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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失去了知觉。弟弟也就要窒息了。求生的本能这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弟弟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掰开了哥哥死扣着他的手，脱离了哥哥的羁绊，浮出水面。
10．6 永远的兄长
哥哥去后，魏文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深深孤独。尽管身边有父母，还有弟弟妹妹，但是大哥在他的生命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仅仅相差一岁的两兄弟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哥哥包容着弟弟，弟弟保护着哥哥，相依相伴，十几年不曾有过任何感情上的间离，尽管后来弟弟变成人见人羡的读书郎，尽管后来哥哥变成一个有耳疾的弱者。
“一直到69年12月我出去参加工作，我在家里两年多时间，白天忙忙碌碌的不觉得，晚上睡我哥哥睡的床，我就知道他不在了，就心里发空，难受。奇怪的是，我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对哥哥的感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日子越久，走得越远，我自己的年纪越大，我越想他。”
魏文彬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步步走出一条超出祖祖辈辈想像的人生之路。每年的清明，无论多忙，魏文彬必定返乡挂青。他视之为人生的信念。祖辈、尊长的坟头，行礼如仪，大哥的坟头，他一样一丝不苟地跪拜、磕头，每一次都必定以额触地，每一次额头触着大哥坟前冰凉的泥土，都止不住悲从中来，潸然泪下。20岁如此，30岁如此，40岁如此，50岁如此，60岁依然如此。那座坟中长眠的虽然是一个18岁的青年，但却是他永远的兄长。哥哥虽然比他只大一岁，但是自小就谦让他，保护他，他总觉得是哥哥的包容、奉献与牺牲成全了自己，但是他却没有机会回报哥哥，为此常常倍感悲凉。
“我在我哥哥的坟前，行对父辈才行的大礼，跪下去，真正地跪下去。我告诉自己不要伤感，可是只要我的额头一接触那片冰冷的土地，我的眼泪就会下来。我给我的家里人讲，如果哥哥还在，我会像对待祖宗一样地对待他。
“难受的时候，我妹妹跟我说，哥哥，你别难受，他耳朵聋，听不见，如果在，也许生活得不好，也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嫁给他。我说我哪怕求遍全世界，也要给我哥哥找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10．7 老大与老二
大哥去后，魏文彬变成了家里所有孩子的哥哥。
他之下，是两个大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两个大妹妹比他小不了几岁。最小的妹妹出生于魏文彬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比他小十九岁。
他本来是大哥面前一个顽皮惫赖无所顾虑的弟弟，大哥去后，仿佛一道屏障忽然撤除，他变成首当其冲的一个，必须面对许多从前不必面对的情形，必须担负起一个老大无法逃避的责任。这一变故发生的初始阶段他曾有过短暂的不适，这种不适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分是对大哥的依恋与思念，但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像样的老大。
他的天性之中当然有和大哥一样的基本因子，极重感情，富于家庭责任感。但是他和大哥作为老大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因为父母在创造他们的生命时处于两种不同的心态与情绪之中，也许跟他曾经作为一个老二的无所顾忌自由自在有关，魏文彬比大哥更加活跃、冲动，富于激情与勇气。就气质类型而言，大哥可能是黏液质而他可能是胆汁质。大哥是内敛克己的，绝对以他人为中心，其美德呈现为隐忍、谦让、奉献与牺牲；相对而言魏文彬则是自我中心的，人生呈现为强势进取的姿态，作为老大，为人称道的表现是勇猛顽强，有担当，带给家人强烈的安全感，使得家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第十章 兄弟（上）（7）
后来，魏文彬在一个拥有上万员工的大型集团里，展现出了同样的老大风格与气质，强势，有权威，勇于任事，铁腕执政，治军甚严，带给大家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他把他的家庭情感与经验也带进了他的集团，他像爱他自己的家庭一样地爱他的集团，他把他一手打造的长沙金鹰影视文化城称为他的第二个老屋。一个部属在被魏文彬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一把手之后曾经说，他从魏文彬身上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怎么当老大。
