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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硕士及以上 本科与大专 高中以下
1999年
（50人） 人数 1 14 35
占比 2％ 28％ 70％
2003年
（100人） 人数 20 57 23
占比 20％ 57％ 23％
举此例并非要批评中国内地教育的落后，只是想说明，在1999年共和国50周岁，以及第一届富豪榜的推出将人们追逐和崇尚财富的愿景真正激发出来后，继续深造、回炉充电，逐渐成为富裕阶层的一种迫切需求。
2001年三四月份，搜狐董事会出了问题，同时伴随互联网泡沫破灭，搜狐股价率先跌破一美元，成为垃圾股，面临摘牌危险。张朝阳于是开始回购股票，或是两股、三股并一股。多年之后，张朝阳承认，其实1999年到2001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达到高潮时，搜狐基本是在原地踏步。摘牌之险给了张朝阳一次反思的机会。
张朝阳说：“那个时候我30％精力应付董事会，40％精力应付媒体，只有另外30％精力用在产品上。”两年之后的2003年，张朝阳回头看时，当时与他一样意气风发西湖论剑的王峻涛、王志东已改弦易张或另立门户，只有他还在坚守阵地。2005年底，张朝阳在《中国企业家》撰文称，“互联网将来就是狮子大开口，是个绞刑架。一个个人被填进去，到最后才觉醒；很多东西都是历史进步的牺牲品。”
1999年至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张朝阳只缺席过2001年和2002年两届，当时正好是搜狐最困难的时期。
表1…4 张朝阳与胡润百富榜
年份 1999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位次 40 37 20 66 86 185 320
财富（亿元） 1 22 15 18 18 26
尽管我们拿1999年张朝阳的“博士帽”说事，但就财富观来说，与学历的直接勾连并不大，倒是他身上的一股韧劲值得借鉴。
平常生活中的张朝阳是个不羁之才。为杂志拍上身*的封面、玩轮滑、买游艇、登珠峰，张朝阳的行为方式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博士”二字的偏见，同时也颠覆了国内企业家的传统形象。
不过也有不少人批评张朝阳“太会作秀”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张朝阳一边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一些参赛运动员和娱乐明星，一边批评新浪、网易、腾讯组成的组成的“奥运报道联盟”是“一场公关做戏行为”……
《IT经理世界》在盘点1998年至2008年间推进中国IT商业历史进程的10位企业家时，如此评价张朝阳──
回顾过去10年来，风险投资加海外上市的模式，的确历练和成就了一批像张朝阳一样的企业家，他们抓住了时代赋予的迅速成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来获得投资人和公众的信赖。可以说风险资本和海外融资的引入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企业家评价标准。在这标准的筛选和淘汰后，留下来的佼佼者，集体代表了一种新的企业家形象——他们更有创造力和激情，而行为举止上也自然会表现为不拘一格的特立独行。他们这10年集体的成长和成熟给中国的商业环境带来了新的景象，也将深刻改变中国未来的商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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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们的学历
1999年的中国富豪们大都是“原生态”的小学或中学出身。4年后的2003年，百富榜上大专和本科学历以上的富豪已占到57％。2008年，毋需统计就能想到，富豪们的学历一个赛过一个──MBA如雨后春笋，博士层出不穷。
再回到1999年。这一年，万向集团的掌门人鲁冠球的虎子鲁伟鼎28岁，但已担任万向集团总裁五年。鲁伟鼎是从十几岁就进入万向集团，在集团各个岗位上轮转，然后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任集团副总裁和总裁。5年后，鲁冠球让鲁伟鼎到哈佛商学院充电，一去就是3年。鲁伟鼎回国后开始任万向CEO，管理才能确实胜之前一筹。
2003年11月底美国《时代》杂志和美国世界新闻网评出“200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共有来自全球电信、汽车、媒体、食品及金融等行业的20位企业家入围，鲁伟鼎名列其中。
2003年9月下旬，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成立10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介绍，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1993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这是中央媒体少有的几次关注企业学历的报道之一。
2008年4月，江苏省统计局在扬州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家的学历与重视自主创新的意识成正比，企业家学历越高，越重视自主创新。具有博士学历的企业家，100％认为自主创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高中以下学历的企业家持同一观点的为。
有人批评这一调查的不妥之处——硬要把企业家的学历与自主创新捏在一起拼成一个命题，难免牵强。从全国范围来看，鲁冠球不过只有中学学历，但万向通过自主创新打开国际市场，赢得了*总理的赞赏；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也只有高中学历，47岁才开始涉足商海，55岁才开始攀登事业高峰，这同样不妨碍力帆在自主创新道路上越走越远。
沃伦·巴菲特曾说：“到学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言外之意是实战比理论研修更有价值。然而巴菲特自己忘记了，当初他正是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明·格雷厄姆的一本投资学著作时，才决定继续到学校攻读研究生的。
一言以蔽之，重要的不是富豪们的学历高低，而是富豪们为获取或放弃学历所持的态度与理念。
学历困境的代际相传
时隔多年之后，张朝阳被淹没到了博士堆儿中。企业界关于学历、充电的新闻依然层出不穷，并越来越呈现出“两头尖”的分化现象。
一边是民营企业家充电意识增强。早在2002年前后，不少省市的政府部门或牵线或搭桥，为民营企业家们提供渠道或智力甚至资金支持，帮助或推动他们到高校或其他机构充电再造。这是一种好的尝试。
另一边是社会对“80后”富豪们的过度推崇。以IT业为例，继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张朝阳、马云、李彦宏，70年代出生的丁磊、马化腾之后，康盛世纪的戴志康（1981年），PCPOP公司的李想（1981年），MaJoy的茅侃侃（1983年），畅网科技的陈曦（1981年），海川传媒的高燃（1981年），163888翻唱网的郑立（1982年）等“80后”年轻一代，被传媒贴上标签，急匆匆地推到财富新贵的T型台上。
