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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1）
在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送给妻妾的礼物每次必有潞绸。这种潞绸并非出自苏杭，而是山西的潞、泽两州。
读过《金瓶梅》的人一定记得，西门庆送给妻妾的礼物中每次必有潞绸。“三言”、“二拍”和其他明代小说中也经常提到男人送给妻妾、情人潞绸，以及这些女人如何赞赏潞绸。这些小说无论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所反映的都是明代的事情。这说明在明代，潞绸是送礼时拿得出手的高档面料，而且已行销全国了。
潞绸是哪里生产的？说到丝绸，我们通常会想到苏杭。其实这些小说中所说的潞绸并不出自苏杭，而是山西的潞、泽两州，故有此名。在历史上，山西不仅养蚕织丝，生产这样的高档丝绸，而且养蚕和丝绸最早始于山西。作为山西的资源优势，丝绸和棉布、颜料这些相关行业也对晋商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最早开始养蚕织丝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曾发现过半个蚕茧化石。这半个蚕茧化石是在山西南部夏县西萌村发现的。在西萌村东二里的一片桑林中，有一块高台，当地人称为“丘台”。据传说，“丘台”是教民育蚕织丝的先祖——黄帝之妃螺祖的葬身之地。这半个蚕茧化石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据《搜神记》记载，是一位叫“蚕神”的姑娘把蚕带给人间。但养蚕织丝并把技艺传给百姓的是这位螺祖。因此，人们就把螺祖当作“蚕神”、“蚕祖”了。无论传说可信与否，那半个蚕茧化石都是山西人最早养蚕织丝的证明。
在唐代之前，百姓主要是穿麻布，只有少数大富大贵之人才能穿丝绸。可以推知，山西当时的丝绸生产并不多，且以进贡和自用为主，难以成为主要贸易物品。丝绸对晋商萌芽时期的作用远不如盐和铁。
据历史记载，山西大量种桑养蚕始于唐代。唐武德七年（624年），令民在“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利益之本”。明代立国初，号召天下广种桑、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并规定“凡民田五亩致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而且有惩罚条款，如果“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又令百姓“务要多栽桑、枣”，并规定把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
有种桑养蚕，就有丝织业。到明代时，山西许多州县都种桑养蚕，并缫丝织绸，出产多种丝织品。据明代学者顾炎武在《肇城志》中记载，太原、平阳、潞安、泽州生产帕。尽管山西出产丝绸的州县很多，但产量最多、织工精细、花色品种繁多者，要数潞泽两州的潞绸。潞绸已闻名天下，这就是明代小说中屡屡提到潞绸的原因。
洪武末年，潞州六县种桑 8 万余株，弘治时达 9 万余株。与此相应，这里就有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潞、泽两州，织机最多时达 万余张，成为与苏、杭并列的三大丝绸专业区。潞泽所产的丝绸有大小潞绸之分。大潞绸每匹长五丈，宽 2 尺 5 寸；小潞绸每匹长三丈，宽 1 尺 7 寸。潞绸分天青、石青、沙兰、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绿色、红色、秋色、艾子色等14种染色。织工精细，染色鲜艳，受世人欢迎，也为西门庆和其他富户的妻妾们喜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有“潞最工”的记载。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2）
潞绸及山西各地丝织品的产量有多少，没有详细记载。但从明代官府年征农桑绢数量可见一斑。明洪武年间，年征农桑绢 4574匹，内本色 3674 匹，折色 920 匹。嘉靖初年（1522 年），年征丝 50 斤，绢 4777 匹。潞绸在洪武年间兴起到万历以前的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从万历三年（1575 年）起，官派潞绸逐年增加。万历三年 2840 匹，十年 4730 匹，十五年 2400 匹，十八年 5000 匹。由于官派增加和潞绸价格下降，万历以后潞绸衰落。直到清政府减少了官派并提高了价格，潞绸的生产才有所提高。北方边疆贸易以及新疆伊犁与俄罗斯贸易的丝绸主要由山西供给。
丝绸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并出现了从事丝织业的专业富商巨贾。这种贸易包括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山西商人在各省开店设号，出售丝绸和购进蚕丝。在明代，张家口就有“潞州绸铺”或“泽州帕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生活在山东，“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生活在苏州，“二拍”的作者凌初生活在浙江湖州，但他们都了解潞绸。可见，潞绸在当时国内已有广泛的知名度。山西的丝绸产品甚至还出口到南洋、日本、俄罗斯及其他地方。同时，山西本地蚕丝不够用，还远到川湖之地购买原料。“川丝”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生产的蚕丝，“湖丝”指浙江湖州府出产的蚕丝（胡雪岩就在这里从事蚕丝贸易）。以后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采购。在这种丝绸的生产和销售中出现了富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票号东家侯氏原来就从事丝绸贸易。
与丝绸相关的还有棉花与棉布。北宋年间，山西南部的河东就是一个“勤农织”的地区。当时“织”主要是麻布，以后主要是棉布和丝绸。山西的棉花和棉布不如潞绸那样知名，但对晋商兴起也起了积极作用。
