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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可以做中德技术交流的桥梁。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德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经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的卢伟博士则对媒体表示：“电信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来回，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而且这样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一般来说，当两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甚至能够互补的情况下，人才“环流”的共赢效益会很明显：人才环流成为互通有无的桥梁，帮助缺乏资金和技术、却拥有劳动力和能源的国家获得产业转移的机会；帮助拥有资金和技术、却缺乏劳动力和能源的先进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最后，也帮助人才自身获得了良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人才环流的“共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发展中国家、能源缺乏国与能源富裕国之间。
人才环流的门槛
联合国定义的人才环流中不包含海外人才短期回国访问，而基本上在海外定居。时间比例是个关键词，人才环流的群体必然经常性地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一般拥有多国的国籍、永久居留权、长期签证。因此，简化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与入境制度，是“人才环流”必不可少的保障。
“人才环流”与人才的“回归”或“归化”相比，区别在于这种人才流入不但不一定是永久性，而且从现状来看就充满了不固定的因素。因此，人才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不那么挑剔，甚至不介意政府*、社会动荡、科技落后，而这些往往是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通过放宽对国籍、绿卡、签证的限制，而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也指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国籍和签证无疑是人才环流的最基本门槛。为不使这些移民入境制度成为人才环流的障碍，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与此同时，还针对非欧洲国家的人才推出了“蓝卡计划”。只要有欧盟成员国认可的大学文凭或至少五年的工作经验、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找到固定工作、薪金是该国同等职种平均薪酬倍就可以申请。
“蓝卡计划”不同于工作签证，获得者不但如当地公民一样在家属团聚上不受限制，可以自由更换工作。而且在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满18个月后，就可以申请去任何另外一个成员国工作。当然，也不等同于绿卡，因为这一计划只是为了推动“人才环流”，签证有效期一般为四年。欧洲议会也声称：“（蓝卡计划）既不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人才流失，也不会使蓝卡持有人享受到比欧盟成员国公民更高的待遇”。
如果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才回归，过于设置高门槛，例如要求在国籍必须“二选一”，放弃外国籍申请本国籍才能不受限制地发展。结果就必然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多数人才都只会选择发达国家。即使那些本土出生、事业有所建树、深怀民族情结的海外族裔人才，让他们放弃一切回到更为落后的祖（籍）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艰难的选择。这并不仅仅是“爱国”所能简单解释的问题，人才回归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使用，或者祖（籍）国不具备发挥其才能的基础，回归将成为输出国、接纳国、个人“三不赢”的局面。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非核心、机密领域的海外人才放弃这种想法，从强调“人的回归”过渡到“才的回归”，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散居在海外的族裔人才，会很愿意与祖（籍）国进行项目合作、技术交流、回国投资创业、在海外为祖（籍）国的企业效力。如果不具备回国的条件，这些人才虽然会继续滞留在先进的发达国家，但保持处在技术潮流前沿，等到祖（籍）国具备产业基础时再回归，那么在海外的经验积累也会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才顶尖来说则更是如此，如果不以放弃本国籍为前提，尽管目的国落后贫穷，只要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排斥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如果设置投资几十万美元、创造就业岗位、具备高技能等门槛，这种放宽绿卡和入籍的限制，则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贡献。因此，简化入境签证，提供人才获得绿卡和入籍的渠道，也是吸引外国投资以及跨国企业进入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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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为何东南飞
全是金钱惹得祸？
在狗咬人才能成为新闻的今天，“人才浪费”往往比人才竞争更容易引发媒体的关注，例如人们更喜欢对博士在国外洗碗、教授在当厨师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正是典型的“人才浪费”，“人才浪费”是指拥有高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从事与其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并不相关的工作。无论对于接纳国还是输出国来说，这都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对于权衡并做出决定的个人来说，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在国外赚到了一笔钱。