强势的魏文彬成为曾经有些颓势的魏氏家族的一根有力的支柱。他的存在，令他的家庭成为乡间一个不容轻视的存在。他是家人的骄傲、荣耀与希望，特别是他出去参加工作以后。父亲曾经的严厉逐渐转为温和，对这个由老二变成老大的儿子日益地尊重与倚赖起来。
但是，单纯就他和弟弟的关系而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大哥，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他自己难于面对的问题。
命运对他，不知道算是太过青睐还是太过苛刻。命运给了他本人一个辉煌的人生，但却令他的兄弟命运悲惨。死神在他的青年时代带走了他的哥哥，又在他中年的时候领走了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曾经好到几乎剥夺了他做一个好弟弟的机会。而当他来做哥哥的时候，他的弟弟又以与大哥几乎一模一样的隐忍、奉献与牺牲成全他的一切。他曾经说：“我有时候产生错觉，觉得弟弟就是哥哥，我说哥哥在黄土里面，在另外一个世界，怎么他又跑出来变成了我的弟弟呢？”
大哥和弟弟与他自己生命的关联，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生命难题。民间的迷信将他这种情况解释为他的命硬，一个人得天之独厚，尽钟家族之灵秀，以至于兄弟们不得不成为他的牺牲品。这种说法他若不信，便不能构成对他的伤害，但他有时在无法参透命运玄机的痛苦中，竟也曾不由自主地半信半疑。于是，这一说法就具有了极大的杀伤力，令他一生为之痛苦。
10．8 弟弟的故事讲了两遍
魏文彬有很好的记性和很强的逻辑性。本书作者对他的跟踪采访历时两年，曾经讲过的话题他一般不会重复。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关于他的弟弟魏小林。
200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坐在小书房的茶桌边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些前尘往事。讲着讲着，忽然又讲起魏小林来。本书作者和他的秘书互望一眼，不忍提醒和打断，耐心静听。他浑然不觉地将弟弟的事情从头重讲了一遍，并且像第一次讲述一样，再一次潸然泪下。
“我痛就痛在，我是他的哥哥呀。我怎么就忽视他了呢，我的天哪。他比我小十多岁，我怎么就对他这么严厉呢？我千想万想怎么就没想到他走在我前面呢？一切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魏小林于2003年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六岁，真正的英年早逝。
“我有一句话，叫作‘事业为天’，我以前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弟弟死了以后我才想，这一份事业跟我的亲人是个什么关系。别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的事多，但是也有一些人，他那一份天一样的事业，是要他的亲人帮他一起撑起来的，他的亲人可能撑得比他自己还辛苦！我这个弟弟，他的哥哥当个不大不小的官，他不但没有沾到光，反而受了害。我心里明白，他如果没有我这么个哥哥，他这辈子可能生活得更幸福。”
第十章 兄弟（上）（8）
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似乎不觉得，仍旧絮絮叨叨地说。但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好像力气随渐渐消失的天光一起流失。阴暗的光线和疲惫而沉郁的情态，使他平时较实际年龄远为年轻的面容这时现出了苍老沧桑。
他不时看看右手边的座位，说弟弟每次来，都坐在这个位置，陪他打牌的时候就是他的下家，常常抱怨吃不到他的牌，说哥哥是个“死抠”的上家，太精明了，坐他的下手半点便宜也占不到。
“我对他确实太抠了。太苛刻了，太严厉了。”
他说弟弟刚走那一阵子，他总是觉得弟弟还坐在右手边的那个座位上。好几个月以后，才接受现实，明白他真的走了，再不会回来了，既不会跟他调皮，也不会跟他耍赖了。
“来不及了。一切一切，都来不及了。”
可是，就算一切都来得及，又怎么样呢？做哥哥的，会为弟弟改变什么吗？
不，命运已经启程，义无反顾地奔向它既定的终点，无可更改。
哥哥注定是这样一个哥哥，而弟弟注定是那样一个弟弟。
这就是命运全部的含义。
10．9 弟弟的郁闷
魏小林患肝病，为并发症夺去生命。以中医的观点，肝病多系肝气郁结所致。魏小林是否郁闷成疾，难以断言，但他短暂的一生，的确不能算是称心如意。某种意义上，生而为魏文彬的弟弟，他的确有很多郁闷的理由。
这个亲爱而伟大的哥哥，是他们兄弟共同生长的乡野之间出类拔萃的一个，他所取得的成功，超出了那里的人们祖祖辈辈最大胆的想像，尽管他的官阶还不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高级别。弟弟的人生因此黯然失色，黯淡无光。
