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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提，至于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学术中心等职能，则由其它城市分担，如此则首都无需汇聚和吸引大量人口，也无需劳民伤财、调动全国资源“供养”，交通、住房、污染等方面的压力也自然不会如北京这般突出。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同时扮演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多重使命，其功能的多样性甚至超过北京。但这些巨型城市一来具备充当“多面手”的条件，如巴黎，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住在这里，铁路、水运和航空网也以这里为重心辐射发散；二来，它们也通过功能区划分、基础设施配套和大批功能健全完善的卫星城，实现了功能的合理配置，仍以巴黎为例，在发展进程中大巴黎几次调整行政区划，最终于1960年形成包括8个省、1281个城镇，功能健全互补、交通和服务网络到位配套的庞大都市群。
与之相比，不论是“迁都派”还是“留都派”，都似乎缺乏一点底气，我们的首都到底要走类似华盛顿的功能分离道路，还是类似巴黎的功能复合道路？显然，不论是和前者还是后者相比，我们的差距都是相当明显的，这绝非“迁都”或“不迁都”所能函盖的。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编制等限制人口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尚在发挥作用，“天子脚下好办事”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加上机构臃肿，“大政府，小社会”，即使在中国也搞“政经分离”，谁又能保证，一个单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就一定会像华盛顿、巴西利亚那般“苗条”？
因此可以说，比迁都与否更值得讨论的，是怎样确定中国首都今后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如何在不伤筋动骨、不劳民伤财的前提下，不缩水不走样地将确定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切实落实，让首都的合理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多余功能得到有效转移。
中国古代的商朝曾因首都功能定位不明晰、前后13次迁都，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给国家发展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直到盘庚汲取前人教训，正确裁定了新首都的功能和使命，把首都迁到殷，并构建了区划分工明确、包括众多功能区和卫星城的复合型国都“大邑商”，此后几百年首都一直运转正常，再未迁移。由此可见，只要理清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思路，并切实贯彻落实，迁都与否并不重要，反之，即使迁都，也未必不会重演旧都的一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决定了中国的首都定位将不可能完全照搬任何国外模式，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多花一些精力在首都功能、角色定位等问题的讨论上，而不应仅围绕是否迁都争论炒作不休。
………【地方政府应学会花钱】………
2007年对于多伦多市长苗大伟而言实在不太好过：他所提出的增加房产交易、车辆进城等税种计划引发激烈反对，几乎丢了市长宝座。
其实他也是有苦说不出：市府连年赤字，入不敷出，如果不“开源”，只靠“节流”很难补上这个窟窿，因为缺钱，多伦多市府一度甚至不得不关闭全市各社区活动中心。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加拿大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缺钱”问题，因为缺钱，温哥华市政府甚至连市政工人罢工所省下的工资都如获至宝，拟定了五花八门的开支方案。
作为G8成员，加拿大的省府、市府自然不是缺乏财政收入，而是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作为福利国家，市民的医疗、养老等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要花钱；市政建设、城市公共交通需要政府大量付出，要花钱；学生学费全免，学校建设、教师工资等都有地方财政开支，要花钱；社区活动中心、运动场和图书馆都由地方财政出资建设、维护，也要花钱。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地方政府时不时手头拮据，出现赤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俗话说得好，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别说是堂堂地方政府，就算是普通人家，也不会喜欢缺钱的日子，但政府的职能就是为辖区和居民服务，为辖区的居民谋福址，该花的钱总得花，只要钱花在为市民造福的方面，市民们就算暂时想不通，终究是能够理解的，多伦多市的增税计划尽管争论激烈，但随着时间推移，表示理解、接受的民众呼声已成为主流。
