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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那一仗打得真漂亮，往后就不大行了。
大洼战斗歼敌４千３百余人，是秀水河子战斗后又一个较大的胜仗。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在贺电中说：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在大洼战斗的贺电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重庆谈判桌上，共产党人的记分牌增添了一分。
但这并不能改变共产党的劣势。
悲哀的马歇尔
“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33）
这是蒋介石说的，说得得意、自信。
他有理由得意、自信。
他的爱将没辜负他的厚爱，在黑土地上指哪打哪，连连得分。
最重要的一分，是他亲自得的。
在“八·一五”后中国这场内战的历史上，写着马歇尔的名字。
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写了１年零１８天。
１９４６年４月下旬后，内战的焦点在东北，马歇尔的精力也就主要集中在东北。毛泽东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那个“外”和“目”，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这位杜鲁门特使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关于马歇尔的调处，我们曾谓之为彻头彻尾的虚伪，是打着调处幌子纵容、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宏观上看，这是不无道理的。具体到有些问题，就不无偏颇之处了。
马歇尔来华不久，即停运国民党军队到华北，暂停给国民党新的大规模援助，帮助中国完成了包括东北停战协定的四大协议。
这无疑给饱经战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于是，黑土地上就出现了“欢迎马歇尔”的口号。人们把这位后来提出“马歇尔计划”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洋菩萨。
他的格言是：“一旦去干就要成功”。
他很快就陷入了窘境。
这与美国的既定政策有关。
从抗战初期卖给日本军用物资大发其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帮助国民党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始终是“为自己”。就像苏联先是援助国民党，现在又支持同一个“祠堂”的共产党，都是为自己一样，是可以理解的。通过雅尔塔协定，美国在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就是保护这些利益，并伺机攫取更大的利益。
蒋介石心里明镜儿似的。
在“史迪威事件”中（34），不能就蒋介石没有中国心，但更值得赞叹的是他的精明。美国多的是将军，全世界却只有一个蒋介石。美国要使中国抗战，就越不过蒋委员长这个台阶。窥透了这一点，他就毫不犹疑地表现出了令罗斯福震惊的强硬和果断。现在仍是如此。美国要想保持它在中国的利益，只有依靠他蒋介石。无论这个亚洲大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别无选择。
他要打内战，要通过一场内战消灭共产党。
如果外交不是以实力为后盾，而纯粹是权术的竞技，那么，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式狡猾，即便不是天下无敌，也叫你缠不清，理还乱。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６日，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给杜鲁门总统的辞职报告中说：“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印度、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的任务之中，中国的是最复杂和最困难的。”（35）
把这些话仅仅视为赫尔利在华使命失败的托词，是不妥当的。
５星上将马歇尔的才智、名望和风度，都不是这位穿过牛仔裤的俄克拉荷马州人可比拟的。可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盟友，他就能创造奇迹吗？
而且，他也是美国人也要为美国服务，为美国的政策服务。
而且，当他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的国家就是个不干净的角色了，星条旗已经可耻地飘扬在中国内战的硝烟中了。
所以，无论马歇尔本人多么清白、公正、真诚，也无论他在世界能得到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只能是悲哀的马歇尔。
谁来，也不能创造奇迹。
