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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这给新闻业带来了挑战。如同托马斯？鄄格雷厄姆所说：“我在CNBC试图倡导的理念是，作为新闻机构，你必须能够作出正确判断。有时候，记者的兴趣和消息来源的兴趣明显有分歧，这时候，你必须牢记自己是记者。”
这个尺度不太好把握。在CNBC之类的机构里，这一直是一大挑战。CNBC原本就在现场报道、集中的股票报道里领导着一场革命。在这里，即时新闻报道和即时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已经使记者和他们报道的领域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共生现象。市场的涨跌会受到新闻报道的影响。重要的媒体人能够呼风唤雨。托马斯？鄄格雷厄姆说：“还有人以CNBC对市场的影响为主题写博士论文。这是真的，我是说媒体报道在某些节目中仍有相当的重要性。我想说，玛丽亚？巴蒂洛莫和杰姆？克拉默实际上是，我认为，有影响的人，因为他们两人都非常深入，随时掌握着市场动向。”
一位曾在政府高层任职40多年的美国官员曾听取过一个技术专家小组的汇报。与会成员中包括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易趣网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当时的雅虎首席执行官特里？塞梅尔、电子商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巴里？迪勒和维基百科的创始人杰米？威尔士。“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小组。他们在谈论这些技术，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虽然他们都不是技术的发明人，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他们是运用这些技术的公司高层。人类的新时代是由某个没有女孩子追的书呆子在他车库里的发明创造的。
“问题是，”这位官员问，“新媒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是好还是坏？在这一点上，与会专家的意见出现分歧。埃里克？施密特说信息传播总归是好的，他还为谷歌取消一笔和中国的交易这个特别重要的决定辩护。他的理由是：尽管有2％或3％的内容被屏蔽，谷歌世界信息中的97％或98％仍然可以被中国网民得到。小组里的其他人笑他言不由衷。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有人说：‘你错啦。这可能会是一股邪恶的力量。现代的戈培尔①们正潜伏在某个地方利用它。’”
怎样成为一名超级精英：杜撰、现实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学（1）
什么时候石匠就是石匠
据称，世界上最古老的秘密社团共济会对阴谋理论者的吸引就像飞蛾对火焰一样。多少年来，共济会被控宣传异教和神秘主义，崇拜撒旦，还被指责到处煽动革命，从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到纳粹德国，到苏联，到共产主义恐慌时期的美国。近来，对共济会的批评集中在大权在握的成员如何在幕后发挥影响。媒体对此的描绘也很夸张，如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国家宝藏》，在这部电影里，凯奇在共济会会员的保护下寻找传奇般的宝藏；或《可能成为国王的人》，在这部电影里，一个共济会会员（由肖恩？康纳利扮演）继承了一个王国，因为他佩戴了与亚历山大大帝有关的共济会信物，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
这个国际性组织最初于18世纪早期在伦敦成立。但是它的创建宗旨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50年建造的所罗门圣殿，甚至更早到希腊和埃及。共济会在英格兰的创始人真的就是石匠。多年来，石匠因拥有建造天主教教堂、基督教教堂、宫殿和其他权力象征物所需的独一无二的技能而备受尊敬。虽然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共济会要求它的会员相信有神论——不管他们选择什么形式——因为《圣经》和其中的原理对共济会的“宗教哲学体系”非常重要。共济会会员有一套秘密的暗语和手势进行互相确认，并且在秘密会议期间举行神秘仪式。共济会有四大美德——坚韧、谨慎、节欲和公正；七大人文艺术学科——几何（共济会许多符号上的G就代表几何）、算术、修辞学、逻辑、语法、音乐和天文学。共济会符号还能在华盛顿的布局和街道规划（倒三角形），五角大楼的设计以及其他联邦政府大楼（五角星形）中看到。有人称，一美元的纸钞上包含了很多共济会的图案：钞票背面的鹰是圣约翰福音传教士——共济会会员的守护神的标记；它的32根羽毛代表苏格兰共济会仪式的读数；它左爪中的箭代表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右爪的橄榄枝代表所罗门本人；头上的13颗星象征以色列各部落；拉丁语格言“E Plurbus Unum”（合众为一）意谓兄弟共济。包含一只“能看见一切的眼睛”的三角的、未完成的金字塔据说也是共济会的符号。
1717年共济会在伦敦创立并建立了英格兰总部以后，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它的会员在1730年受到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的谴责，导致天主教和共济会之间的敌意延续至今。1826年，一位名叫威廉？摩根的*济会积极分子的神秘失踪导致了美国的*济会运动——有人甚至组建了一个与该运动相关的、短命的政党，在1828年和1832年还推出总统候选人。但是，共济会最大的挑战出现在20世纪，特别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期间，身为检察长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共济会会员）说：“一般人并不理解，每一个现代的*政权采取的最早、最野蛮的*都是针对共济会会员的*。”在冷战期间及冷战之后的美国，人们一直都在歧视共济会会员，政府害怕会员拥有过度的权力，执行不可告人的政策，批评家将其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等组织一道，视为攻击目标。
与大多数阴谋理论一样，共济会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中还是有一些真实的成分。的确，历史上的共济会会员中的确有不少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共有14位美国总统是共济会会员，其中包括福特总统、约翰逊总统和里根总统。另外还有无数的副总统、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共济会和美国政治之间的联系可以回溯到建国之初，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名代表中有9位是共济会会员。宪法的39名签署者中有13人是共济会会员，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宣誓是由共济会的会长罗伯特？利文斯顿主持的，并且使用了一本来自纽约圣约翰会所的《圣经》。此外，同一版本的《圣经》后来又用于哈定、艾森豪威尔、卡特、老布什等美国总统的就职宣誓，以及许多共济会分会成立和活动开幕等场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怎样成为一名超级精英：杜撰、现实和成功的精神病理学（2）