哥哥的成功给这个贫穷的农家暗淡的生活带来了意外的光彩，也给弟弟的生命涂上了一抹亮色。但是这一抹亮色同时意味着对欲望的唤醒。超出自身能力的欲望对于人生是一种煎熬甚至灾难。除非哥哥愿意借力，否则弟弟为哥哥的成功所激发的欲望将无由满足，只能在内心熊熊燃烧，如果不熄灭，就只能烧焦自己。
这个哥哥手中所握的权力，用以满足弟弟某些还算合乎人之常情的欲望本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这个哥哥在这方面不近人情。他愿意让亲人分享他的权力合理合法地赋予他本人的一切，但拒绝亲人分享他的权力本身。他是对的，他因能够守住公权不私用的原则而值得尊敬，但是他的弟弟就因此不得不在各种诱惑之中忍受欲望的煎熬。
哥哥的权力是对许多人的诱惑。许多人试图通过诱惑弟弟来达到分享哥哥的权力的目的。于是这个不幸的孩子，从小就不得不在诱惑所带来的兴奋颤栗与无由抵达梦想的焦虑中设法平衡自己。
对于魏小林来说，生而为魏文彬的弟弟，或许真是悲哀更多于幸运。没有一个这样出类拔萃的哥哥，至少他可以活得平静安然，虽然淡然。因为哥哥的缘故，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花花世界里的许多诱惑，而哥哥却又以铁一般的手腕钳制他的欲望，这实在称得上某种苦难。
坦塔罗斯的苦难，可望而不可及的苦难，最残酷的苦难。
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各种机会，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的哥哥毫不留情地剥夺掉这些机会。他的欲望一次又一次被激起，又一次又一次被强行熄灭。他不想面对这些诱惑，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哥哥对他的禁锢与剥夺其实令他无比痛苦，但他不止要服从，还必须理解和赞同，并且向哥哥的无私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要打心底里愿意这样做。而他真的是这样地努力着。
第十章 兄弟（上）（9）
他的命运，实在是远不如那些无从拥有也无从失去的人们。
10．10 哥哥揍了弟弟一顿
魏文彬出去参加工作的时候，魏小林还不到三岁。魏文彬跟他的交流极少极简单。每年回去休假，弟弟见了哥哥亲得不得了，也生疏得不得了，一味地在哥哥面前跑来跑去，但又不敢真的凑上前去说话。他只是在哥哥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满心欢喜，又满心期盼，盼望着引起哥哥的注意。
弟弟十岁那年，哥哥才跟弟弟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交流。
交流的方式是哥哥把弟弟痛打了一顿。
“我那回打得他好厉害。我怎么会打他呢？不是我要打他，是我那个父亲老告状，我现在也没弄清楚，我父亲为什么自己不打他，要我打他。他是不是要我承担起当哥哥的责任来管教弟弟。还有，大概他心里认为这个大儿子的权威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所以把管教小儿子的任务交给了大儿子。
“我那时在师大读书，回家休假。我父亲唠唠叨叨，说我弟弟专门干坏事，坏得古怪，别的小孩都想不出。他举一个例子，讲得我有点火了。山那边有一户人，牛鼻子不知怎么挣脱了，牛跑了。牛就拼命跑，人就拼命追，跑到我们这边来了，牛在前头跑得看不见了，那个人急得不得了，看见我弟弟在旁边，就问他，魏小林，你看到我的牛吗？他讲看到了。往哪里跑了？他指个相反的方向。那个人就顺着我弟弟指的方向拼命地跑，我弟弟就在他屁股后头打起哈哈笑。吃完晚饭以后，一家人都在外面乘凉，我喊弟弟到厨房里面，叫他跪下，厨房里面的蚊子啊，一把一把的，打个赤膊，让他在那里叫蚊子咬。过了半个小时，我问他认不认错，他犟起个牛脑壳，不做检讨，我就拿竹条子打了他一顿，痛得他遍地滚。弟弟后来三十几岁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讲这个事，控诉我的‘暴行’。”
日后，兄弟俩之间深入的交流依旧不多。对于魏小林来说，或许他该祈祷哥哥永远不要跟他有所交流才好。就像第一次一样，只要哥哥郑重其事地来找弟弟交流，几乎都是要逼着弟弟吃些苦头。
1983年，魏文彬从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调往湖南电视台，由电台的一名普通编辑一跃而成为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官至正处级，与县太爷平起平坐，再回老家，便总是有县里的领导迎来送往。
第二年的清明，魏文彬回乡挂青，意外地发现自己家那个门低户矮的土房子前停着一辆县上的车。一问，不是来找魏文彬的，是来接魏小林的。
“我说你们接他到哪里去哦，说接他到县里去。接他到县里去干什么呀？说给魏小林安排了一份工作，招工。我就给他讲，这个事儿，你们先回去，我们再商量一下。”
魏小林欢天喜地地从外面跑回来，发现县里的车子不见了，只有哥哥在等他。
哥哥要跟他好好扯一扯。
这一扯就扯断了弟弟吃国家粮的希望。
