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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们的工作结果告诉他，他听了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找到我要的这位人才。我已经给了你这个人的定位，但我还要告诉你：真有这样的将才，JP摩根是不会痛惜金钱的。这人的价，不用现在定，但如果能帮助你甄别人才，我可以给你讲：七位数我也能付。我现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立即让JP摩根人事部（香港）给你发来合同。这样吧，你将你们公司的合同书给我发过来，我有权签字，不用经过人事部耽误时间。”
如果这位人才要花去JP摩根一百万美元，按我们的合同，我们向客户收取应聘者总收入的25％，也就是说会有二十五万美元进入我们的账上。哪怕按照金融界人才市场如今的新惯例，每位应聘者的推荐费用不能超过十五万美元，即使十五万美元，那也是很高的呀！
一个月的时间，我能找到这个人吗？
“我们惯长付费为25％，但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难度，我可以给你30％的报酬，而且没有‘顶’（cap）。”罗伯特说，声音非常坚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于是什么也没说，而是按罗伯特说的话去做了，给他发去合同。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前后一共推荐了四个人给罗伯特，接着我飞往香港和新加坡，面试应聘者和会见罗伯特。
两个月后，他雇用了一位南海的精英――KC（KC的故事是该书下部的第一个人才案例故事）。这个项目的完成，使三方都成为赢家：罗伯特得到他们谋求的将才；应聘者得到识英才的银行和老板；我们的公司得到十八万美元酬金和进入JP摩根人力资源全球寻才的提供商名单（vendor
list）。
四年后，罗伯特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9年，被自己母国的中央银行再次聘请回去做副行长，再三考虑后，罗伯特离开了就职二十七年的JP摩根银行，回到自己东欧的母国，去中央银行上班。他刚上任时，十分不习惯从国际投资银行俭朴的开放型办公室，来到配有总统套房设施的中央银行的豪华私人办公室。
“我请我儿时的朋友来，他们双手捂着口对我说：‘上帝，我们是否进了天堂？’我十分不习惯乘坐在大奔驰里，由私人司机开着，带我去见各大公司、各大财团的首脑和政府要员。我得慢慢习惯这种待遇。对，我首先得适应，然后再加以改变。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我：央行的老爷太多！”他在他的大奔里打电话告诉我。
一年不到，在罗伯特的努力下，这家中央银行和ING合并。罗伯特成为合并后的欧洲最大银行的十名董事局成员之一，同时掌控拥有七十亿美元的基金管理部门和全球私人银行。他小时的梦如愿以偿了：帮助自己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化！
将摩根史坦尼纳入我们的账上，并不是我事先计划好了的。这个账户得来的始末，让我看到我自身的真正价值，我学会了什么叫尊重自己。从职业的角度讲，我相信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企业管理咨询者，我的价值大大增值：我学会了什么叫“无欲则钢”。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6月，一个我曾在纽约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全美大会上见过一面的同行托尼，辗转好几次打电话找到我，说他听同行讲我在亚洲市场寻觅精英、推荐将才方面是个能手，所以将我推荐给了他以前曾在日本大和洋行纽约分行股票销售部一块儿共事十多年的朋友萨克斯。为什么呢？因为萨克斯需要我帮他的忙。萨克斯以前在银行的工作是风险评估，就是帮银行对其投资的项目与集团做出风险分析。1987年股市崩溃后，他就离开了大和洋行，目前已替摩根史坦尼风险评估部做了好几年的人才推荐工作，摩根史坦尼纽约分部的好些雇员都是由他介绍进去的。他现在接受了一项很重要的人力推荐项目――摩根史坦尼要在东京市场聘用一名风险评估专家，同时还要将队伍从目前的五人扩大到十二人。
“萨克斯在东京市场找不到这么一位领袖人物，因为摩根的要求太高：又要懂日本市场，熟知日本企业界，特别是完全清楚和掌握日本企业界办事的规矩和融资后钱到哪儿去了的根底；还要了解摩根银行的运作方式，随时随地能与纽约本部沟通。他必须同时被日本企业与美国财团接受，因而英语和日语都得十分流利。这是一个跨文化的高层管理人才，他必须对日美两国文化、经济、政治、历史都要清楚，而且，他还必须懂得他的日本下属与他的美国老板的心态。只有这样，他才能连接摩根与日本之间的投资桥梁，才能管理手下的日本雇员。萨克斯找了两个星期找不到合适人选，可他的客户约翰十天后就要去东京面试，经过好几个人推荐，找到你。”