他们都是抗战名将
——战犯录之二、三、四
说闯关东的国民党军队是精锐部队，是精锐在它的全美械和半美械装备，精锐在操纵这些装备的是训练有素，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士兵，更精锐在指挥这些军队的将军，都是蒋介石手下能征善战的一流强将。
之二：“东方隆美尔”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艳阳天。
老天爷是真够照顾的，太阳又红又大，罩在几乎全是“南蛮子”的新一军官兵头上，脊背暖洋洋的。土地爷却发了脾气，大概是被“天下第一军”的美械装备搅了好梦，一路和它过不去。
过了惊蛰，阳光下，湿漉漉的南风一溜，铺了一冬冰雪的黑土地，就由南向北一路融化开来。田野上泥水南流北淌，道路上积水翻浆，“电道”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垫道”：马车、牛车、毛驴车，特别是重载车，不是路面滑腻难动窝儿，就是陷进坑洼爬不上去——你就一路垫去吧。
新一军这些“南蛮子”哪见过这个呀。本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又风弛电掣的汽车、炮车和装甲车队，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绿色车身糊满泥水，像群生了癞疮的老牛，一路喘息着，走走停停。有的路面平光光、干爽爽的，加大油门开起来，车头猛地一沉，屁股就撅起来了。有人以为是中了地雷，却没爆炸声。
有人认为是土八路挖的陷井，可也不能挖这么多呀？问老乡，才明白这叫“翻浆”：夏天暴雨冲刷的坑洼被秋雨灌满了，风雪一捂凝结了，春天化冻后，表面风干了，肚子里却是一摊浆糊般的稀泥。
于是，就沿路去折老百姓的门板，抱柴垛上的柴禾，朝车轮下垫，朝泥浆里垫。
杜聿明原定４月２日占领四平，又推至４月８日。结果，直到４月１５日，新１军和７１军才推进到四平近郊。
西欧那位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这位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现在成了黑土地上的乌龟。
此刻，孙立人应英国女皇之邀，正在伦敦受勋。
在佩带中正剑的将军丛中，孙立人是非同凡响的。
首先是他的履历。
他是安徽舒城人。先入学清华，后保送赴美，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成为那位悲哀的马歇尔的校友。这样，在留日派、保定系、黄埔系等派系如林的国民党将军中，他就成了形单影只的留美派。又是货真价实的工程学士，将军兼学者，愈使他显得凤毛麟角。
二是他的业绩。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他是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率队参战中弹负伤。一九四零年，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他任师长。翌年，随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英军第一师和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向中国军队求救。孙立人即令一一三团星夜赶去，发现日军只有一个大队（营），迂回至仁安羌北面，截断了英军的退路。英军七千多人，竟然束手无措。一一三团当即发起猛攻，将日军击退。
对于在打通滇缅公路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新三十八师，此举实在算不了甚么，大概连孙立人也没怎么往心里去。新二十二师和下面将陆续写到的一些将军的功绩，也并不在新三十八师和孙立人之下。但是，由于孙立人直接救了英国人的命，又是在美国点化的，于是就大受洋人青睐。先是送一顶“东方隆美尔”桂冠，后来又给戴上一枚英国皇家“自由”勋章。
不过，这荣誉毕竟是在战场上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是中国军队的光彩。
还有他的性格。
大凡在美国吃过面包的人，都有那么点无拘无束，放浪形骸。孙立人倒不必言必称美利坚，但他的基于学识和战功的孤傲、倔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会搞人际关系，也是有名的。据说，后来在台湾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的军事汇报从未准时出席过。原因是不愿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敬礼，迟到可以避免，因为蒋介石到场了。
美国式的民主令人羡慕，但孙立人是生活在中国，是封建专制的中国。而且，他不是工程学士，而是位将军。他侥幸没在大陆成为战犯，但他脱不过“孙立人兵变”（35）。他没有申诉机会，百年之后将成为千古迷案。但这种命运，从他接受美国式教育回到中国那一天，是不是就已经定了？
而现在，这位不屑与周至柔等人为伍的孙立人将军，在伦敦授勋完毕，也没和老头子打个招呼，又应史迪威之邀，去大洋彼岸旅游参观了。
当这位“东方隆美尔”踏上黑土地，站在他早就应该站到的位置时，杜聿明督率他的大军，已经快攻入四平了。
