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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后期，经历了10年萧条期的严酷价格战的行业纷纷卷入了大合并浪潮。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这些行业的价格恢复到应有的水平，而是刺激了股市活动的升温，因为那为合并提供了资金。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合并恐慌。在1895年到1897年的萧条期间，由多个企业合并成的托拉斯只有13家，而到189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16家，1899年为63家。后来这一数字又开始下降，1900年为21家，1901年为19家，1902年为17家，1903年为5家，1904年为3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规模销售（3）
合并运动很短暂，但它对制造业的销售规模有重大意义。在1895年到1904年间，有 1 800多家制造企业在合并活动中消失，其中有些企业曾在其运作的市场中占有相当的份额（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按市场份额的占有情况来估计，在93起合并中，有72起合并控制了本行业40％的市场份额，42起合并控制了至少70％的市场份额。即便合并活动并未使哪一家企业获得明显的市场势力，但实际的情况是近一半的合并企业吸收了本行业40％的市场份额，1/4以上的合并企业吸收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据G·沃伦·纳特（G 。Warren Nutter）的推算，在1899年合并运动的高潮时期，17％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自于“实际上的垄断”产业，最大四家企业的产出至少占整个行业总产出的一半。
合并运动的后果
尽管最初的市场份额很大，但长期来看，许多新合并企业并不比它们所取代的共谋协议更成功。实行合并后，价格的上涨刺激了竞争者的进入，实际上导致了全部企业市场的丧失，甚至导致许多企业破产了。肖·利弗莫尔（Shaw Livermore）193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约一半的合并是不成功的，这是对世纪之交合并成功率的最乐观的评价。利弗莫尔收集了136宗当时“明显影响产业状况”的合并企业的资料，通过对这些合并企业在1901年到1932年间的收益记录进行考察，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37％的合并失败了，7％的合并在失败后又重获生机，12％的合并处在失败的“边缘”，只有44％的合并获得了成功。
然而，存活下来的合并企业无疑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整个经济环境。合并企业通常以发行有价证券的方式来筹资，那些最为成功的企业的获利能力为其他产业的股票在国家交易所上市铺平了道路。因此，合并运动的结果是使大规模制造业获得了像19世纪中期铁路公司那样的进入全国资本市场的机会。
与此同时，合并过程还带来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急剧分离，这与发生在铁路行业的情况十分相似。在铁路行业的案例中，所有者通过将他们的企业出售给合并企业以换取现金和/或债券（正如安德鲁·卡内基在组建美国钢铁公司时一样），所有者与企业的联系通常终止。即便所有者接受新公司股票作为支付，往往因所持有股份相对于总股份而言太小也不能对企业带来实质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所有者也可能会留任经理，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当前严格的责任制，所以几年后便辞职出来组建新企业同合并企业进行竞争。加勒特·申克（Garrett Schenck）就是从国际纸业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 pany）董事会中辞职后组建了大北方纸业公司（Great Northern Paper pany）来和国际纸业公司展开竞争的；约瑟夫·班尼根（Joseph Banigan）也从美利坚橡胶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退出并组建了自己的企业；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离开美国钢业公司（）并将其聪明才智用于建立伯利恒钢业公司（Bethlehem Steel pany）。
合并企业发展了许多与它们 并来的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在这些治理结构中多数决策由领取薪金但不拥有或只拥有少量企业股份的经理们做出。所有者掌握的权利由董事会执行，董事会的主要成员通常也由领取薪金的相同的经理构成，经理的活动由董事会控制。在最初的20年里，所有者利益通常由董事会中为合并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成员出面代表。尽管银行家不关心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他们的参与可对经理们的行为进行监督，甚至有时银行家也会替代那些追求同他们利益相违背的政策的经理们。J·布拉德福德·德朗（）曾经用统计方法证明摩根（Morgan）和他的同事们所采用的这种监督方法提高了公司的绩效。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银行家对大公司董事会的影响已变得苍白无力，经理们运作公司时已变得不受钳制了。
在已证明是成功的行业中，合并也会对竞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就如同在铁路产业内，合并和股票互换很容易防止价格削减一样，制造业的合并也使价格竞争变得易受控制。当这种合并实际上使产业内所有的企业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后，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主导企业”，其价格决策将对很快出现的新竞争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合并企业拥有这种权力，因为通过制定价格，允许小企业在它们希望的价格水平出售它们希望的产品量，并自己满足剩余的市场份额之后，它们能够有效地将竞争对手变为价格的接受者，即竞争企业如果削价将一无所获。不过这种策略也有明显的缺陷，如果竞争者在这个设定价格下能够获得正利润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扩张经营，或者新企业也有可能进入该行业，这样一来主导企业的市场份额就将下降。而且一旦某家企业获得了重要的市场份额，它就将不再可能以一个价格接受者的身份来行动。