富兰克林在26岁时成为共济会会员，28岁时成为共济会会长。他曾经说过，共济会的“大秘密”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秘密”。这也是共济会现在努力传递的信息，他们一直在努力开放和改善他们的形象以吸引新的会员。今天，共济会在全球共有四五百万老年会员，其中170万定居在美国，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400万人相比，人数减少了很多。共济会已经展开广告宣传和其他招收新会员的活动，着重强调共济会的兄弟情谊和发展个人特质方面。他们把重点放在共济会的慈善事业上，目前仅在美国就至少有200个基金和慈善计划，他们资助保育院和特许学校①等事业（美国的共济会每年资助亿美元）。然而，就像许多团体一样，虽然一直声称自己是古老和强大的精英俱乐部，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都上了年纪，其组织的影响力也大不如从前。
如果小布什也能加入，它能算是学术性精英社团吗
在美国纽黑文一座黑暗无窗的、铁门深锁的墓地后面，躺着美国最著名的学术秘密社团——骷髅会。骷髅会是耶鲁大学的一个社团，用耶鲁大学校友和骷髅会学者亚历山德拉？罗宾斯的话说，多年来它一直以“世代精英的孵化器和汇合点”的地位存在。它的会员包括了未来的企业巨子、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体育明星、最高法院法官、著名的政治家和总统——包括小布什。小布什实际上是布什家族诸多骷髅会会员之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叔公乔治？赫伯特？沃尔克、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叔叔乔纳森？布什、堂兄弟雷？沃尔克和乔治？赫伯特？沃尔克三世。
骷髅会于1832年由一位名叫威廉？罗素的有钱的耶鲁学生创办。他曾在德国留学一年，从那里接受了组织秘密学生社团的思想。骷髅会最初叫优罗嘉俱乐部，这个社团每年吸收大约15名新会员或“骑士”，会员人数保持在800名左右。（经过社团成员和董事会之间的一场法律纠纷后，骷髅会从1992年开始接受女会员，《纽约时报》曾在社论版报道了这次纠纷，纽黑文地方法院发布了限制令。）
这个社团最惹人非议的是它的个人崇拜仪式。不过，对此大家各执一词，说法不一。这些仪式包括泥池摔跤、虚拟谋杀、亲吻骷髅——据说，骷髅是普雷斯科特？布什从美国原住民传奇英雄杰罗尼莫的坟上盗来的。新会员的第一轮入会仪式还算轻松：命名典礼。在这一轮仪式中，新会员被授予秘密的名字，只有会友才能使用。有些名字会在成员之间传承，从一个会员传到另一个会员；有些名字取材于神话和文学——如雷神、雷麦斯叔父、哈姆雷特等；有些名字是根据新会员的特点取的，如玛戈这个名字一般会留给最有性经验的新会员。（获得玛戈这个名字的人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奥林匹克游泳选手唐？斯科兰德，可能还有老布什总统）。有些新会员有机会自己选择名字，据罗宾斯披露，当小布什总统得到这个机会时，他却说自己还“没有想到”，于是这位耶鲁的晚辈被人叫做“临时的”。
《纽约观察家》的撰稿人罗恩？罗森鲍姆说：“骷髅会不是普通的联谊会，入会仪式仅仅是开始，之后还有一系列仪式贯穿会员的一生。这些仪式有助于巩固强大的骷髅会老会员网络——它是美国政府网络核心中的核心。历史上，那些为提高美国的世界声誉做了许多工作的人们——塔夫脱家族、卢斯家族、史汀生家族、哈里曼家族、巴克利家族、庞蒂家族和布什家族——都在骷髅会的坟墓中提高了家族的名声。”
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包括，指责他们资助希特勒、渗透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美国媒体（包括拥有法拉？斯特劳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策划古巴猪湾入侵、刺杀肯尼迪、掌控美国。
《纽约时报》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势力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秘密社团就像是飞机内的头等舱。你在进去之前难免会有无限遐想，然而，一旦你身处其中，会发现其实有点儿枯燥乏味。
所以，关于骷髅会的阴谋理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想要加入这些组织，你必须对沉闷乏味有高度的耐心，因为你得坐在那里一个劲地聊呀，聊呀，聊呀。你不是在管理世界，你只是在吹牛。布鲁克斯对骷髅会的怀疑和我收集到的了解内情的人所讲的情况紧密吻合。说到底，针对骷髅会的阴谋理论大部分是一堆空话。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1）
议程设置
在超级精英拥有的各种权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项权力是：为世人设置议程的能力。超级精英未必总能作最后决定，总能使用武力，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组织里，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指挥官就有权决定事物的轻重缓急，主导重要资产的分配，为下属分配权限。达沃斯这类会议虽然很少能得到具体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认这一点），但能在参加会议的精英中培养共识——或者利用精英的时代精神——从而给他们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议程，进而影响其他追随者、竞争者和效仿者的议程安排。
施瓦布和维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说，这些组织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即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帮助领袖形成和制定议程。以达沃斯为例，如果你是该论坛的重要赞助商，就能协助论坛创造一个探讨全球议题的议程。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全年都在和这些所谓的战略伙伴协商，以保证赞助商重视的事都包括在论坛计划里面。这就是提供赞助的好处。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戴维？桑格说，他认为“议程设置”是大报和主流媒体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负责挑选头条新闻，安排版面，通过报道和社论为公众设定议题。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顿时代，伊拉克是个次要议题，因为各大媒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宫的上层领导人。当政府领导人决定重新把伊拉克当作威胁提出来时，媒体紧跟——巴格达重新回到报纸头版。
同样，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以类似手法设定市场价格，因为只有几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会互相通气。他们可以否认这一点。这种做法未必就是违法。（虽然可能是，金融监管者也在密切关注这一点。）但是，这种设定将会越来越常见，因为那些大型私募股权公司也在加强投资、合作、分担风险。一些大型的企业界盛会，如艾伦公司的太阳谷会议、技术娱乐暨设计会议（TED）等，也将对热点议题进行设定，对各大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议程设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场体系中，反映超级精英支持有利市场决策的普遍倾向。例如，金融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议程几乎都是有关财政纪律的政策，而对社会问题，对那些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续性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问题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对错，而在于没有做到平衡。华盛顿共识也是同样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优点很多，但是改革不够广泛和平衡。它没有全力促进穷国更快地积聚和开发资源，以创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关者，也没有优先为穷国提供所需的培训和获得资本的途径，从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国播下了不平等的种子，使民粹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死灰复燃。超级精英设定的议程如果让当权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让普通人望尘莫及时，就应该提高警觉了。
