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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它们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给予贷款来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是以关税、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税收，是中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政府的这两项税收全年4000万至5000万两，主要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不只吸收存款，还发行货币，垄断国际汇兑和商业信贷。因此，它们就“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由中国自主经营的，1894年为211％，1911年为67％。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外轮占主要部分：1897年为768％，1916年为776％；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航线上中外轮船吨位，外轮也占70％—80％；远洋航运更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垄断经营。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近代交通运输业，因而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它们自由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1913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织布机。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得帝国主义势力无法征服中国，同时也由于各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妥协，使得它们不可能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这就是说，原本独立的中国，尽管仍然保留着独立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独立的地位，而变成了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着，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而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则依然控制着政权。
本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就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却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创造了这样的前提。
第6节。
外国资本的商品倾销，首先导致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走向破产。他们成为游民，流入城市，这就是中国产业无产者的后备军。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的一部分货币财富的持有者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成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近代工业的投资者主要不是原先的作坊主、工场主，而是原先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本国的封建官僚或地主以及商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近代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19zs。
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构成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80％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很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能形成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先是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专制政权，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封建主义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但也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半封建社会。（三）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中国革命的基础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国家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3页。
根据对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二、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联
（一）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以来，中国人民不仅继续遭受严酷的封建压迫，而且还遭受了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斗争向来是英勇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中小，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几乎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这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得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使中国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近代以来中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基本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长时间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奋斗。
第7节。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富裕这两个历史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这是因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变它们控制中国海关、扼住中国财政的咽喉以及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进行投资等方面享有的特权，由此使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以自由发展；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购买力，由此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部分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不首先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由此使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便集中力量去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这样，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项建设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目标就无从实现。因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二）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走革命的道路。19zs。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应当采取改良的办法还是应当进行革命呢？
本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即量变和突变即质变这两种形式，或者说是和平进化和革命变革这两种状态的交替。改良属于量变的过程和渐变的形式，它是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革命则属于质变的过程和突变的形式，它不限于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调整，而是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的根本性变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因素。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是以渐变的方式演进的，这时，改良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历史发展可以起推动作用。所以毛泽东说：“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当着逐步积累的矛盾达到了极其严重和尖锐的程度，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的时候，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阻碍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所以，不进行革命，即对基本社会制度进行变革，而实行改良主义，即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由于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无不以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作为自己的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因此，它们从来就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束缚。这就是说，为了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由于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的保护的，因此，“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由于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的国家政权是靠反动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持的，要夺取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列宁说过：“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实际上，“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清代末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有相当规模的民变就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起。事实表明，不奋起革命，国家就不能生存，社会将不能前进，人民群众也再没有生路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经企图采取温和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他后来讲过，自己原本是赞助那种“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运动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经历。
中国应不应该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答案。所以，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这种辩论，成了发动革命的必要的精神准备。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从1905—1907年间，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与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就展开过一场大论战。
改良派攻击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因而要不得。这种说法，成为后来一切诋毁革命的人立论的主要依据。对此，当时的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这样，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巨大的牺牲。革命派强调：“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第二，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至做出的牺牲，是以换得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过：“我们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而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商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革命本身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正是革命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
第8节。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后来自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钳”。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终于懂得，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要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必须首先以革命的方法变革腐败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