大规模销售（4）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成本的上升，从而不可能再继续主导企业的定价。合并企业一般试图说服它们的竞争对手通过主动限制各自的产量来应对这种局面。但是这种策略往往难以奏效，最终合并企业不得不采取报复性的削价行为。例如在1905年经济萧条期间，国际纸业公司发现它的市场份额从1898年公司成立时的80％～90％左右下降到50％后，便大幅度削减产出价格并展开一系列挑衅性的商业竞争活动，结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世纪90年代的价格战。但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价格竞争很快便告结束，当1907年市场恢复了对纸的需求后，国际纸业公司重新取得了它的主导企业地位，价格大幅上涨，独立制造商大松一口气，并跟从它的策略。
结果，当企业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足够大从而成为主导企业时，价格竞争就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手段。这种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当市场份额的下降表明行业的规则遭到破坏时，主导企业就可以采用价格战威胁来实施类似卡特尔的行为。换句话说，由于主导企业这个独立的实体可以察觉并惩罚欺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困扰卡特尔组织的信息问题。因而当1907年大恐慌时期需求再次下降时，独立的新闻出版商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同国际纸业公司商定了一个非正式协议，约束相互间的市场分割，维持价格水平，共同分担产出减轻负担。钢铁制造业著名的加里（Gary）晚宴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获得了成功，美国钢业公司在成立的前5年间，常常不得不偏离其主导企业的定价策略，以削价来约束那些占有了太大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正是由于加里晚宴轻松愉快的谈判中隐含的致命威胁——美国钢业公司将大幅度削价并且剥夺那些违反规则的独立企业的生意——使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也说明了这样松散的、非正式的联盟在维持价格方面是如何获得如此的成功的，而过去结构更紧密的垄断性联合却遭到了失败。
然而，只有在存在产业进入壁垒的情况下，主导企业才能维持价格的长期稳定，否则，合并企业设定的高价格将刺激新的竞争者进入，其市场份额就将逐渐受到侵蚀直至不再享有制定价格的权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导企业可能构筑的壁垒种类受到联邦法院的限制，就连不是直接针对竞争对手的用于限制供给者或消费者的搭售协议在早期也属违法，例如铁路公司将优惠给予某一家企业而不给予使用相同服务的其他企业就是这样。而且一般来说，法庭认为两家或多家企业的共谋行为形成的障碍是不合法的，这就迫使合并企业转而开发完整的内部战略以应付潜在竞争的威胁。
最为成功的那些企业将资源转移出生产领域，向后延伸到原材料环节或向前进入分销渠道形成垂直一体化。就像斯威夫特和辛格所建立的竞争者们竞相效仿的系统那样，合作企业追求的垂直一体化意味着新进入者要有竞争力就不得不投资于分销渠道和供给网络，垂直一体化大量的资金需求使得有效的竞争者为数极少，而这些产业也具有严格的卖方寡头结构。
有时候垂直一体化给新竞争者带来的壁垒不止是极高的进入成本，例如，美国钢业公司采取的就是获得国家最好的矿石资源的战略。刚成立时，美国钢业公司和其组成公司便获得了苏必利尔湖区大量的铁矿床——美国钢厂所用的铁矿中的大部分均来源于此。后来几年里，该公司又通过购买或租赁个人采矿权以及购并铁矿资源丰富的钢厂，大大地增加了其铁矿拥有量。其他主要的钢铁制造商不得不纷纷效仿，到那个年代中期，大多数可供商业开采的矿产地已被分割完毕。其中，美国钢业公司占有50％以上的地下矿藏量，其他几家大钢厂占有20％左右。其余部分绝大多数被一位大铁路巨头詹姆斯·J·希尔（James ）控制，他曾为了确保其在苏必利尔湖区的铁路有足够的运载量而购买了这些矿产权。1906年美国钢业公司拒绝了购买希尔矿产的附加条件，而是进行租赁。美国钢业公司的卖方垄断意图非常明显，因为希尔的条件过于苛刻，希尔曾要求他们每年只能开采某一最低吨数的矿石（虽然该限量在后来的10年内逐年上涨），矿石必须由希尔的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road）负责运输，而且要对铁矿支付高于通常费率很多的开采权使用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规模销售（5）
同希尔的租赁协议使得美国钢业公司控制了苏必利尔湖区70％～75％的铁矿石开采，但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仍然还有一些质量稍差的铁矿藏。在19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钢业公司又购并了田纳西的煤铁铁路运输公司（Tennessee Coal，Iron and Railroad pany），控制了美国南部辽阔的铁矿区。至此，虽然竞争者仍然可以从美国之外获得铁矿藏，但却只能以明显的成本劣势进行经营了。难怪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后，几乎没有新竞争者进入钢铁产业。而实际上，在后来50年中能够上升到突出地位的企业，都是那些原来就享有矿产资源的合并企业或重组企业。
合并运动创建了这样的企业——其规模很大，足以控制其营销并从曾经只有独立的批发商才能实施的规模经济中获益，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前向一体化。销售地点的变化意义重大，它使得企业可以有新的机遇以实现产品差异化。一般情况下，独立批发商都是将其产品作为同类产品出售的，或有时如果需要在质量上体现出差别，就以其自己的私有品牌出售。例如，在美国点心公司（National Biscuit pany）成立之前，饼干以散装的形式大批分销到各零售商处，零售商不标示品牌便将其倒入自己商店里的大桶内。而合并后，美国点心公司开始以“Uneeda Biscuit”的品牌独立包装销售其产品，并建立了自己的市场营销组织来处理和促销产品。
合并企业在经营自己的品牌过程中开发了一种可以免受对手侵害的新方法。尽管很久以来品牌和商标就是商业活动中人们熟悉的一部分，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组织的出现才使大多数商人投入精力来保护这些产品标志。在187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国家商标法之前，法庭只处理过62起涉及商标的案件，而且多数是牵涉外国企业在美国市场上寻求品牌保护的案件。1870年法律将商标同专利一样对待，但由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后来1881年的立法也只允许企业在同印第安部落进行外贸或商业往来时进行商标注册。直到1905年国会才通过了法律以保护美国国内贸易中的商标。正如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所说，立法的时间选择反映了大企业为保持和扩大其在卖方寡头垄断市场上的份额而开展竞争的新需要。
