正确地分析出这一创伤更深层的原因。最后，反联邦主义者相信，正是地方经济才保留着对公民双重经济利益最有效的反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财产”更是如此。认为国家经济只是一个奇想，一个用来满足部分“商业贵族”利益的诡计，许多宪法的批评者还吸收采纳了这一坦率直言的对统一政治经济体系憎恶的观点。其他人希望在各州模仿新重商主义的政策，这些新兴的企业家和商业农学家希望使收入流到国家控制的商业银行，国内经济的改良仍然保留在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邦主义者朝着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协调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