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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3）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米〞花〞书〞库〞 ；http：//__
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1）
然而图7–1清晰地表明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统一，并且在公元8~10世纪之间都经历了，或者说是遭受了类似的政治命运，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仍然快于西方。
可以证明的是，两个统一核心的政治统治都是风雨飘摇。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代和罗马时期统治者已经熟悉的课程，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是凭借欺骗和妥协实现的，但是当时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汉代一样，隋朝也要警惕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时是突厥人，而非匈奴人），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不断强大，他们也要提防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当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开展秘密协商，讨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高句丽王朝，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保障以及残暴的将领指挥，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军队，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当他筹备第四支军队时，叛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转而颠覆了他的国家。l米l花l书l库l ；www。7mihua。com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启骑士似乎挣脱了束缚。诸侯们瓜分了整个中国，突厥首领们则对他们的领地任意摆弄，随意洗劫。灾荒和疫病不断蔓延，传染病在草原之间不断传播，听上去就像是从海上带来的黑死病一样令人作呕。但是如同统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发灾祸一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出现足以结束灾祸。当时中国有一个称唐国公的诸侯，他成功地说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领们支持他攻打其他诸侯。当匈奴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时，他已经称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乱，将中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从未涉及的草原地区。国家掌控力得以恢复，人口流动扩大，疫病逐渐消失，这酝酿出了高速的社会发展，由此成就了之后的武氏天下。
唐朝运用了比隋朝更为强硬的手段，保证了统治核心的统一，但是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这种手段并不见得总是奏效。事实上，正是情感丰富的人们瓦解了唐朝。根据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所说，公元740年时，唐玄宗—“迷恋红颜祸水，最终祸国殃民”—疯狂地爱上了亲生儿子的王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并且将她封为自己的妃子。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图颠覆西周的蛇蝎美女褒姒之间的爱情一样令人生疑。但是尽管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杨贵妃宠信的人无数的荣誉，包括一个投向汉人的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唐玄宗忽视了对兵权的限制，纵容安禄山集结起庞大的军队。
考虑到宫廷争斗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当安禄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公然调动庞大的军队围攻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仓皇逃亡；但是途中愤怒的卫兵将内战的爆发归咎于杨贵妃，并要求唐玄宗处死她。唐玄宗为了防止自己的挚爱落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着让近身的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这就是白居易所描写的“花钿委地无人拾”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2）
根据传说，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岛追寻杨贵妃的灵魂。白居易在诗中以杨贵妃的口吻对玄宗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与此同时，唐玄宗的儿子平息了叛乱，但是他用的方法—给予其他军事统帅和安禄山一样广泛的权力，并且雇佣草原上的突厥人—为以后的灾祸留下了隐患。当时的唐朝边境瓦解，税收锐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唐朝在重建秩序和新的动乱、入侵、叛变之间循环往复，风雨飘摇。公元907年，一个诸侯杀死了年轻的皇帝，结束了唐朝的悲惨境遇。之后的50年里中国北方处在一个大诸侯国统治之下，南方则由8~10个小诸侯国控制。
玄宗的人生悲剧暴露了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强大的帝王拥有过多权力，以至于无视其他的组织机构。对于贤明的君主来说这是好事，但是考虑到能力分配的随机性以及面临的挑战之大，这意味着国家的灾难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e米e花e书e库e ；www。7mihua。com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核心有着与中国完全相反的问题：帝王领导力太薄弱。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没有君主。穆罕默德只是先知，而非君主，人们追随他是因为他们坚信穆罕默德知道真主的旨意。当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之后，很明显人们再也没有理由追随任何人了，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联盟也面临解体。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他的几个朋友讨论了一整晚，选择了他们的成员之一作为哈里发，这个含糊不清的词语意为（真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继任者。然而，哈里发唯一的统领权来自他与前任先知的亲密程度。
考虑到阿拉伯首领难以驾驭的特性（一些人想要洗劫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有一些试图将国家领土进行分配，使其能够作为地主定居下来；另一些仍然致力于将新的先知神圣化），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可以说做得相当出色。他们劝说大多数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侵扰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将被征服的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们的领地上，把官僚留在账房内。他们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将帝国的税收分配到他们各自手中，借此为阿拉伯人—真主忠诚的捍卫者—提供有效的收入来源，并让他们居住在只有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它们是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战略点。