孙立人面对他的三个师长，将胸前那枚“自由”勋章向上移动了一下：这里将佩戴和明天一起到来的”青天白日”勋章。
之三：黄埔老大哥正在指挥部队向四平开进的郑洞国，远远地望见孙立人赶来，就停在路边等候，将新１军“物归原主”了。
他黑了，瘦了，长脸上灰蒙蒙的、厚实的嘴唇爆了皮，一双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似的。
一个农民最幸福的，莫过于捧着金灿灿、饱鼓鼓的稻谷的时刻了。对于一个将军，最欣喜、最荣耀的，莫过于攻下一座强兵据守的重要城池，并在万人瞩目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池了。
郑洞国是最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了。从４月１０日起，他就一直在四平前线指挥战斗，指挥所先后由开原推进至昌图，又进至双庙子，多次到前线督战。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进入四平，夺得首功，只是举步之劳。可他好像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他把新１军指挥权交给孙立人，就不声不＝响地退回双庙子前进指挥所了。
这就是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一个纯中国特色的将军。
在实力雄厚的黄埔系将领中，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郑洞国，以他的敦厚，忠诚，勇猛，打仗稳当，独树一帜。
１９２５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打陈炯明。攻到淡水城下，以校长身份指挥黄埔学生军的蒋介石，在官兵中征选“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淡水。枪林弹雨中，敢死队员郑洞国第一个攀上云梯，冲上城墙。
“七七事变”后，做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会战，宜昌会战，直到１９４３年率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北征南杀，大小几十战。身上伤疤之多，据说在东北国军高级将领中，是数一数二的。昆仑关战役中，他亲率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冲上去，打下来，全师伤亡近半。当年的敢死队员红了眼睛，亲自督战。号称“钢军”的１２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上他的部队击毙的。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退居印度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连孙立人都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郑洞国却能和他们处得来。
红领巾时代，对于连环画、小说和银幕上那些“叛徒特务狗汉奸”，就有深刻印象。即便是在那从生活到文学都模式化了的年代，舞台、银幕上只要一出现这类角色，冷漠的观众也会发出一阵笑声。
在这位能和美军处得来的郑洞国将军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媚骨和奴相。他有时也不得不忍耐着点，但更多的是凭借他的坚毅、尊严、正气和大度，去面对他置身的那个世界。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同事、部下和上司的敬仰和信赖，也征服了以主子自居的美国将军。这种品格，本来就是人类应具的高尚的美德。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杜聿明把他从汤恩伯的第３方面军挖来，当杜聿明的副手。
就是这种美德，后来他明知不可为也为之，去到了长春那座死城。
从他指挥他的部队在黑土地上打响第一枪后，这种美德就化为负数了。
也是“各为其主”吧。
之四：逐次抵抗大师孙立人入缅作战失败退入印度时是新３８师师长，从印度反攻前任新１军军长。廖耀湘则依照同样的顺序，由新２２师师长升任新６军军长。
都是王牌师和王牌军的师长、军长。
在某种程度上，新２２师打得比新３８师还出色，因而廖耀湘就显得更加非同凡响。
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在优势日军攻击下，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杜聿明命令第２００师撤出同古，又命令新２２师在斯瓦河两岸阻滞敌人，掩护主力集中，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
