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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的钱庄还发行过六种具有信用货币性质的钱票，包括由本铺出票并兑现的“凭帖”，本铺出票到另一铺兑现的“兑帖”，当铺给当铺或钱铺给钱铺的“上帖”，由非钱庄商号所出、钱铺接受的“上票”，商号用以搪塞债务的“壶瓶帖”（相当于今天的“白条”），以及类似于现代远期汇票的“期帖”。这些信用工具最迟在道光年间已在山西商人中普遍使用。
账局又称账庄，主要从事发放贷款的业务。它出现最晚，但也最接近于现代银行。账局出现在清雍正、乾隆年间。有记载的第一家账局是乾隆元年（1736 年）由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 4 万两白银在张家口建立的“祥永发”账局。
现代银行乡下祖父的祖父（3）
账局的主要业务是发放货款、收取利息，贷款多以一年为期。其贷款的对象包括大商户，印局、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级官员，尤其是要用钱取得实缺（实际职务）的候选官员。后来，也发展到吸收存款和汇兑。在票号末出现之前，账局在经济中十分重要，祁隽藻就有京城“银钱所以不穷，尤藉账局为接济”的说法。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北伐，“账局多半停歇，市面顿形萧条”。从事账局的主要也是山西人。据统计，咸丰三年（1853 年）北京有 268 家账局，其中由山西人开设的有 210 家，占所有账局的 80％ 以上，从业人员不下万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票号出现之前，晋商已经在金融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晋商的商业与金融业是互动的，商业带动了金融业，金融业又促进了商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晋商越做越大，进入了全盛时期。
票号出现前的钱庄、账局中已经有了以后票号的业务， 所以，由钱庄、账局到票号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山西人在这些金融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也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这一点上看，票号出现在山西，由晋商首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既然山西有“祖父的祖父”，出现现代银行的“祖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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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1）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有许多地方令人流连忘返。那至今壮观的古城墙，别具异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风格的店铺，明清的县衙门，城中的金井楼……都会使你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无论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无论你的行程多么匆忙，千万别忘了去日升昌。这里是晋商票号的起点，中国票号博物馆也设在这里。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业，这里是必去之地。
日升昌座落在平遥城内西大街路北。它的门脸并不大，也没有今日银行的那种辉煌与霸气。甚至与遍及平遥城内的店铺相比，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却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了事业的顶峰。如今，票号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门前，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会是这家日升昌？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结果呢？还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来是西裕成颜料铺，其东家姓李。山西历来有发达的丝绸与棉布业，相应地，也就有了为之服务的颜料业。在发达的平遥颜料业中，西裕成是龙头老大。如果没有雷履泰，西裕成也许仍然做它的颜料业，不会改为日升昌，并进入一个它从未涉足过的新行业。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种偶然，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由颜料业进入票号业当时也只是雷履泰的灵机一动。 这一切，的确有一些偶然性。
雷履泰当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喜好交际，乐于助人，为人慷慨而不拘小节。那年月，尽管也有钱庄发行过钱票，但使用范围极为有限。商人经商，资金调动全靠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运送银两的安全不仅靠镖师的武艺高强，还要靠镖局和镖师在黑白两道上广泛的人脉关系。本地结帮成伙的强盗不抢镖局的镖车，这是“盗亦有道”。
不过，某些本质上与盗匪相同的农民起义并不讲这些“道”。在他们看来，一切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替天行道就是有钱必抢。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就是横行于北方的义军。平遥许多在外经商的商人担心安全，就让李大全帮他们把银子送回家乡。西裕成在各地的分号和总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动，李大全就让这些商人朋友把银子就近留在分号，由他或分号掌柜们写个条子回平遥总号取银子。
在东家李大全看来，这是广交朋友、助人为乐，但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方法来调度资金，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买卖，通过汇兑银子来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在雷履泰、毛鸿和程大培的精心策划下，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股银为 30 万两，每股一万两，共 30 股，身股也为 30 股，同股同红。道光三年（1823 年），日升昌在喜庆的气氛中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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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2）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某种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当大掌柜，如果李大全生性刻薄，不愿帮别人运银子，或者满足于当颜料业龙头老大，不听雷履泰的建议，那么，票号的历史就要改写。第一家票号也许是在平遥的其他商号，或者同样有经商传统而又富裕的祁县或太谷。当这些“如果”没有发生时，第一家票号就定格在西大街上的日升昌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日升昌成为第一家票号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创造票号业则是一种必然。日升昌的偶然性正体现了晋商由商业进入金融业的必然性。
票号最早出现在晋商，首先是晋商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晋商成为一个商帮最早起家于明初“开中制”后进入盐业贸易。但在明代中期“开中制”改为“折色制”后，晋商除一部分大盐商迁居扬州之外，留在山西的已逐渐丧失了从事盐业的区位优势。这时，他们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参与多元化的贸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这时，在晋商贸易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蒙古的茶叶贸易。从乾隆二十年（1755 年）到嘉庆五年（1800 年）的四十五年间，中俄贸易增长 18 倍多，年增长 40％ 左右，的确为晋商带来了大量财富。但在此之后，这种贸易不再继续增加，甚至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时，晋商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这时起，晋商中大量的商业资本进入典当、印局、钱庄、账局这些金融行业。由此发展下来，出现票号业就是必然的。可以说，进入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是晋商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更多的是传统的贸易优势失去逼出来的。
当然，要实现这种转型、进入票号业，还需要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金、 人才、网络和信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就只有晋商了。晋商位居十大商帮之首，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早在明代就已经“富甲天下”，清代之后又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以说，就财富而言，没有一个商帮可以和晋商抗衡。长期的经商历程使晋商中出现了相当一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尤其是从明代之后，晋商就进入金融业，众多的典当业、钱庄、账局培养了晋商中的金融专业人才。正是这批人以后撑起了票号业的天，成为这个行业的顶梁柱。晋商的商业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涉足海外，在各地设立了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商业网络，这成为实现异地汇兑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政府没有票号法的情况下，办票号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审批程序，其经营行为也不受监督。票号接受客户的真金白银，然后为其开一张并没有法律保证的汇票。这张纸能不能再换为真金白银完全取决于票号的信誉。信誉是票号的生命线。晋商奉行“以义制利”，几百年来坚守诚信，这就获得了客户的信任，有条件从事票号业。
其实，在当时与晋商一样具备进入票号业条件的还有徽商。但为什么徽商没有最早进入票号业呢？这就与徽商的获利方法有关。我们知道，明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以徽商为主的扬州盐商借助于官商结合，实现了对盐业的垄断。只有进入“纲本”方可经营盐业的“纲盐制”使徽商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而获得暴利，不用把资金投向其他行业，也失去了继续创新的能力，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当道光初年，“纲盐制”取消、盐业放开以后，徽商就一厥不振。徽商是在高峰时突然垮掉的，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转型的时间。垄断可以成人，也可以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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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遥，别忘了日升昌（3）
我们把票号作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三大功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汇兑。以前的各种金融中介如典当、印局、钱庄、账局，也曾有过类似业务，但只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或者没有坚持下来。只有票号做到了兼营这三种业务。仅仅有其中的一种业务，也还没有资格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例如，中国在唐代就出现过“飞钱”，宋代也有类似飞钱的凭券，明代出现了民间汇票。但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 年）的“飞钱”仅仅是在铜币缺乏时的一种临时替代，宋代类似飞钱的凭券仅仅是为了方便商人向京师上缴税收，明代的汇兑范围相当有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票号真正实现了规范化的“汇通天下”。
游山西的人对票号都有浓厚的兴趣。 现在，我们就进入日升昌大院，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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