他又告诉我他不介入这个项目，不从中收取一分报酬。“我让萨克斯直接跟你联系，希望你们两人合作很好。他日语很好，你中文很好，两人又讲英文，你们合作，亚洲的项目一定会完成得很好，兴许，我们将来还能一块儿共事？”
我告诉托尼我实在很忙，帮不了这个忙。我说的是实话。去年以来，我已发展了三个大客户，他们让我忙得团团转，我甚至经常睡不成觉，累得有时放声大哭。但托尼不听，让我一定帮这个忙。“你知道，得到摩根史坦尼这样一个客户，多么不容易！你帮帮萨克斯吧。”
此间，我们谈到世贸中心一号楼79楼他的公司，“你如果来纽约开展业务，来这里租办公间吧。就租我旁边。这里环境高尚，曼哈顿就在你脚下完全展开，成群的海鸥在哈德逊河上飞，很美很美。你来后，我很愿意跟你合作项目。”
我心动了：不就帮个忙吗？这就是导致我后来出错的动因：商业不能感情用事。感情是流动的，因而必须要有不流动的合同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华尔街的铁姑娘5
我忽略了和他的朋友萨克斯签合同。
他挂掉电话的几分钟后，萨克斯就打电话来了。他重复了托尼讲过的话，然后说，“我们对半分成。美国史坦尼打算用五十万到一百万去雇用这位领导者，让他重新建立一个班子，原来的那个日本头子，得走人。我与摩根史坦尼有25％的提成合约，现已付给我二万五千美元作为第一步经费（Retainerfee）；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其余的按实际用去多少经费来结算。如果我们得到十万美元的报酬，减去二万五千还有七万五，对半分，一人五万。对你来讲，这笔钱挣得不难。”
不难干吗你不一个人去挣？我心上想。不过，听起来还是蛮诱人的。但我实在太忙，我手中有三家银行在三个不同部门、不同国家要我做人才推荐，其中一个在阿根廷，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我在华尔街与不少重要人物打交道后悟出一个道理：不要贪。如果没有把握能给予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好一件事，那么最好不要去做，否则鸡飞蛋打，声誉受影响。
因为萨克斯说话时开门见山，很诚恳又是托尼的老朋友，过去还一块儿共事十多年，我就实话相告：我太忙不能接受这件生意，但我愿无偿给他提供二十个人名。这些人名都是我前些日子搜集到的。在股市火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风险，但我总是超前一步，所以先就与风险控制专家们联系上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项目完成得顺利的原因：项目完成得顺利，一定要对市场有超前的认识。电话完后，我将名单传了过去，一般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三天后，萨克斯打来电话，气极败坏地告诉我这些人要么不动，要么没有兴趣，要么不够格，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愿跟他多说。他开始咒骂日本人愚蠢不敢担风险等等，然后他提议并坚持我去做，做成后三七分成，他得三，我得七。
“为什么呢？”我十分诧异。 “因为这个项目我完不成。”
“你怎么会认为我就完得成呢？”我所有的信息已提供给了他，他资历那么深都一筹莫展，我又有什么办法？况且我的日语完全赶不上萨克斯：他在日本工作过两年！
“至少你能跟他们对上话，安排两个面试？”
我明白了，这个项目是完不成的。但拿了摩根史坦尼二万五千美元的萨克斯，至少得在客户面前做点什么，安排两个面试不算敷衍吧？公司实在找不到人，也就罢了，那这二万五千美元也给得应该，萨克斯也拿得有理。
“好吧，我帮你这个忙。我们也不用三七开，对半分就行。你先将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划到我们账上，我立即给你安排两个面试。”我对萨克斯讲。我的时间也是公司的时间，尽管这笔钱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在与公司四六开并付掉50％的政府税收后，我的所得将微乎其微。
“好。明天我给你公司寄来。” 我给了他舒利文公司的详细地址和传真机号码，并叮咛他别忘了将合同书也一并付上。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打遍了所有能打的与日本企业风险评估有关的华尔街银行机构、基金管理、甚至CNBC的播音员，我也致电过去请他们推荐。也许我的态度诚恳，加之摩根史坦尼又是风险评估与控制这一行里最优秀的，我的努力与尽心终于有了回报：我物色到三位重量级人才，完全符合摩根史坦尼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哪一位更适合摩根的文化。这一点，让摩根史坦尼面试后再决定。