然而，现在出现的一种舆论趋向，就是把一切人才流失都归为“金钱惹得祸”。只要有高端留学人才不回国，或者人才离开，大家就认为肯定这个人爱钱不爱国了。只要留学生没有回国，就会扣上“切勿看重金钱，应有爱国之心”的大帽子。这样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中国也不例外。
2004年的冬天，一篇《上海芯片人才大逆流》的文章就引发了关注，因为上海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等知名半导体企业有200多名工程师去了新加坡工作。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有关官员甚至透露，相关部委专家还组成了调研小组赴上海进行过调研。中芯国际的总裁张汝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失败。”
但是，张汝京却不承认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的薪金差距造成人才的离开，尽管新加坡公司挖人开出的薪水是中芯国际的5倍。张汝京认为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吸引力改变了一切，他表示：“5倍薪水的同时，相应的开支也增长了5倍。实际上是绿卡等特殊待遇对一些大陆员工很有吸引力。”
人才从整体上看，大多确实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热内尔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
但是，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唯一。因为做出杰出的成就与贡献，不仅仅需要收入保障、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完善等基础，还需要“软件”方面保障。我国中央组织部出台吸引人才的“千人计划”之后，一位来自马里兰大学College Park分校大气科学家李占清就对媒体分析说：“钱很实际，但决定因素是我们在中国是否能像在美国一样高产。”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一个能兼容多元文化、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 年内又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 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 。因此，人才战争不能解释成金钱游戏。
图表1：人才战争的制约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原因
政治因素 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公共管理与安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以及政府的政治体制、外交战略、教育制度、人才战略等，也包括官员作风与办事效率。
政策因素 政府人才评估、引进、使用的机制，留学生、侨务方针、移民以及出入境的制度政策等。
经济因素 工作环境、就业选择、发展机遇、薪酬收入等。
人文因素 社会对移民、留学生等国际人群体的认知、评价、尊重、信任，以及人文环境是否能够多元兼容等等。
服务因素 中介机构、服务平台、国际人才市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交流与融入的服务，相关协会与社团是否能够提供“上通下达”的渠道，并保障他们的权益等。
生活因素 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服务设施、户籍制度、迁徙自由、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配偶与父母的态度等。
学术因素 科研支持、学术基础、创新氛围、经费保障、专利或科研成果的生产转化等等。
这是一个印度信息业工程师的故事，他通过签证到美国一家网络公司当软件工程师，为了几年内顺利申请一张绿卡，他不能换工作，无法升职，无法加薪。因为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要他的工作信息发生任何变化，包括加薪和升职在内，就必须重新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能否获得新签证，则并无保证，因为政府每年规定的签证额总会在头一个月就用完。他的妻子尽管持有硕士学位，但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仅仅是家属，自然无法在美国工作。他的儿子同样无法进入学费低廉的州立大学读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位工程师眼看可以申请绿卡，却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现实：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公司被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重新申请工作签证。不用说获得绿卡的时间将被推迟，连签证能否办下来都成为问题。因此，尽管印度企业提供不了同等薪水，但他最终决定不再忍受美国的反复折腾，放弃了自己的“美国梦”，而加入美国人才逆流的大军。
这个工程师当然还可能是中国人、韩国人。每年都有几万人拿着工作签证来到美国，高峰期时一年超过20万。如果这上百万名拿着临时工作签证的高技术移民，都怀着同样的想法，同时一起离开美国，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因此，美国那些著名的企业家们一直都努力向政府强调，美国必须尽其所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顶尖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以及具有潜力的人才，美国汇聚了全世界而非仅仅本土的顶尖人才，才是美国半个多世纪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根本原因。
10岁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杨致远就对着媒体说：“如果美国近30年前不欢迎我的家庭和我，今天的雅虎就不会是美国公司。”
谷歌两个创始人也有一个来自前苏联。人才流入与人才回国都是同样的道理，并不仅仅是金钱决定一切。法国医学研究基金会主席皮埃尔？朱利就曾经指出：“如果不为人才回国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大叫人才外流又有什么用处？我们鼓励人才到国外深造，为他们在国外深造提供补贴，然后就把他们忘了。有人说他们移居国外是由于受到了国外高工资和优越工作条件的吸引，但就是没有人提到这些人才回国工作的难处。”
人才需要“软环境”
“在国内，常青藤盟校博士出身的是科长级，而司法考试出身的则是部长级别。我还是想回到美国。”
