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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