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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公司通过权宜的合谋（或者用更具技术性而不带感*彩的经济术语来说，通过“寡头合谋”），就可以控制价格和产量。钢铁行业被三大巨头所控制——美国钢铁公司、共和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电气行业被两大巨头控制——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在基础化学领域有三大巨头——杜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美国联合化学公司；食品加工行业盘踞着通用食品公司、桂格麦粉公司和通用磨坊公司；烟草行业由雷诺烟草公司、利吉特&迈尔斯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三大公司控制；在喷气发动机领域有两大巨头——通用电气公司和惠普公司；汽车业有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新兴的电视广播行业，有三大电视网——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整个美国产业界都呈现出这种工业合并的态势。 。 想看书来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5）
到了1950年，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即便如此，美国的产量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量中仍然占到60％。美国制造业的（人均）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倍、德国的3倍、日本的9倍。值得一提的是，不到500家美国公司的产量就几乎占了全美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当时，美国工业总产量约占全球工业产量的1/4），美国1/5以上的非农业劳动人口受雇于这些公司。这些公司大约拥有国家工业资产的3/4，占全国工业利润的40％。1955年，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所创造的财富就占全美国民生产总值的3％，大致相当于当时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原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收入都高于丹麦全国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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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公司群体必然会催生出强大的劳工阶层，二者彼此相扣。劳资双方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在经济系统中建立起一套规范，由此，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创造的收益得以广泛分配，同时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在那个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这种劳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劳工阶级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涌现出多位富有激情的代表人物——美国矿工联合工会的约翰·L。 路易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的沃尔特·鲁瑟、美国钢铁工人联合工会的菲利普·默瑞。与大公司的崛起如出一辙，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劳工阶级的崛起（以及随后的衰落）所起的作用比那些知名领袖更大。在20世纪初期，最高法院裁定行业工会的协议违反了国家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的确禁止制订任何限制贸易的协议，但是在大公司力量日益壮大的事实面前，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格外具有讽刺意味。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在壮大，工人们也在努力强化其组织力量。
1935年生效的《华格纳法》终于使集体谈判合法化，此后，工会日益壮大起来。通用汽车同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作为工人的谈判代表，美国钢铁公司也同样认可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工会。它们这样做并非仅仅由于当时的法律允许工会组织存在，更多是由于它们意识到集体谈判是一种维持劳动力稳定、最大限度减少工作突然中断的有效方法，而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这两点正是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它们以及其他大公司没有强烈反对《华格纳法》的重要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激增至1400万，大公司当时获利丰厚，因而对此几乎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毕竟这些大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政府合约，公然地反对工会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十分不合时宜。而工人也保证不举行*，战争时期举行*被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工人们开始为自己争取合理的待遇。虽然美国产业界大发战争财，但美国工人的工资却多年没有增长。194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一份有影响力的研究（沃尔特·赫勒博士著，他后来担任约翰·F。 肯尼迪政府和林登·约翰逊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显示，普通美国四口之家每周大概需要50美元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准”，但当时普通工人的平均周薪仅为美元（钢铁行业工人为美元；汽车行业工人为美元；电力行业工人为美元；制衣工人为美元）。据当时的政府经济稳定办公室主任威廉·H。 戴维斯估计，美国产业界的利润非常丰厚，完全有能力在不提高商品价格的情况下把工资提高40％～50％。当时，哈里·S。 杜鲁门总统认为自己要处理的事务已经够多了，没有必要出面干预劳资纠纷，于是他拒绝了戴维斯的建议，并且免去了他的职务。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6）
钢铁工人工会主席菲利普·默瑞谴责大型钢铁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搜刮了10亿美元，并将近亿美元的利润分配给公司股东，相形之下，钢铁工人的工资简直微不足道。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把工人的工资与通用这个汽车巨人的“支付能力”相挂钩。在一次著名的谈判会议上（后来那次的会议记录被公之于众），鲁瑟威胁说：“除非我们真的得到国家财富更加合理的份额，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一论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次谈判本身。他代表了全美的工人群体，明确提出了分享社会财富的迫切希望，以便购买大公司正在大量生产的汽车、厨具、收音机、洗衣机和人寿保险等产品。这是劳工史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但不久之后又引发了一段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通用汽车：你的这些言论……明显暴露出你的社会主义倾向。
鲁瑟：如果追求平等和国家财富的公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的话，我宁愿承担社会主义者的罪名。
通用汽车：那你就是在犯罪。
鲁瑟：我承认有罪。
鲁瑟威胁道，除非公司将利润分配给广大员工，否则不仅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工会将下令通用汽车的工人*，而且他们也无力消费美国公司的产品。这些威胁触痛了资本家的神经，促使通用汽车在各大报刊登了整版的广告来声明它的观点：