为了确保市场地位，合并企业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获得对技术开发的所有权控制。在主要基于科技知识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的行业，合并企业通常都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正像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些在20世纪早期建立的企业一样，建立新研究实验室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通过获取专利权来确保它们的产品获得足够的保护。正如伦纳德·S·赖希（Leonard ）曾经论证过的那样，大企业的研发活动常常是以获取专利而不是以产品开发为目的，是要通过专利来垄断关键技术或压制可能挑战其生产线的革新以排除竞争。因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地区交换系统方面集中的“一千零一个小专利”（用公司董事长自己的话说），使得公司控制了对所有可替代的系统交换方法至关重要的专利——不仅仅是公司运营中正在使用的方法，使竞争者无从下手。同样，美国无线电公司获取收音机制造的某些关键技术专利，然后要求那些购买这些技术的生产企业再让RCA优先购买它们新开发的与收音机有关的专利，它就是这样保护自己免遭强大对手的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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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
并非所有的制造业都经历了上述竞争结构的变化。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大企业可以归在两大类型的行业中。第一类行业，如肉类加工业和缝纫机制造业，其销售问题迫使企业建立起全国性的市场###络；第二类行业，如钢铁业和新闻纸制造业，因技术变化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资本密度，从而导致了多轮价格竞争。大多数其他制造业与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差无几，即保持了企业众多、规模较小的竞争市场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经济的“中心”是一些大的卖方寡头垄断产业群，经济的“外围”是一些小的、竞争性结构产业群。
经济活动的中心部分在关键方面不同于外围部分：后者的大多数活动在市场上进行，而前者的大多数活动在企业内部发生。按钱德勒富有启迪性的说法，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钱德勒对这种发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节对20世纪美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他一些杰出的学者也对他的论断表示赞同。例如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曾经指出，因为大企业节约了交易成本，所以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它们能够比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同样功能的小企业更有效率。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曾推断大企业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而这种组织能力本身就构成了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认为，经济的进步源于经济组织等级的不断提高，正如企业从小的私人企业进化到大规模企业和（当前的）产业集团一样。
然而，高水平的组织使价格失去了弹性。在19世纪早期，企业可能随着产业中机会的增加和减少而产生、发展及消亡。资本很容易流入有前景的新兴领域，技术信息传播的障碍也很小。然而在20世纪早期的经济中心部分，大企业获得了持久性和控制新技术发展的能力，因此，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经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成为管理决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始依赖于少数非常大的企业的组织能力，而以前从未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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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
斯图·M·布鲁明（STUART ）
本卷前面的章节详细阐述了罗伯特·高尔曼在第1章中提出的两个相关的主题：美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偶尔被打断）及其经济体制、经济惯例和经济规范的重构，这迫使我们采用某些特定的词语来对其进行描述，例如工业化、中心化，或者是一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意味的短语，如向自由企业体系或资本主义迈进。在最后一章中，在考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同时，还要探询二者之间的一些最显著的相互关系和在“漫长的19世纪”中美国更纯粹的社会关系。用一个略微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影响了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和19世纪美国社会变动的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区别是很任意的，更多地只是表示不同的现代社会思想（和现代大学系部结构的安排），而不是指普通人每日生活的不同方面，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设置会比其他的设置更有用和更可信一些。此外，即使有人能准确区分“经济”和“社会”的界限，追寻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这“极具意义”但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在本章中将对上一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不同程度的划分而得到的不同答案。不管怎样，它们都可以归入范围广阔而意义重大的三类需要研究的范畴中，但这并不表示将包括有关19世纪人们所经历的、每日生活所出现的和经济变化的所有问题。
其中，生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地理布局是需要研究的第一大类。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明我主要谈及的两类不同或者说近乎相反的现象，一个是集中化或者说中心化，另一个是分散化或者说扩散化。第一个现象包括人们从乡村向都市或城镇的迁移，以及以城市为基础的公共机构（包括资本家的机构）的向外扩散，即更接近留存下来的农村人口；换一句话说，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集中，还包括城市影响范围的扩张，而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第二个现象包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