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铡ＮＯ站驮谇懊妫枰鞒鼋艏狈从Α＜幢阕钋嵛⒌难游笠不嵴兄率澜缒┤瞻愕睦０堋Ｕ饧蛑本褪堑峡耍壳心帷鞍俜种谎怠钡那吧怼５比唬钦庵志翊偈垢＠锼固囟�1945年开始动员华盛顿对抗所谓的“红色法西斯”威胁，声称致力于“在全世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斯大林政权要发动“世界革命”。
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4）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不仅不与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相背，而且会为持久繁荣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说服政府官员，尤其是杜鲁门本人，因为他担心把大量资金投向国防会造成负面的国内影响。这就是“尼采主义”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来源：改善军备不仅带来更大安全，也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富足。
可是，直到命运以朝鲜战争的形式出面干预，杜鲁门才被说服。对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总统来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是又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但对尼采来说，好运来的正是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印证了国安会68号文件中的分析：在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下，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正在全速前进。在近期美国历史上，这不是“智囊”们最后一次冲动地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极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果是清除了对尼采处方的剩余疑虑，国安会68号文件成了教条。国防支出在规模上增加了两倍，所增加的支出没有用于对朝作战，而是资助了尼采提议的改善军备计划。美国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就这样在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如果这份文件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它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安会68号文件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今天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这份文件的内容，但尼采的这部“杰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5）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布特、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末，内部人士极度担心苏联的战略优势太大，已经破坏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国威慑敌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纪70年代末，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调研这一关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这个所谓的“B队”得出结论，事态比设想的更为糟糕：美国已经大大落后，苏联首先发动核打击已经成为现实可能。苏联的威胁还未消失，1998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对美国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又警告称，美国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
从国安会68号文件虚无缥缈地描述苏联能力和意图开始，所有这些警告证明都是不准确的。在每个案例中，“尼采主义”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实，夸大危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轰炸机和导弹差距是想象力过分活跃而虚构出来的。虽然苏联核武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远远没有掌握先发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结论也证明这些纯属虚构。但在每种情况下，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智囊”们的叫嚣都取得了预期效果。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6）
就像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这些看似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小团体思维，导出事先设定的结论，反映有关人员的偏见、政策议程和职业利益。乔治？W？布什的下属没有发明这种为某项政策而篡改事实的想法。他们只是把这种过去60年在国家安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厚颜无耻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位代表者是保罗？沃尔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尔的继承人一样，沃尔福威茨也可被视为尼采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沃尔福威茨崭露头角，成为“B队”的初级成员，为尼采效力。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间，他在国务院、国防部担任各种职务，在职务阶梯上稳步上升。虽然沃尔福威茨不被公众所知，但在内部人士中间，他已经获得后起之秀的美名——有头脑、有想象力，对刚刚浮现的新威胁极其敏感，对美国既有智慧带来的限制无法容忍。
对沃尔福威茨来说，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诚的信徒，对历史的目标和美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天定角色毫无怀疑。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实力充足且能自我补给，于是一直急切地想让这种实力发挥作用。冷战结束使这种激进倾向更加明显。沃尔福威茨也认为，这场胜利把美国抬升至绝对优势位置。“伴随巨大的影响事态的能力，”他写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能力塑造未来。”此外，根据他的判断，无所作为的风险虽然难以衡量，但有可能超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在沃尔福威茨塑造未来的手段中，军事力量被赋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总统领导的国防部工作时，他就曾经名噪一时，在一份文件中主张永恒且无疑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应成为冷战后政策的基石。多数*党批评者指责这一主张是军国主义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蓝图。然而，当*党人199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着手培育一个大胆使用军事力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尔？克林顿向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军队，轰炸塞尔维亚、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时沃尔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国政策过于鲁莽，而是依然胆小怯懦。他指责“克林顿政府见风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脉”。这种见风使舵“会使将来的问题不断累积”。沃尔福威茨对堆积问题不感兴趣，他想消除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袭击事件时，沃尔福威茨又出现在政府内，这次他是乔治？W？布什麾下国防部的二把手。对沃尔福威茨来说，近3 000名美国人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提供了众多机遇。这是一劳永逸终结见风使舵倾向的机会。就像尼采利用苏联原子弹、中国革命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沃尔福威茨现在利用“基地”组织的袭击为释放美国军事力量而奔走呼号。他认为，直取敌人命脉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伊拉克提供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动。萨达姆的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尔福威茨后来评论道，“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铁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又赋予了这场冲突一个适当的道义借口，让布什政府把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标榜为解放战争。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7）
沃尔福威茨期望这样一场战争具有变革性质。废黜萨达姆将成为“21世纪西方自我定位的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等价值观”。推翻萨达姆可能会在*世界掀起政治变革浪潮。沃尔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这个最重要*国家的天才人民”，“为美国人、*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他感觉“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对沃尔福威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规范。从名义上讲，这场行动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残暴的*者，排尽恐怖主义“沼泽”的水源。但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解除对美国使用武装力量的所有限制。
于是，“9？11”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胆闯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范围，鼓吹“预先自我防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后不到48小时，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不愿把行动局限在与恐怖阴谋直接相关的人身上。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绳之以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美国计划对所有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战役”。目标不仅限于未来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国执行“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安全港”。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至少还装模作样地提供了几种选择以供考虑。而对“9？11”之后的沃尔福威茨来说，选择只有一种：永无休止的全球战争。
“9？11”之后数小时内，沃尔福威茨已经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来清除萨达姆了。结果，批评者后来给他贴上了误入歧途的伊拉克战争主要设计师的标签。更严重的指控是，他应为预防性战争概念合法化负主要责任。历史将记住沃尔福威茨，他是杜撰“布什主义”的知识分子型斯文加利①。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斥责预防性战争为“令人讨厌的”。沃尔福威茨现在则称其为可以允许、必需的，甚至是有吸引力的。
对1940年前的多数美国人而言，寻求全球永久军事优势好像含糊其辞，格格不入。这种前景可能让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