当前的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是要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还是社会主义化，使所有活动都处于控制和监管之下……美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必须维护每家美国企业的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必须把这项责任转交给某一政府部门、机构或某个工会，管理责任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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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众的福祉的确提高了。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美国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每年平均增长～3％。从1947年到1973年，普通的中等家庭的收入增长了一倍，普通美国工人创造的价值也同样翻了一番。虽然很少有人变得大富大贵，但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确比以前生活得更好了。而且由于国家采取了五天工作制，员工们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
美国中产阶级的繁荣和成长是*资本主义的卓越成就之一。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几乎一半的家庭成为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以195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中产阶级家庭的税后收入为4000美元～7500美元。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并非都是专家或者公司主管，而是由于这些家庭中有技术纯熟或者半纯熟的工人和文员，他们在大公司中管理生产流程或负责文案工作。绝大多数负责赚钱养家的都是男性，在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女性并不外出工作。
美国人在经济上日益平等。1928年，税前收入位于前1％的人群的收入占全部个人收入的19％。而到了1950年，他们所占的份额直线下降到7％。税后收入更趋于平均了。在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最高收入者需缴纳91％的边际所得税，*党总统肯尼迪当政时期，这一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78％的高位。高税率似乎并没有束缚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仍然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保持快速增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7）
1956年，一本名为《美国阶级结构》的大学教科书中描写了美国的阶级划分与1920年的情况相比取得了怎样的进步。“所有人都是员工，而非雇主。他们在企业系统中的位置取决于官僚体制的准入和晋升规则。”这本书的作者、社会学家约瑟夫·卡洛指出，公司底层员工收入上涨，同时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被行政事务部门根据工作分类予以限制，因此，公司中各级员工的所得差距已明显缩小。卡洛总结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已日益减少。相对于员工而言，雇主所占份额有所降低；同时相对于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来说，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优势也减小了。”
与几十年前相比，就业更加稳定了——这是工会化以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约束了竞争和创新的寡头结构的又一副产品。195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2/3的高层管理者表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了20年。借用社会学家小威廉·H。 怀特在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中的巧妙措辞，这些“组织人”的职业和薪水与蓝领员工一样，都是既定的和可以预知的。他所采访的年轻一代白领员工都对这一观点表示由衷的认可：“你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会对你忠诚。”怀特写道：“年轻人普遍认同这一点：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将继续维系下去。”彼此之间的忠诚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双方都坚信“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一致的”。更重要的一点（这被怀特彻底忽略了）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允许并鼓励这种终生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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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学家们用“利益团体多元主义”之类的抽象词汇来描述美国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旧课本中的那些直接*或者代议*并不完全一致，但仍然能反映大多数公民的需要和渴望。这带有一点儿孤芳自赏的意味，但也是一种合法的探索，他们提出为什么美国*在面对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相关的现代工业化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满意。
在这些政治学家们看来，*政府就是一场在彼此竞争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集团之间进行的协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在发表于1951年的一篇题为《政治过程》的颇有影响的论文中写道：“在像美国这样多集团的社会中，最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由“各种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共同成员构成的”。按照杜鲁门的看法，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属于这样几个大型团体（俱乐部、联合会、政党、工会），这些团体向政府官员们传达着本团体成员的偏好。这些交错重叠的团体稳定了*制度，同时也允许进行和平的变革。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发表于1956年的《*理论的前言》中补充道，*在美国得以成功，而在其他地方却归于失败，是因为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都代表着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它们必须通过彼此联合才能实现目标，因此，整个系统得以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其结果就是，既非多数裁定原则，也非少数裁定原则，而是“诸多少数裁定原则”。达尔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他发现，不出所料，大多数公民并未参与到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去。控制权主要掌握在通过自我选择脱颖而出的互相竞争的精英们手中，但是他们必须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否则极有可能输给其他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好的竞争对手。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8）