超级精英不是通过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过阴谋或者阴谋小集团行使权力。他们自有分寸，通过一些强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团体施加影响。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响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继续依赖它的产品？大型汽车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术突破，不愿生产更环保的汽车？大银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债务国能够偿还债务却不充分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或政治动荡？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战争观念，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的国防开支是紧随其后的国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过度地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政治，使得人们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市场革命”已过去25年，我们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无能力又无门路进行市场竞争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显然，权力曲线已经影响了这些情况的方方面面，超级精英的联结都有因可循。
超级精英的未来及其对世人的影响（2）
非正式的治理机制
必须承认，超级精英之间开会不仅只是设置议程，还能作出有效的决定。当体制薄弱和机能失调的国际组织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辖和执法机制之间出现真空地带时，超级精英的决策就尤为重要。
2003年，美国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原因不难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应用国际法和公平原则对待战俘的决定同样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极度负面的全球反应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会里，对一个恃强凌弱的暴徒都会有这种反应。美国争辩说，这是鉴于现实的威胁，不能指望功能瘫痪、反应迟钝的联合国采取行动。这个理由虽说公正，但是，当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行动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意，甚至可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利益时，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必然出现。
然而，当少数几家私募股权公司操纵市场价格，或者少数几家金融机构和少数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决定新市场的管理，甚至公众的利益由几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时，人们的不满却显然要少得多。虽说这种现象与美国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这些行为的后果却会影响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念认为，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大决定是由“市场”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价格问题。但是，市场只是影响价格的众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问题：不省油的汽车，折磨女性一辈子的高跟鞋，连低级动物都觉得难看的电视节目和“美国式*”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吗？还是销售这些东西的人、管理这些销售的官员、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三者亲密合作，操纵着市场运作呢？如果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股东用利润衡量他们的业绩）来选择厂址，它们是否会给政府发出要求低劳动成本、低税收、低运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信息呢？在全球市场里，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对于非技术性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来说，投资商显然占上风。企业传递的信息就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也许是平的，也许会越来越平，但是企业市场却不是平的。
的确，许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大国政府的小委员会还是大国政府和私人组织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都在填补空缺，促进增长，使全球获利。但是，当全体的利益只由少数人的行为来决定，或者少数人从体制中得到的资源和途径使大多数人望尘莫及时，问题就出现了。欧盟不能把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力都交给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因它们是欧盟大国。美国也不应该让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罗得岛州或南卡罗来纳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层发展亲密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双方的合作，达成全球性的目标。但是，目标如果是由少数人开会决定的，将会产生扭曲的结果。政治领导人一旦离职，去为某家大型国防企业工作，他的政府公职将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来，哪一方的观点将得到采纳？反对意见还有表达的空间吗？大金融机构的领导通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