和这些加拿大地区相比，中国某些地方的财政可谓富得流油：从04、05年起，就不断传出某些地方财政盈余大增，“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消息，近期又传出中国今年财政盈余将创新高、政府同样为如何花钱发愁的消息。
钱当然是好东西，不过钱挣了就是用来花的，如果只知道挣、不知道花，或者虽懂得应该花，却不明白这钱该花在哪些方面，这些盈余就真成了纸上富贵，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由于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许多旧的社会功能已不能发挥作用，而新的社会功能尚未健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辖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如在许多地方，中小学生就学开支仍然偏高，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不论从覆盖面还是力度都尚不能满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基本需要，水、电、煤气、供暖等公共服务开支上涨幅度仍难以有效控制，公交线路不能满足需求、车费上涨过快，应有的社区文化、服务网点、设施配置不全、设备老化等，这些都需要地方财政给予必要的财务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满足于大数额的财政盈余，另一方面却总是吝于给这些需要钱的方面拨款，甚至对这些方面出现赤字、不能自负盈亏感到不悦。
应该知道，这些服务于市民、服务于社会的开支范畴，“节流”固然重要和必要，但“开源”是更重要的，而政府财政投入和支持，则是确保其充分发挥功效的关键。政府的职能是为民众服务，只要钱花在点子上，帐目清晰、功效明显、监督到位，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即使因此导致政府“变穷”，大家也必然是理解的、满意的，反之，就算盆满钵满，钱库充盈，也难免饱偿“守钱奴”之讥。
从这点上看，中国一些地方的政府，不妨向加拿大的同行们学学怎样花钱。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12月11日，发生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针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公机构和宪法委员会办公新楼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和重大经济损失，其中，中国工人死一人，伤七人。
事情已过去几天，但这位不幸丧生、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的中国同胞，至今连姓名都无人知晓，唯一所能知道的，是他属于承建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办公新楼的中建公司工地，是35岁的副经理，而这条消息也是媒体通过使馆间接了解到的。据中建公司新闻负责人黄太平称，不公布死者伤者的姓名、身份，是“以免引起不必要恐慌”。
中建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经营多年，仅中建八局就有员工近万人，项目数十个，他们的妻儿老小此时此刻，无不为自己亲人的安危提心吊胆，笔者2004年初从阿尔及尔回国，航班起飞同一时刻，机场内发生恐怖爆炸，在国内的父母心急如焚，直到我平安出现在电话线一端方长吁一口气，将心比心，直到此事尚不肯公布死者伤者的详细资料，究竟是避免、还是加剧了“不必要的恐慌”？
事发后，中建总公司驻阿负责人郑学选先生请大家放心，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并非中国人”。听完此话，恐怕大家更无法放心，因为“9。11”的几千受害者，西班牙和英国恐怖袭击案的死难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此番致死致伤的8位中国同胞，甚至遭受物质和人员损失的中建自己，也并非“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但他们仍遭到了无法挽回、令人痛惜的损失。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恐怖活动猖獗的地方，就是对任何和平工作、和平生活的人或组织构成威胁的地方，任何人都是这些丧心病狂者的袭击目标。因此，任何一个想在这些地方开展业务的企业，都应预见到这种威胁，事先做好预防，防患于未然之时，事后做好善后，补牢于亡羊之后，惟如此，逝者的血才不至于白流，同样的事件才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造成重大损失。