这种做法对判断力与价值观尚不成熟的“80后”同龄人或“90后”来讲，往往会形成一种错觉，以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是遍地黄金的一方宝地。于是，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偶像──这些“80后”财富新秀们中途辍学或高中后即创业的模式，准备开始自己的财富之旅。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谈到“80后”财富新贵时的一段文字颇为精辟：
当这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现在却已经开始颠覆所有貌似坚硬的东西，这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是生来就与互联网“无缝对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开放的家庭和社会，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不过，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和灾难也将前所未见。他们的时代仍然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500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所有的商业故事其实都符合一条规律——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两头尖”现象映射的是中国两代富豪价值观的背离，实际上也是学历窘境的代际相传──都在用财富透支成长，都以为当下失去的将来可以补回来。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事。
牟其中差点令榜单难产
“牟其中被逮捕了，有‘替补’吗？”
1999年10月份，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就要在《福布斯》发布前几天，一位同事突然告诉了我们这一消息。
马上查阅新闻、打电话给朋友，结果与同事所讲无异──尽管牟其中案还未最终宣判，但他确已被正式逮捕；在我们马上就要发布的榜单上，他被排在第15位，财富为10亿元。
最要命的是，我们手头只有这50位富豪的名单，没有“替补”。但不至于发布一份“中国49富豪榜”吧。
怎么办？
最有想象力的富豪
“1999中国50富豪榜”上，牟其中为第15名，财富10亿元。
这一年的榜单最后，有一句特别说明：“就在排行榜即将发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南德经济集团59岁的董事长牟其中在中国武汉被捕的消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榜单差点难产，幸好有惊无险。
事后看来，没有把牟其中从榜单中取下来的意义，更在于它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牟其中事件的普遍关注；后来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在中国引起热议时，牟其中案成为争论的发端之一。
牟其中是1941年生人，江湖上人称“老牟”。1971年，而立之年的牟其中响应时代号召，在四川万县（现重庆*区）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几年后这一小组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1974年，这一民间团体推出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长文，作者为研究会成员刘忠智（牟其中挂名），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牟其中也写出了《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
研究会很快被定义为反革命组织。牟其中和刘忠智等人于1975年被判刑入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进行全省范围的大批判。四年半后，牟其中们遇上拨乱反正，从而走出高墙，获得了人身自由。
之后牟其中与人合开了一家名叫中德的商店，做起倒卖电器、钟表生意。1983年9月，他再次入狱，罪名是投机倒把、买空卖空。10多天后，牟其中在狱中写下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又写出《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的历史使命》、《从中德商店的取缔看万县市改革的阻力》等文，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初，牟其中被释放。
1984年8月，牟其中创立当时全国最大的个体联合企业“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4年后，牟其中转战海南，成立南德经济集团，一年后将总部迁往北京，后至天津。
1992年是牟其中蜚声中外的一年。彼时苏联解体不久，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牟其中抓住时机，用中国数百工厂总共约千余个火车车皮的积压轻工产品，换回了俄罗斯四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材。
牟其中玩的是一个连环局──银行得到四川航空公司（川航）担保后，贷款给牟其中，牟其中付款给生产厂家，拿到大量轻工产品后出口到俄罗斯，俄罗斯方收货后直接将飞机飞到四川交给川航，牟其中拿到川航付款后再去还银行贷款。
这一“空手套白狼”使得牟其中大赚亿元，再度成为国内外焦点人物，更重要的是，生意的成功极大刺激了他原本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和冒险精神。他之后的想法包括做卫星、运作航母、根治陕北的沙漠化等，而将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引入印度洋暖风的想法，让人们对他的想象力叹为观止。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早先做过牟其中的副手，他后来在回忆中如此评价牟其中的疯狂想法：“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家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的，只不过他的创造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都成不了，这种命运使得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10年、20年，他就有机会成功了。”
遭遇到体制掣肘，创造力往往是把双刃剑。牟其中没有走出这一中国式宿命。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坐着黑色奥迪去南德公司上班途中被布控的北京、武汉两地警察抓获。