这是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但却忽略了两点令人不安的事实：第一，利益集团并不会自动地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第二，这一时期当选的领袖通常并不关心穷人，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却十分关心，比如，那些组成地方商会的小型企业，同时也十分重视那些有部分成员活跃于当地分会的全国性组织，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农业局和工会各分支机构。与今天的各种拥护“公众利益”的团体不同（这些团体都躲在华盛顿的小办公室里，定期向全国的忠诚支持者们发送邮件，乞求捐款），那些组织在全国民众中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向立法者施压来实现它们的想法。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例，它曾经不可思议地促成了1944年的《美国退伍军*利法案》，确保每一位退伍军人都能得到长达4年的大专教育、政府补贴房屋贷款和商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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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期，美国专注于与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假想竞赛，那更像是*与集权的对抗。这场竞赛催生了许多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几乎所有大规模公共支出政策都被冠以“国防”这个形容词。例如，《国防教育法案》称人造地球卫星对于美国的教育具有标志性的贡献，该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原本是为美国造就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便与苏联对抗，但该法案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培养了一批处于美国各行各业前沿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国家州际及国防高速公路法案》计划以长达4万英里｛1｝的笔直四车道高速公路取代以往蜿蜒迂回于各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双车道联邦公路。这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旦开战，这些高速公路可以加快军需用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速度。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快速降低了商品在国内的运输和配送成本、刺激了汽车销售、带动了郊区的开发，从而推动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
艾森豪威尔曾经警告国家应谨防出现“军事…工业复合体”，但是他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于提供就业岗位和保持经济整体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约有100家公司获得了国防合约总值的2/3。这些巨型公司大多拥有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员工们也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到1959年，20％的加利福尼亚非农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受雇于拥有大型国防合约的企业。在华盛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2％。
国防合约也同样在太空领域和电信领域孕育出大量未来科技。投入到科研和发展综合武器系统的数十亿美元经费促成了最初的晶体管的问世，后来被应用于计算机；硬塑料最终应用于汽车和家用电器；光纤成了因特网的“信息高速公路”；激光后来被发现可以应用于视力矫正手术；喷气发动机使商用飞机能够在无需再次补充燃料的状态下飞行上万千米；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精密计量器、感应装置和电子器材被用于成千上万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中。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节中所要讨论的，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以及应用这些科技的公司和行业共同推动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的最终瓦解。
20世纪中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国家。那时，被战争拖垮的各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没有能力向美国出口商品，也没有能力从美国进口商品。即便到了1960年，美国人购买的汽车也仅有4％产自国外，使用的钢材只有4％来自海外市场，不到6％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消费品的原产地在美国境外。然而，美国在那段时间一直致力于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资本主义的奇迹，进一步遏止苏联的扩张。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努力同样动摇了美国稳定的寡头垄断体系。
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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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它与我们今天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些坐拥美国顶级大公司的人不断表示（用几十年前由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的话来精确描述的理想状态）：他们的工作是平衡受公司影响的每一个人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广大民众的需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弗兰克·艾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其他公司总裁的类似言论）：“管理工作是为了维护各种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公平和平衡，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股东、员工、顾客和一般民众。公司经理之所以获得了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于大众的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士早已在他们的工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财富》杂志告诉那些身居公司高层的读者们，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以广阔视野来看待自己的责任：“为了采取一种专业视角，管理者必须采取超然、冷静的态度来面对某一时刻的机遇与策略，成为产业政治家。”
这些身居公司高层的人很自然地扮演起这一角色，其中许多人在二战时曾供职于政府高层，并且战后仍然在公共顾问机构、专家组和委员会任职。（当“引擎查理”威尔逊带着一群通用汽车的高管们入主五角大楼时，*党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不无讽刺地说，美国把政府从新政拥护者手中交到了汽车经销商手中。）这些自我标榜为“公司政治家”的人经常在国会上作证，花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在Studebaker公司的CEO保罗·霍夫曼、Benton&Bowles广告公司的比尔·班顿、伊斯曼…柯达公司的马里恩·福尔瑟姆等人的共同领导下，这些“公司政治家”组成了经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两党联立团体之一。这个委员会不像现代的商业联盟那样只知道追求狭隘的商业利益。它推动了1946年《就业法》的出台，该法令促使美国致力于充分就业计划，并将此当做一项国民经济政策的官方目标。同时，该委员会还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帮助政府向其他美国人宣传这一计划（霍夫曼本人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首任负责人）。
这些商业领袖有能力承担起“公司政治家”的职责——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寡头垄断体系使他们有权成为政治家。就像他们保证蓝领员工有丰厚的薪水和福利，而无须担心竞争者可能会挤垮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到华盛顿为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而不必忧虑当他们不注意时某个对手会夺取他们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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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