“我说小林啊，我告诉你，你到外面去工作，并不是因为你条件好，人家是看着你的哥哥。为什么我们家过去多少年没有人来，谁也不认识你魏小林，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你哥哥当个这么不大不小的官，哥哥不想当个贪官，我们过去看上面那些贪官，我们都深恶痛绝，你大概不希望你哥哥当个这样的官吧。你就呆在家里，农村里的政策也许一年比一年好，家里就我们两兄弟，哥哥会资助你的。他答应了，当然并不是什么笑容满面地答应了。他怎么会不想去呢。出农村，当工人，吃国家粮，那时候是天大的好事。你硬说他这时候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多高，是不现实的，我压着他，他不服从不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章 兄弟（上）（10）
“他死了以后，我跟你说实话，这件事我想起来悔，我不是个什么圣人，我悔得肠子痛。我顺水推舟笑纳人家一个好意，我弟弟的命运也许就不是后来这个样子。他也许就不会死得这么早。我千遍万遍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我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尊严和他的需求。”
这大概是魏文彬一生之中为数不多的痛苦忏悔。弟弟之死仿佛一面令他无可遁形的镜子，逼迫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审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生命之间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命运无可更改。魏文彬注定是这样一个哥哥，而魏小林注定是那样一个弟弟。
10．11 尴尬的生存
1984年的招工事件之后，魏文彬禁止魏小林以他弟弟的身份去和当地的权力部门打任何交道。魏小林在家无所事事，跟父母一起守着一座烂土房。
魏文彬仍旧像从前一样，偶尔回家，跟弟弟的交流平淡而简单。弟弟见到哥哥，仍跟小时一样，既欢喜也生疏，大了，不再颠颠地跑来跑去，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神色郁郁。
这个哥哥喜欢说“事业为天”，他专注于自己天大的事业，对于其他许多东西不免就有所忽略。他下意识地认为弟弟以及其他所有的亲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事业是他的天，他是家人的天，他的事业就该是家人的天上天。所以他也下意识地把弟弟的某些欲望当成是对他事业的干扰，毫不犹豫地加以遏制或者扼杀，方式通常简单决绝，并不考虑弟弟的承受问题。弟弟当然无力抗拒他的意志。但有没有抗拒的能力是一回事，有没有抗拒的心思是另一回事。魏文彬后来感到可贵的是，弟弟对他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服从，自觉自愿地抵御诱惑，不在背后搞半点小动作。
“1986年，我们电视台播了一部电视剧《新星》，写一个县委书记，锐意改革，高风亮节，一心扑在老百姓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我居然接到我弟弟的一封信，告诉我，哥哥，我懂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县里去工作，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你放心，我会安心在农村，我希望我哥哥当一个李向南那样的官。
“我们兄弟俩真正的思想交流就这一次。我弟弟一辈子怕我，在我面前话都不敢多讲一句，只有这封信，讲了几句抻头话。我读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头一股说不出来的温暖和踏实。兄弟毕竟是兄弟，血脉相连，不管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
“人也就是这么怪，我弟弟写这封信，要我不操他的心，我却偏偏比任何时候都想操他的心。我油然而生一种兄长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我这时候就想起，我弟弟二十岁了，该成家了，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六十年代修的几间土房子，破破烂烂，哪个女孩子愿意进门呢？我就帮他修了个房子。帮他修房子我还借了别人的钱。买砖、买瓦、买钢材、买树，一样一样帮他买，修了个小楼房，就在我们那个旧房子的旁边。”
魏小林后来在哥哥帮他修的小楼房里娶了妻，生了子。
但他的生存状态，始终是尴尬着的。他和那时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对城市生活怀着热烈的向往，山里头陆续有人出外打工做生意，但是他这方面的自由，受到哥哥严格的限制。他的婚姻没有维持几年，就宣告结束。他和自己的老父亲冲突不断，不至于不共戴天，但几乎不能共戴一个屋檐。九十年代中期，“民工潮”兴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魏小林在老家再也呆不住，哥哥终于允许他来到长沙。其时魏文彬已经成为一厅之长，但是，他给弟弟提供的帮助，仍旧只是任何一个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