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工程和利益日益增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致死、致伤恐怖活动也与日俱增，他们中有些是“非袭击目标”，有些却是恐怖组织直接针对的对象。前者虽防不胜防，但哪些地方是热点、是恐怖袭击多发地带，却并不难事先研判，也并非不能就此采取相应防范、或回避措施；至于直接针对中国项目的袭击，则更不难判明，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有关方面和企业却长期忽视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恐怖分子袭击威胁已赫然公布数日，从事发国传回国内的市场分析，仍对一触即发的风险不着一字。逝者之逝，令人痛惜，而这种牺牲如不能及时唤醒有关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意识，避免今后更多、更大的牺牲和损失，就会加倍令人痛惜。
恐怖主义是和平和发展长期的敌人，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也将是长期性、战略性的，在这样的局面下，恐怖主义之于中国非洲利益间，就不存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可能，既要确保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又要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有关方面就应具备和恐怖主义周旋的心理准备、勇气、能力和艺术，而不应再抱有蒙混和侥幸的心理，自己的利益，自己不去维护，尚能乞求何方？
非洲是充满机遇的地方，这一点自“中非峰会”以来，经过各方面的热烈鼓吹，已渐渐为国人所熟知，但非洲同样充满风险，却在媒体、有关方面有意无意地忽略下，被社会所忽视，其代价便是生命和财产一而再、再而三的损失，从尼日利亚到埃塞俄比亚，从苏丹到阿尔及利亚。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复哀后人，到了正视这个问题、并提醒需要提醒者的时候了。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业绩百世流芳”，安息罢，愿你的离去，能唤醒更多的人
………【法兰西文化已死？】………
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恐怕没有任何比法国人和美国人更称得上冤家的一对了，这不，11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欧洲版一篇署名“唐。莫里森”，声称根据格兰特。罗森博格报道稿写成的文章，就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居然是“法兰西文化已死”。
这篇长达4页的文章火爆刺激的绝不仅是一个标题。
文章一开头就借深秋的天气形容法兰西文化“如秋叶般凋零枯萎”，因为在法国，文化已不再重要，而在全世界，美国文化已全面战胜了法国文化。
文章称，曾诞生无数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甚至诞生电影本身的法国，如今影院里充斥好莱坞大片，他们宁可追捧最新美国动画影片《美食总动员》也懒得看温吞水般的法国艺术片，法国再也产生不了如特鲁弗、戈达尔那样的电影大师；曾诞生过无数古典主义、印象派和野兽派艺术大师的法国，如今只有8％的美术作品可以卖出，而美国和英国分别是50％和30％，2006年，英国达米安赫斯特美术品拍卖行均价为18万美元/件，而法国最富盛名的美术家罗伯特。孔巴斯平均每件作品售价却仅7500美元。
文章称，曾诞生雨果、巴尔扎克、萨特和马尔罗等大文豪的法国文坛已今非昔比，在当今法国小说市场上，30％的作品是从英语翻译的，曾贡献最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法国近年来屡屡空手而归，最后一位获奖的法语作家也并非法兰西人；曾诞生德彪西等音乐大师和埃迪特。皮娅芙等著名歌星的法兰西乐坛如今人才凋零，国内市场充斥着美国和英国的作品，作者还嘲讽法国人“只有改成像JohnnyHallyday这样的美国名字，才能在流行歌坛走红”（JohnnyHallyday本名Jean…Philippe**et，上世纪80年代初曾与SylvieVartan组“金色组合”乐队红极一时）。
文章用辛辣甚至刻薄的语言指称，法国文化对于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在上世纪40年代巴黎是公认的文化与艺术之都，可如今谈起文化和艺术，大家都会不假思索道‘去纽约’”，每年只有“不到半打”法国小说家的新小说能在海外找到出版商，而每5部法国电影只有1部能得到海外票房的接受，而且法语的全球影响力也日薄西山，说法语总人数的全球排名已落到可怜的第12名，今年9月，法国费加罗杂志在1310个美国人中做了个调查，结果受访者在被问及“听到法国最先联想到什么”时，答称“文化”者仅20％，比率远低于答“法国大餐”者。与之相反，“更有趣、更贴近时代和生活”的美国小说、电视剧成为法国市场的新宠，一些“聪明”的法国小说家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英语写作上，因为“这样能赢得更多的读者”。