一个韩国留学博士向媒体表示，本土顶尖的人才可以当部长，世界顶尖的人才却只能当科长，所以他不愿意回国。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与美国科学财团、学术振兴财团联合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归国博士当中，选择“从事比自己学位水平低的工作”的博士占；而在留在美国的博士中只有的人选择此项。由于回国发展还不如在国外更受重用，因此，韩国留学博士回归率正从经济奇迹时期开始逐年下降。许多接受调查的博士们指出：“刺激爱国心已经没有效果，政府必须出台相应对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外来人才时，首先提到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
新加坡吸引的人才以华裔为主，这些华裔主要来自新加坡周围的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种族问题非常严重，人才不是没有得到合理评估与使用，而是根本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新加坡也由此受益。2006年9月15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某一论坛上就突然呛声说：“我们的两个邻国（印尼、马来西亚）都与当地华人发生问题，华人本身很成功，工作勤奋，所以他们是被有系统地边缘化了。”
李光耀的话甚至引起一场外交风波，印尼和马来西亚要求新加坡做出道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批评李光耀“傲慢及不尊重邻国”，其现任总理巴达维则谴责说尽管并非全体华裔都生活得很好，但是，华裔并没有被边缘化。然而，在马来西亚本国进行的调查当这中，却有大约42％的网友支持李光耀的说法，认为马来西亚的华裔没有被边缘化的人只有18％。
一个印尼的华裔母亲这样写信告诉自己在海外留学的儿子：“记得生下你的时候，仅仅因为不是原住民，所以必须为你多办一个国籍证来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从你读书开始，国籍证又成为了‘被敲诈证’，办任何手续都要亮出这个证件，多交纳费用以及被勒索，有一次你父亲愤怒地问‘华人难道不是人吗？’他们就是这么回答‘华人是人吗！’我想告诉你，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就永远别回到这个地方。”
即使在东南亚种族问题得到改善的近几年，问题依然存在。在马来西亚，非巫裔学生在考大学时会受到不公平对待，考上大学又很难获得奖学金，毕业后即使能力突出也很难成为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一把手。因此，马来西亚过去五年一直实施人才回流计划，平均每年却只能吸引大约50名杰出人才回国。大多数人才流向了新加坡以及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然后一去不返。
在民进党当政期间，中国台湾的族群矛盾也被无良政客挑起，外省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出卖台湾”。因此，过去10年，从中国台湾移民至加拿大与澳洲的人口高达9万人，通过移民和留学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则更多，企业家则喜欢前往大陆发展，这也导致台湾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民进党政府因此对台商投资大陆设置了最高40％的上限，并限制某些产业的外迁，以为通过“闭关锁国”可以阻拦人才外流。结果，许多台商干脆换成为美国、加拿大的国籍，即可以曲线地来到大陆投资，同时也不使留在台湾的亲人受到牵连。来自台湾的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台湾《联合报》曾评价台湾人才竞争现状说：“在过去，多数国家都不欢喜外来移民，设限阻止。现在不一样了，世界是平的，有人才而后有竞争力，各国竞自延揽人才，一场‘全球人才争夺战’激烈展开。各国纷纷修改移民政策，并广纳外国留学生，以种种优惠条件，欢迎人才来归……台湾领导人经常提醒民众，大陆对岸有多少多少颗导弹正瞄准台湾，要大家提高警觉。但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未必是对岸的导弹，而是人才流失对台湾竞争力造成的致命伤。”
在这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脑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国大陆者为多”，肯定不是因为大陆人均收入高。而是因为大陆事业发展机会多，同时，“台湾内斗不止，政客认为‘把经济搞好也不一定选得上’，于是继续以意识形态锁台，继续让产业萎缩；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寻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与制度，长期的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层次的“软件”因素。曾经留学丹麦的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并独得一半奖金，因为另外两个获奖者小林诚、益川敏英只是解释了这一理论。由于南部阳一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可以同研究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
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我曾经问南部阳一郎教授为什么不愿回日本，他告诉我，他的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当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
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病：认为集体利益可以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
硬件不可或缺
人才制度与环境的建设最为根本，不过，物质与硬件也不可或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前曾写作过一本自传。通过这位黑人总统的亲笔授权，我翻译了这本自传《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对奥巴马的关注也对奥巴马弟弟自述的一个故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奥巴马有个弟弟叫做马克，目前居住在中国深圳。2008年奥巴马旋风全球刮起，他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马克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学士，继而拿到斯坦福大学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