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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认为美国是超级大国，尚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扩张、富足和自由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事实正好相反：扩张浪费了美国的财富和实力，也使自由面临风险。结果，杰斐逊、波尔克、林肯、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赞成的战略传统不仅变得过时，而且有害。
自罗纳德？里根时期以来，尤其是乔治？W？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特征是希望现实主动消失，而不是直面现实。决策者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庞氏骗局，期望无限扩大美国的信用限额。如果美国人挥霍浪费带来的危机有增无减的话，伊拉克战争的惨败和近乎永久地占领阿富汗就是现实例证，并且预示着未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1）
1940年夏，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动员美国投入全面战争。1947年春，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18个月之后，哈里？S？杜鲁门启动一系列步骤，使美国重新回到战争状态。
这一系列动员举措，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再是冷战动员，颠覆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罗斯福的前任们管理的是共和国。共和国运转的核心是权力制衡，旨在限制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在华盛顿内部，也在行政部门内部，杜鲁门的继任者们管理的是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把这个结果还叫做共和国是曲解了事情的本质，如同称阿道夫？希特勒为*者，或者把扔到广岛的武器叫做炸弹。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表象掩盖了现实。虽然自罗斯福执政以来宪法文本改变不大，但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所设想的管理制度（一个权威来自人民、中央政府行使有限具体权力的*国）已经不再适用。许多人认为华盛顿内部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厌恶这一局面的公民渴望恢复神话般的“老共和国”。然而，人们可能希望还是重归家庭农场为好，或者医生恢复出诊为好。
尼布尔称，“自由社会的*技巧对统治者和管理者施加制约，从而防止权力变得让人心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给予*一个恰当的定义，所以当今这个时代的美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已被严重侵蚀，经常出现让人心烦的结果。
1940年以来，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使联邦政府以国家和地方权威为代价，承担起一大堆新的职责。与这种变化同步，并在状似永久危机的氛围中，总统职位聚敛了许多极度扩张的特权。从1960年约翰？F？肯尼迪当选开始，把持白宫的人已经成为偶像、长者的化身，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成为膨胀希望的背叛者。教父、明星、泼妇、替罪羊、危机总管、总司令、议程设定者、道德哲学家、国家魅力的诠释者、崇拜对象、笑柄，不管个人品质和资历如何，总统必须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
不管谁入主白宫，批评者经常装模作样地谴责所谓的“帝国总统”。这只不过算是做做姿态而已。其实，对于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服侍、接近、面陈帝国总统（或者有希望以后接替帝国总统的人）以及事后批评、品头论足是一项永恒的工作。
如果国会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不是自愿向行政部门让渡权力的话，帝国总统就不会存在。随着最高行政长官获得主导地位，立法部门不仅失去了影响，也逐渐让自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戴维？阿丁顿（D*id Addington）这样尖锐地评论布什政府的哲学：“我们一直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一些更强的力量让我们停下。”甚至在*党控制下，国会也没有威胁成为这支更强的力量。
今天，没人真正相信立法部门的行动是出于促进公共利益的集体决断。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偶尔会出面阻止总统滥用权力，但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多数是想赚取党派利益。
国会剩下的主要职能成了确保议员连任，一般是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吝啬地施舍大量政治恩惠和着力保护某些既得利益。2006年，93％的参众议员获得连任，证明了这些技巧惊人的有效性。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立法部门则永远由执政党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2）
虽然很少有议员在受贿和接受回扣方面公然表现出不诚实，但是一种微妙的*弥漫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可能不是邪恶的巢穴，但它是自我陶醉的政党成员的天堂。对他们而言，自我推销和自我保护远重于严肃地处理严肃的问题。
根据国会山上热情洋溢的言辞判断，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然而，虽然他们轮番相互指责，但两党静悄悄地合作，以维持双方都感觉极其满意的现状。确切地说，政党积极分子和各派理论家都假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正得到严肃讨论。右翼人士指责主张增加税收扩大支出的自由派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糟。自诩的进步论者批评保守主义者阴谋把妇女逼到墙角，终止不必要的怀孕。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要想寻找这种政治戏剧具体而恶劣的例证，人们只需看一下*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0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广泛地视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全民公决，*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党地位。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新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声称他们的党有权改弦更张。“美国人民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表明，”佩洛西在2007年初宣称，“他们希望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新的方向。”她承诺“进行严厉的问责，对军队重新进行负责任的部署”。