文章对法国政府的文化保护政策给予尖刻抨击。文章称，只有落后的才需要保护，而对落后的保护又助长和延续了落后。文章讽刺法国政府花费GDP的1。5％来保护文化，结果豢养了148个文化团体，26个研究中心、176个考古队和11200名文化官员，却无法挽救法兰西文化死亡的命运，与之相比，美国保护文化的开支仅占GDP的0。3％。
文章更指责，法国人对自身文化的盲目自信、固步自封和拒绝先进文化融合，是其死亡的症结所在，作者讽刺萨科奇总统一面高呼“繁荣文化”，一面不得不迫于财政压力削减博物馆投资，作者嘲讽法国人把鹅肝酱列入文化遗产名录的作法，认为这种“文化部无处不在”的作法钳制了法国文化的与时俱进，而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保护方式，也远不如美国通过税收杠杆鼓励私人投资文化艺术领域“先进而有效”。
文章最后引述萨特感谢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等对“法兰西小说的帮助和启迪”，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法兰西民族在痛苦反思和海纳百川后，必将恢复其昔日的风采”，暗示只有接受美国文化洗礼，法兰西文化才有望复活。
文章发表后引起法兰西文化界一片哗然，12月4日，法兰西学院成员布鲁斯。德鲁昂在《费加罗报》文化版撰文回击。
德鲁昂称，多年以来，美国人就不遗余力地在“这个或那个”本国主流媒体唱衰法兰西文化，如果自己是一个法国儿童，整天浏览这些文章，大约会对本国文化感到绝望，而这次《时代周刊》的抨击文章尤其恶劣，因为这一“不诚实的”攻击，使用了“葬礼式的语言”，力图“放光可怜的法兰西文化血管中每一滴鲜血”。
德鲁昂愤懑地质问，每年诞生727部小说和众多获国际金奖戏剧家、音乐家和舞蹈家的法兰西，拥有众多一流博物馆和剧院、在全球范围兴办和主持诸多文化事业的法兰西，其文化生命怎么能被一枝轻薄的笔一笔勾销？
他把唐。莫里森的指摘称为“没头没尾的攻击”，认为今天的法兰西人绝非如后者所言“一半以上进电影院的人都是为了看美国大片”，而仍秉持光荣的民族文化传统。德鲁昂认为，文化“并非如某些头脑简单者所臆想的、在办公室隔板间‘生产’出来”，而是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大画家布菲去世仅10年，其作品至今仍是全球博物院和艺术品市场的至宝，作家马尔罗和萨特更是地道的“当代人物”，歌星皮娅芙、电影人特鲁弗，其感染力和影响力直到今天仍久盛不衰，忽视这些法兰西当代文化的瑰宝，而奢谈法兰西文化的生死，是毫无意义的，“法兰西文化的声望并未下跌，其光彩将一直璀璨下去，此前的几个世纪如此，此后的几个世纪仍会如此”。
针对唐。莫里森的尖刻，德鲁昂戏谑地建议对方没事去法兰西中学或随便什么大学的门厅转转，因为这样可以听到学生们的闲谈，并从中拣拾到些许“法兰西青少年的天才灵感”，而这将“有助于其领悟未来文化艺术的发展趋势”。
文末，德鲁昂充满嘲讽地称自己本想咒骂“不开化的美国人”，但冷静之后觉得这种念头是荒谬的，因为美国有无数天才的作家、思想家、研究者和学者，但这些饱学之士“当然不会给《时代周刊》这样的刊物写稿”。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研究机构，宗旨为“捍卫法兰西语言的地位”和“保护、资助科学与文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法兰西文化的守护神，德鲁昂作为法兰西学院一员公开反击，反响之大可想而知，《费加罗报》网站开放的读者互动，相关留言24小时内即多达11页。
有趣的是，法国读者中虽然不乏为本国文化抱不平、对唐。莫里森的刻薄言论忿忿不已者，更多的却在认真、冷静地辨析双方的论据和论证，有些读者指出，法国政府的文化推广，的确存在形式主义、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人浮于事等弊端，也有人指出，美国肥皂剧和真人秀一类电视专栏、美式八卦杂志，以及美国人的思维定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代法国人，这是任何一个关注法兰西文化前途者所必须正视的。
错位的辩论
美利坚和法兰西可以做盟友、同志、战友，但在文化层面上却似乎很难谈到一块，对于前者，文化固然重要，却无非是和军力、财力甚至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一样的、用以证明自己和影响世界的工具；而对于后者，法兰西文化的生命，无疑是法兰西生命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种理解上的错位随着冷战后美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法国影响力的进一步下降，变得越来越难调和：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在文化领域的声音也显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富侵略性和咄咄逼人；而法国随着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地位的继续下滑，独特而璀璨的法兰西文化，也便成为其政府和国人心目中份量越来越重的国宝。
由此便不难理解布鲁斯。德鲁昂对唐。莫里森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