我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进展。
“你太捧了！”他连着说了三声：Great！Great！Great！我的耳朵打了七十二小时电话下来，疼得不能接电话，只能将电话拿得离耳朵远远的。
“我们的费用呢？” “还没收到吗？” “没有。” “我已寄出。” “好。我告诉我们会计。”
我将这三人的情况写成12页的书面报告，传真给萨克斯。
三天后，他的客户约翰飞到东京与三位应聘者见了面，然后又将这三人推荐给摩根史坦尼在日本的高级决策人。决策人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三人各有所长，很难决定该聘用谁。其中一人是美国人，但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日本当了好几年律师，代替美国公司与日本政府周旋，后来进入德意志银行工作，改行做风险评估，我辗转几次找到他，提到他时，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好。他对摩根史坦尼向往已久，对这个高位，更是热心――他毕竟是美国人（American
Kid）。另一位是日本人，在哈佛政府学院毕业，后在长债券基金纽约分部工作，专门投资日本公司，刚被派到日本分部。第三位是日籍华裔，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毕业后供职日本大和银行，监管银行在扶植日本公司上市前银行面临的风险，他常在电视上出现，日本大众熟悉他。
一般来讲，这样高位的人才推荐，我必须得亲自见面以后，再推荐给银行客户，但由于是萨克斯公司提供的人才，我在中间转了一道手，是“幕后者”，我便没有飞去东京。人才评估时，除专业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眼神，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等等，都是被考虑的因素。我无法做出评估。
萨克斯仿佛忘了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公司账上一直也没有12500美元汇来。公司会计师问我：真有这么一笔钱来吗？
第五天我出差去纽约见客户，顺便也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希望找到他后，我亲自去拿钱。他不在办公室，家里也没人；又打去办公室，这次他在，可他在开会。以后七八个电话打下来，都找不到人。我终于火了。我回到纽约饭店后，给他送去一份传真：“如果明天五点以前收不到你的款项，你在我心中的信用（credibility）将全部用尽，后果将由你自付。”第二天，我得回波士顿，如果我人在这里，他都不付钱，我人走后，他会付吗？
华尔街的铁姑娘6 我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在第一天就将这事告诉大老板。我为什么总是好大喜功，瞒着人呢？该由大老板去催账的！
为了我在公司的面子，我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把整件事瞒下来，对谁也不讲起。我自己得一个教训，以后做事，真要小心。
我该做哪一个选择呢？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萨克斯打来电话，在手机上他告诉他请我在Audolf大饭店“熊市和牛市牛排屋”（Bear ＆ Bull Steak
House）共进晚餐。那是曼哈顿中城很昂贵的地方，一顿晚餐得三四百美元。我不愿一顿饭就将我们的12500美元给吃掉了，我于是问他：如果你将支票带来，那么我跟你共进晚餐，并且将项目完成，让你的客户雇用到正确的人；如果我见不到支票，那么，你的晚餐我将白吃，而且将向你的客户陈述你一切不让人放心和引起怀疑的行为。
他在电话上骂了一句，“Fuck you； the little Chinese whore！”（操你这中国小娘们），然后挂了。
我气晕了头，立即起草了一份给他客户的信――如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亲爱的约翰：
我被迫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无法处理萨克斯让我纠缠进去的这个麻烦。这里不是讲我与萨克斯之间的纠纷，让您仲裁；这里讲的是摩根史坦尼的信誉。
