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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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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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