牟其中当时对突如其来的阵势并没感到诧异，他身上就装着一封亲笔信，信中嘱托熟人在自己出事后帮忙照顾自己的孩子。2月5日，牟其中被批准逮捕，罪名是信用证诈骗──假进口、真骗汇，金额逾6亿元。
《南方周末》彼时发表《牟其中：其人其骗》一文称，“牟其中有空手套白狼的胆量，却无经营管理一个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他套来的资金投入的项目连连失败，巨额债务无法偿还，终于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牟其中旋风’一阵刮过，总归不能长久。”
双面牟其中
2000年8月22日，湖北高院对牟其中案做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决定，牟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经牟其中前秘书兼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的奔波，2003年9月，牟其中被改判有期徒刑18年，不过这一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牟其中似乎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讲，牟其中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从1994年开始关注牟其中，没想到1999年要将他列入富豪榜时，正是他落马之时。我们为牟其中的落马感到惋惜。他是一个悲剧性富豪，一个善于利用体制漏洞却终被体制所呑噬的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刘东华后来称：“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实际上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生产别的东西。”换句话说，牟其中是位失败的企业家、成功的思想家。
政商关系从来是一个复杂的命题。牟其中在政府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与当地政府关系搞的不好，一面却是自己无限膨胀的政治情怀──南德公司里的部门命名完全按照政府部门的模式来设定，比如“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服务部叫“监察部”。
牟其中前两次入狱，在狱中的语言、写作和书信饱含政治情怀。1999年入狱后，他的这一秉性仍未丝毫改变。2000年春节，他在写给南德职工和朋友的公开信中说：“每天陪伴我缓步徐行的，是对昨天的光荣的反省和对明天的梦想的憧憬，豪情万丈之余，往往也夹杂着丝丝苦涩。”
后来，他开始思考名为“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牟式课题”，并撰写《毛遂自荐，狱中请缨》一文，建议中央派人到南德进行“后续的实验”，由南德自费创办“南德世界大学”，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吸引管理智慧，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在回忆其采访牟其中的感受时称，“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
然而，后来夏宗伟受牟其中之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牟其中觉得很委屈，他说自己其实很厌恶政治。”
冯仑经常提到“江湖方式进入，市场方式退出”。牟其中最大的失足，或许就是始终以江湖方式做人行事，结果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冯仑如此评价牟其中：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多少年之后，不少第一代企业家的政治情怀依然浓烈，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2007年与法国达能烧起战火，浓浓政治味，大打民族牌。事实上宗庆后等企业家与牟其中的挣扎一样，打出政治牌只是不得已情形下的一种突围之道。
2008年6月我们接触到杭州的一位地产商，他的企业刚在A股上市，一向立足杭州本地市场的他，在与我们喝酒时突然冒出一句话：“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盖个样板房，让那些之前对我不太感冒的官员们知道我造的房子其实是一流的。”
这种激昂背后，同样折射的是民营企业家寻求认同过程中浸淫的政治情怀。
适度宽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怀上一败涂地，与他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他早早地大肆宣扬自己是“中国首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无异于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敛一下、以免受查，他反问道：“谁来查我？怎么查我？”
同于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宝前掌门人李经纬，后来由于产权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纠葛，性格的强硬使得他最后仰天长叹，欲哭无泪。
相比牟其中和李经纬，2001年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前华晨集团董事长仰融（第3名，70亿元）要低调的多。仰融是一个令业内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业家。2001年我们为了核实他的财富数据，给他发了20多份传真，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我们专程跑到华晨设在上海总部造访，他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们“仰总出差去了。”
仰融同样没有逃出落马的宿命。2002年10月，辽宁省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虽然此时他已身在美国，但恐怕很难以从容的姿态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了，这位以资本运作闻名于世的传奇企业家最终也以悲剧性结局收场。
仰融其实是介乎于李经纬与牟其中两种类型之间的一个样本企业家。他有李经纬式的天才头脑，但比李经纬懂得在与权力相争时适时保护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与商业敏锐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节制。尽管如此，他依然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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