可是，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都是空话。虽然里德和佩洛西不断谴责这场战争授权不当、误导民众，但与保护*党的多数党地位相比，他们强力改变政策的承诺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战争拨款问题上与白宫真正摊牌，很可能使多数党地位面临风险。于是，布什总统拿到了他想要的钱。美国人为*党投票，是想让他们结束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仍在继续。2006年11月的全民公决没起到任何作用。
帝国总统崛起，国会沦落为政府的同伙，导致不断出现多个回合的较量。然而，从实际上讲，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有效运转的话，这些宪政瑕疵也无大碍。也就是说，如果帝国总统主导的行政机关能有效履行《宪法》前言中规定的几项职能，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现有制度，即“华盛顿”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所有机构、架构和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功能紊乱。随着这个联邦城市逐渐成长为美国权力中心，它逐渐被一帮枪法不准的人所把持。不管哪个党上台，当权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结果，华盛顿设计的政策一般都是放纵、浪费、考虑不周、误导、不成功或者干脆不得要领。仅举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如糟糕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移民政策调整，毫无意义、永无休止的“毒品战争”，以及联邦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拙劣的反应。
现行政府体制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同于“联邦主义文件”作者们的初衷，也不在于它不同于小学生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知识。问题在于美国所拥有的东西不起作用。那些主管联邦机关的人的十足无能令人震惊，无法接受。“华盛顿”应该代表英明的治理。相反，一个本该“建成更完善邦联、确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宁、建立共同防御、促进全民福利、确保自由普照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繁荣”的制度，却成了对其服务对象明显而现实的威胁。这就是美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危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3）
在国家安全上，联邦政府的无能尤其严重。自1940年以来，正是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终结“老共和国”的主要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数十年冷战逐渐形成的国家安全状态，危及了这个它本应保护的国家。它削弱而不是增强了安全。要证实这个判断，人们只需回忆一下近十年的事件，包括未能预测和阻止“9？11”事件，未能将其主谋绳之以法，未能设计现实且一致的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首要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惊人的失败。
任何一项失败都应让人严肃质疑负责国家安全的人的无能。在五年内遭受四次失败，足以让人得出确定性判断。当然，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没人能百战百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些熟悉的理由无济于事。有些错误，即便是诚实的错误，也是不能被原谅的。2001年以来国家安全政策出现的误判和不当已经无法辩解。
急于指责这些不良记录的批评者提出了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布什总统本人应负责任，指责他在个人宗教狂热的驱动下，个性中融合了罕见的傲慢和鲁莽。第二种解释扩大了攻击范围，包括一批下属，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的前“智囊”、政治战略家卡尔？罗夫（Karl Rove）。第三种解释的矛头更扩大了对象范围，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集团，对总统及其亲近人士施加了恶劣的影响。这三种观点暗示，一个不同的行政首长，加上一批不同的顾问，向不同的团体征求建议和意见，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产生明显更好的结果，比如依靠布鲁金斯学会而不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依靠《新共和》而不是《标准周刊》。
还有第四种可能性。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承认布什政府没有制造在2001年9月11日得到报应的那些问题。它只是继承了这些问题。无疑，布什的行动让局面更加糟糕。布什主要是在数十年来形成的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内展开行动，可是，他对“9？11”的反应的确包含一些创新特点，最突出的是误导世人的布什主义，即预防性战争论调。
直言不讳地说，那些喜欢区别对待这个共和党总统与那个*党总统的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道理，却丢掉了一些大道理。找到大道理需要了解连续性而非变化。表面上的区别并不重要，表面之下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布什总统的批评者和渐渐缩小的支持者圈子都这样认为：这位美国的第43位总统已经与过去决裂，让美国走上了新的革命性道路。但这是胡说。真实的情况是：布什及其身边的人重申了早已存在的美国政策基本要素，首先是肯定了过去几届政府长期坚守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布什的主要成就是狂热而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将其不足和刚愎自用暴露无遗。
这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有四个核心理念。在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雄辩地逐一作了表白。
第一个理念认为，历史具有明确的目的。这位总统宣称，历史“具有清晰的方向，是由自由及其创始人确立的”。历史的永恒主题是自由，人类向往自由。归根结底，历史在本质上是二元化的，是“永远错误的压迫与永远正确的自由”之间的激烈斗争。
第二个理念认为，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体现自由。美国一直并将永远是自由的首要典范和倡导者。“从建国之日起，”总统说，“我们就宣告地球上所有人都有权利、尊严和无上的价值观，因为他们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作为自诩的“自由土地”，美国是历史的先驱。通过修正、提炼和完善对自由的理解，美国人一直向世界展示着自由的意义。1839年，记者约翰？L？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把年轻的美国描写成“代表未来的伟大国家”，今天依然如此。在美国的疆域内，历史的意愿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4）