我以前并不认识萨克斯，也没与他合作过，当他被他的朋友托尼介绍给我，请我合力帮助他完成你们在东京这场寻求英才的项目时，我才认识他的。细节过程繁复，我在此略去。但因为他答应五五分配首批二万五千美元的费用，并在完成项目后对半分、后来变成三七提成（他三，我七），我便深知这个项目对他和对摩根史坦尼您的重要，我于是停下手里的两个项目，连夜替摩根史坦尼在日本市场工作，才使您在东京的三场面试得以实现。（我的电话信息将由我所在公司直接传给您查对；同时，我也请您与三位应聘者联系，核对我说话的真实性。）可萨克斯答应第二天就兑现的承诺，在两个星期后的今天还没有实现。我不再相信他，而且我也不愿再与他对话。你们美国人讲：Once
cheated； shame on him； twice cheated； shame on
you。（第一次被骗，怪他人；第二次被骗，怪自己。）前车可鉴，我已被骗，您也许会被骗？鉴于这点，我必须向摩根史坦尼指出：
（1）如果您在知情后，还将费用支付给晚上在纽约蒙头大睡而并没有替您在东京日本市场熬夜辛苦工作的咨询者，合适吗？
（2）在知情后，您还将继续使用这位不诚实的咨询者而将更多的咨询费付给他，合适吗？
（3）如果您因私人原因而选择这样做，我将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萨克斯一样：您将不足取信于人；
（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将实情告诉我推荐给您的那三位优秀应聘者，由他们决定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目前的工作，替一位不足取信于人的老板工作？
约翰，我们并不相识，也许我说的话，会有冒犯您之处，但看在摩根史坦尼的整体利益上，还请谅解我的直言。我为人做事，诚恳正直；我推荐的人才，均是我从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全方位考察过、能在企业里担重任、能在人品上做榜样的优秀人物；我的客户均是我崇敬的投资银行和胸有蓝图、心胸磊落的领导者。从我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上读到的关于您的报导和应聘者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业债，我对您也只有崇敬之心。
约翰，选择是您的。是否留用萨克斯是您的决定，请尽快通知我，我因此也能将实情及时告知我推荐的应聘者。何去何从，那将是他们的决定。
诚挚地 Jeannie
但我没有立即将传真发给约翰，我深知一个客户的得来十分不易，特别是摩根史坦尼这样的客户，况且我也不愿让萨克斯在客户面前如此丢面子。我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然后又给萨克斯去了电话，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他接电话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在电话转接时，我能听到他说话，只听他破口大骂一个亚洲女子，她的国人游水偷渡来美国淘金，居然有这样的胆子来威胁他！滚回***穷中国去！来华尔街逞什么能？
我挂了电话。接着，我给摩根史坦尼的约翰和我的大老板同时发去传真。 穷中国来的中国女子可骨头硬！
不到一个小时，约翰亲自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向我问明情况，同时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完成任务；紧接着摩根史坦尼人力资源部也打来电话，既然我还在纽约，是否可去签合约，同时见约翰？
我去了。约翰有六尺二高（大约一米八三），眼睛很蓝，有这样清澈见底的蓝眼睛的人，我想是不会骗他人的。我回答了他关于东京市场的一切问题。在四十五分钟面对面的谈话中，他一次也没提到过萨克斯。在我签合约时，摩根史坦尼电汇了二万五千美元，三个小时后，就到了我们账上。
一个星斯后，我飞到东京面试应聘者，然后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那位美国人吉米――推荐进入摩根史坦尼的最后一轮“面视”。“面视”后，我与他一同飞往纽约，接受摩根史坦尼（纽约）的最高层“面视”。当吉米在纽约完成为时两天的面试时，我通过公司的财会部核对了吉米提供的个人财务报告：
股票，股权，年底分红，住房补贴，车补贴，工资底薪，一共要用去摩根一百五十万美元！摩根史坦尼毫不犹豫地雇用了吉米。一个月以后，吉米在摩根史坦尼（东京）银行上班。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他没有取代摩根史坦尼银行那位高级雇员，而是在和他用娴熟的日语促膝谈心五次后，将他推荐到摩根史坦尼的另一个日本部。
我们按合约获得十五万美元的报酬――摩根史坦尼的酬费最高以十五万美金为限。
在吉米上班的第一天约翰请我去Audolf用餐，他感谢我替他们聘用到如此将才，他说，“一个领袖的位置是由他称职的部下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