从斯瓦至平满为一条隘路。日军攻击部队为第５师团三个联队和第１８师团两个联队，并配以重炮、坦克和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新２２师沿途构筑阵地逐次进行抵抗。待日军进入预设阵地，埋藏的地雷炸弹一齐引爆，两侧伏兵和正面阻击部队齐出反击。开头，日军凭借武士道精神，不顾伤亡，顽强攻击。两、三次后，就不敢冒进了。新２２师就虚设一些阵地，引诱敌人上钩，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击敌人侧后。４月１０日后，日军又调集第５５师团，全力攻击。新２２师仍以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法，痛击敌人。战斗半月之久，日军伤亡惨重，始终摸不清新２２师虚实。１６日，新２２师安全进入平满纳，将穷追不舍的日军引入预定地域。
对此，杜聿明曾评为远征史上“罕见的战例”（37）。
写完这段那天晚上，笔者做了个梦：炮弹把斯瓦河溅成漫天瓢泼大雨，河面上漂满翻着肚皮的死鱼。涂着太阳徽记的飞机，在亚热带丛林上空尖啸着，红色的火焰将绿色的世界一片片烧成焦黑。
在这红绿黑之中，在火与血中扑抱在一起撕打翻滚的士兵——这一切都是无声的。
我站在廖耀湘跟前。他站在堑壕前，不理睬我这位“共军”，只顾擦他那副眼镜。一会儿，那副眼镜变成了望远镜。擦完了就放在眼前张望。眼睛望着，嘴里下着命令，表情温文尔雅，身子一动不动。他的命令我一句也没听懂，好像讲的是法语。对了，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镀过金。在西方，圣西尔军校与西点军校齐名。可他没直接救过洋人，洋人就不捧他。一排炮弹在前面筑起一道火墙，冲击波把他的军帽掀掉了，头上光秃秃的像个葫芦瓢……
醒来想起，他的光头是见自《辽沈战役亲历记》中的一幅照片。
现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４日，这位“丛林之狐”一样的逐次抵抗大师，又率领他的新６军由开原以中长路以东山地，准备迂回至四平以东火石岭子地区，攻击共军之左侧背。
由开原至火石岭子，公路两侧都是山地。西侧山地纵深小，距中长路近，共军不可能埋伏大部队。东侧正好相反，又是共军进出南北主要通道，还有可靠后方，是新６军北进最危险的方向。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和经验都告诉他，应该走那条最危险，但有时却是最安全的路。
他走对了。
他以配属新６军的７１军８８师作预备队，将新６军三个师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实行广正面前进，彼此互相掩护。一路遇敌，若敌兵力不大，另一路仍可一意前进。
他学乖了。一是接受了８７师的教训，二是刚在本溪打了几仗，认识了土八路也不像想像得那样好对付。而且，当年打日本也常这么干，轻车熟路。
５月１４日上午，左路先头团在威远堡门附近与共军遭遇，前卫营一个连长阵亡。这是新６军闯到关东后，阵亡的第一个连长。战至下午，共军主动撤离。
从开原出发前，廖耀湘就得知林彪调３纵沿中长路东山地南下，准备迂回四平国军之右侧背。威远堡门战斗，廖耀湘判断只是３纵先头部队，缴获资料却出乎意料地证明就是３纵主力。他立即得出结论：既然３纵主力不能阻止一个团的攻击，那么一个新２２师就能击破北进路上任何共军。
１８年后，廖耀湘在回顾这段“罪责尤深”的历史时，字里行间不无得意之色：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的作为，可以说大都取决于战地负责实际指挥之责任者的决心意志和企图，尔后新六军敢以六个师北上长春与东出梅河口（而且东出梅河口是我个人的主张，呈报杜聿明决定的），实直接与威远堡门之战斗结果攸关。威远堡门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的气焰，也给整个新六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但同时也带来了轻敌的心理。对新六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门之战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这个并不闻名也并不为人所注意的小战斗，其影响是很深远的。（38）
５月１８日下午，新２２师先头部队到达火石岭子以南时，发现共军在公路两侧山上构筑阵地，连警戒都未布置。到达火石岭子车站时，一列从梅河口驰来的军车，不知车站已经易手，还在向前开进。
比之汤恩伯之流，廖耀湘等人从意志、决心到战术，简直是天壤之别。
杜聿明笑了
——续战犯录之一
此刻的杜聿明，面黄肌瘦，１。７米左右的汉子，据说体重还不到１００斤。１月３０日，他率领１３军进占阜新后，即感到腰腿疼痛不支。咬着牙挺到秀水河子战斗结束，就再也撑不住了。２月１８日，乘专机飞北平，住两个月院，割去左肾，未等彻底痊愈，就又匆匆降临黑土地。
对于杜聿明来说，最清新的空气，不是林间湖畔拌着花香鸟语的气息，更不是简直要令他窒息的来苏儿味儿，而是带着血腥气的硝烟，是卷着尸臭的火药味儿。毫无疑问，他是在骨肉相残的战场上病倒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是在内战中累病的。从古北口抗战到昆仑关大捷，特别是入缅作战败走野人山，在那空气都能攥出水的亚热带雨季原始森林里，没有雨具，没有住处，野人似的辗转跋涉两个多月，谁能断言病根不是那时落下的？而且，倘若此刻黑土地漫卷的不是内战硝烟，而依然是抗战峰火，又谁能说他不会同样走下病床，踏上战场？
不过，就像老战友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