但是，哈里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哈里发这个指代不明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集中财富、发布命令的国王？是宗教领袖？是新征服的领地中为独立的族长提供建议的人？他们是代表前伊斯兰部落的精英？还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随者们的穆斯林选举人？还是信徒们平等主义团体的领导者？没有哪一位哈里发能够让所有的穆斯林都满意，当第三任哈里发在公元656年被谋杀之后，这种困境上升到了危机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当时还活着的，因此选举移交给了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还原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卫穷人的利益，主张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战利品，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权阶级的强烈不满。内战一触即发，但是穆斯林（在这个阶段）仍然不愿意互相杀戮。公元661年，他们从危机边缘退了回来：阿里的支持者们幻想破灭，但是他们没有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陷入战争，相反，他们杀死了阿里。现在哈里发的头衔落到了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军队首领头上，他在大马士革建都并且进行了不太成功的斗争，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集中税收和官僚制度的传统国家。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3）
在中国，唐玄宗的爱情引发了政治灾难；在西方，兄弟情义—或者说缺少兄弟情义—招来了祸事。公元750年，一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将都城迁往巴格达，并且更加积极地追求集权主义。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间的一系列争斗使得哈里发马蒙的权力—即使在阿拉伯标准之下—异常衰弱。他大胆地决定深入问题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没有教会阶级制度，哈里发虽然拥有巨大的现世权力，但他们对真主旨意的了解并不比其他人多。马蒙决定再次撕裂伊斯兰教的旧创，改变这一状况。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谋杀之后不到20年，阿里的亲生儿子侯赛因举起义旗，反对哈里发制度。当侯赛因被打败继而被杀死时，几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观。但是在之后的100年里，一个小分支（什叶派）意识到现在的哈里发是依靠谋杀阿里而夺取职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这个分支—什叶派教徒—争论说，侯赛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鲜血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真主特别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玛目这条血缘线的后代才能够引导伊斯兰教。尽管大多数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因为他们遵循传统，即伊斯兰教教规—逊奈）认为这个观点荒谬绝伦，但什叶派教徒们继续宣扬他们的理论。到了公元9世纪，一些什叶派教徒相信伊玛目这一支正将他们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间建立真主的王国的救星。╥米╥花╥书╥库╥ ；http：//__
马蒙决定选择现在的伊玛目（侯赛因的来孙，即玄孙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将什叶派变成他专属的派别。这是聪明的做法，巧妙地处理矛盾且充满谋略，但是伊玛目于当年去世，他的儿子对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兴趣，于是计划流产。勇敢无畏的马蒙展开了他的第二个计划：他在巴格达雇佣了一些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宗教理论家，宣称古兰经是一本由人创造的书，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手段，古兰经—以及所有的参与翻译的神职人员—被置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哈里发的权威之下。马蒙建立了一个伊拉克宗教裁判所，逼迫其他学者认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数强硬派的神职人员无视他的威胁，坚持认为古兰经是真主自己的思想，胜过世间一切—包括马蒙的命令。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发承认失败。
马蒙的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发的权威，而他的第三个计划则将他的统治撕成碎片。虽然宗教权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马蒙决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购买军事武力—即雇佣突厥骑兵作为奴隶军队。然而，和之前的统治者一样，马蒙和他的继承人也认识到了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发其实已经成为他们自己奴隶军队的人质。没有军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们再也无法获取税收，最终只能把领地卖给埃米尔，这些军队将领支付一大笔钱，把他们能够榨取的所有税收都保留下来。公元945年，一个埃米尔亲自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
当时，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几个小国，尽管两个核心的崩溃存在着相同点，但是东方的社会发展持续上升且速度快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再一次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创造历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数以百万计懒惰、贪婪并且恐惧的人民，他们在寻求更简便、更有利可图并且更加安全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无论统治者使他们遭受了多少创伤，人民都要继续在世间得过且过，必须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身处的地理环境完全迥异，两个统治核心的政治危机也分别以不同的结局收场。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4）
在东方，公元5世纪以来的内部移民潮在长江以外创造了一个新边疆，并且成为东方社会发展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公元6世纪时，一个统一国家的恢复加速了社会发展的上升进程，到公元8世纪时，这种上升趋势极其强劲，并安然度过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的年代。政治动乱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公元9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急剧下滑（见图7–1）就是敌军将拥有百万人口的长安夷为平地的后果。但是多数战争都远离主要的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