第三个理念认为，上天号召美国确保自由最终获得胜利。布什总统认为，“这是我们立国之使命”。自由的创始人选定美国为自由的代理人。与所有大国不同，这个国家追求超越自我的利益。它的行动代表自由，是依天命行事。如这位总统所言，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肯定并振兴了这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传统”。通过战争，“我们点燃了火焰，人们心灵的火焰。它温暖了感受到其力量的人，灼伤了阻碍其进步的人，有朝一日，这一难以抑制的火焰终将到达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只有愤世嫉俗的人和倒向极端的人才会质疑这一不言而喻的真理。
最后一个理念认为，美国生活方式若要持续下去，自由必须在所有地方占据上风。只有难以抑制的自由之火的光芒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或者如总统所言，“自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存续，越来越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土地上的成功”。其实，美国的给予与美国的索取相辅相成。简言之，“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深刻信仰现在是合二为一的”。当然，这个主张意味着无限授权，美国可以对任何地方施加影响，因为从定义上讲，美国是代表自由而行动的。
这一思路具有丰富而古老的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630年，
约翰？温思罗普命令马萨诸塞的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建立“山巅之城”，或者1776年，汤姆？潘恩宣称美国有实力“重新建立世界”，还有罗纳德？里根努力重拾的那些国民情绪。在美国崛起为大国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为扩张主义一再提供了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于1846年以“天定命运”的面目出现，为詹姆斯？福克巩固美国生存空间的努力披上了道德外衣。1898年，“解放”近邻古巴的强烈呼吁促使威廉？麦金莱发动了一场战争，结果美国成为纵深直指西太平洋的海上帝国。
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一意识形态才被确立为固定的政策背景。其实，它的说服力大多源于美国人纪念那场战争的方式，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件转化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从此，任何华盛顿不喜欢的反派角色都被描绘成又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任何不敢对抗敌手的行为都等同于“绥靖”，毫不亚于文明本身的生存面临危险。
这种强调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不是行动清单。它的作用是为决策者提供道德外衣，可以加在几乎每项倡议之上。于是不管是什么具体利益处于危险之中，美国都可以坚称其行动是为了推进自由和*事业。
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一般都把这种意识形态当做权威的来源。美国是世界上一支“除恶扬善”的力量，因而“有理由”拉拢外国官员、暗杀外国领导人、推翻他国政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干预。乔治？W？布什没有发明这一做法，他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
经过不断重复，这一意识形态的元素已经固化在美国人的心里。它们是祭祀用品，不容置疑，不容监督。习惯引用这一信条的布什等政治家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这很有可能，就像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可能真的相信他们提供“公正而适度”的世界新闻报道一样，就像麦当劳连锁店可能真的相信它做的是“带给人们微笑”的生意一样。信念总是追随自我利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美国代表自由并在为自由而战吗？（5）
觊觎高层职位的人也遵循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希望由此表明他们值得信赖。下面是阿肯色州时任州长1991年12月提供的一个版本。他是一位自由派*党人，他的外交政策资历几乎为零，但他的眼光已经瞄准白宫。
我出生于近半个世纪之前，当时冷战就要降临，是一个充满伟大变革、巨大机遇和未知危险的时代。这个时候，美国人只想回到家中，恢复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必须鼓舞斗志，开始新的战争，遏制誓言埋葬我们的、扩张主义的、兵戎相向的苏联。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重建欧洲和亚洲的经济，鼓励世界范围的独立运动，维护我国对于世界的原则，对抗自由*面临的又一个极权主义挑战。由于美国人民的不竭勇气和巨大牺牲，我们赢得了那场冷战。
这种诠释历史的方法是不理会所有细节，不提及越南战争，不提及中央情报局的政变和暗杀企图，不提及与唯利是图的*者的勾结。但这一段文字极其符合克林顿的目的，将他巧妙地置于美国政治主流之中。克林顿相当准确地意识到，如果他距离主流太远，就像1972年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做的那样，号召美国“回家”的话，他的候选人地位就完蛋了。虽然克林顿本人与冷战绝对无关，实际上他还成功逃脱了兵役，但通过不断使用“我们”这个词，他确立了自己对那场斗争的个人认同。他是与“我们”一起的人，而“我们”赢得了那场历史性竞赛，从而为自由获得了巨大胜利。
让历史快进16年，另一位鲜有外交政策资历的未来总统，毫不犹豫地从克林顿的剧本上撕下一页。“在上个世纪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宣称，
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F？肯尼迪等美国领导人既成功地保护了美国人民，也为下一代扩大了机遇。而且，他们用行动和榜样确保美国能够领导并改善世界。国界内外的数十亿人追求自由，而我们代表自由并为自由而战。
罗斯福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的“四大自由”①赋予反法西斯斗争崇高的目的。杜鲁门支持建立大胆而全新的架构，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个架构将军事力量与马歇尔计划结合在一起，以维护世界各国的和平与福祉。
像克林顿一样，奥巴马也想把自己与“我们代表并捍卫”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像克林顿一样，在讲述罗斯福、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雄故事时，他再次证明了这些故事的基本真理和持久正确性。
然而，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也赞同乔治？W？布什对这些故事的解读。奥巴马接着解释说：“每个美国人的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国境之外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像布什及其前任一样，奥巴马以宇宙的观点定义美国的目标。“美国的使命是，”他宣称，“在全世界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