棉花古称“木棉”或“吉贝”，原产自南番，北宋末年引入中国。最早在江南开始种植，元代移种于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到明代遍及江北与中州。山西种棉始于平阳府（今临汾），棉花的种植又推动了棉布生产。据记载，榆次生产的布耐用，颇受欢迎。榆次常家原来就在张家口开布铺。据史料记载，太谷“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徐沟“在城在乡有人纺织”，孝义“男妇皆能纺织”。可见，棉织业之普遍和发达。当时的棉布产量有多少？据不完全的资料，明代山西每年田折征棉布在 50 万匹以上，棉花 15 万斤。
棉花与棉布业也带动了商业，出现了长途贩运棉花和棉布的商人。平阳府的棉花大量北运，平遥最早成为棉花等商品的集散地。乾隆二十四年（1777 年），平遥就有货栈旅店 13 家。还有商人走向外省，其中翼城县和太平县最有名。太平县棉布商去了陕西三原县，翼城县棉布商去了京城和通州，分别建立了晋翼布商会馆。绛州棉布商赵忱在明代就贩运木棉数万斤到西宁销售。
丝绸、棉布离不开染色。与此相配套，山西的蓝靛种植和颜料业发展起来了。平阳府的临汾、襄陵、曲沃等县都种植蓝靛，用它制作的青色染料称为靛青。曲沃县城关有 17 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有一个就是“靛市”。当地所产蓝靛不够用，商人远下江西赣州去采购贩运。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3）
山西临汾、襄陵和平遥以制造颜料著称，其中平遥最有名。平遥的颜料业开始于明朝，最盛时颜料商有数十家，生产的各色颜料畅销全国，占领了大半个市场。他们在京师、汉口、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都有铺庄，销售自产的颜料，在京师还有颜料会馆。日升昌票号的前身西裕成是当时资金最雄厚、规模相当大的颜料业龙头老大。西裕成以制作铜绿颜料闻名，雇用的工人在千人以上。铜绿是把铜片装在木匣子里，用醋糟盖上，加热，使铜片酸化，两天后剥下铜片的铜绿加工而成。西裕成的铜绿工艺合理、色彩纯正，产品供不应求，在平遥、京师、天津、沈阳、四川等地都有铺面商号。资金雄厚和分号众多是它以后能最早进入票号业的重要原因。
丝绸、棉布、颜料在晋商经营的行业中都算不上大，但这些产品贸易程度高，实现了商品化生产。所以，它们对晋商兴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读《金瓶梅》这类小说时如果能联想到晋商，你会觉得读这些书更有趣。
并不遥远的驼铃声（1）
驼帮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俄关系解冻之后，一批俄罗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的购物清单上有一种商品是“川”字牌砖茶。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市场上没有这种茶叶，而且许多人都不知道，并不产茶的山西还销售过至今令俄罗斯和蒙古人难以忘怀的“川”字牌砖茶。
“川”字牌砖茶是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销售的。当年经营对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有许多晋商商号，渠家是其中一家。比渠家茶叶贸易规模更大的是被称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这段历史离现在也就一百多年，但竟然已没人知道晋商还做过这样的贸易。人们真的是太健忘了。
当年中国出口国外的茶叶主要是两条通道。一条是从广东的广州和泉州出发把茶叶运到欧州，经这条路出口的主要是绿茶；另一条是晋商通过陆路把茶叶运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条陆上之路在山西境内大体上是我们今天在山西旅游时所走的大运高速公路，再往北运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当时，晋商把十五只骆驼编为一队，十队为一房。数房相随，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不断，飘荡四野，数里可闻。所以，晋商中经营对外茶叶贸易的被称为“驼帮”。由“驼帮”所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那驼铃声今天似乎仍可以听得到。
“驼帮”的形成及晋商茶叶贸易之始是在清康熙、雍正年间。而且，山西人从事茶叶贸易并不是由于它生产茶叶，而是它与广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俄罗斯和蒙古）相邻。换句话说，促使“驼帮”形成的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山西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历来存在物物交易，只是由于民族纠纷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明代中期开放边疆贸易，设立马市之后，这种贸易越做越大，主角是山西商人。从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汉中和四川的茶叶运到这一带销售。以后的“驼帮”茶叶贸易正是这种贸易的延伸与扩大。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根据这个条款，双方持有护照的商人可以过界交易，且不交纳进口税，只在各国境内出关时交出口税。
这项促进贸易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从俄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物品，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欧州市场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竞争而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市场。从中国来说，在明代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盐业贸易向以扬州为中心的内地转移，晋商需要开拓北部市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双方的这种内在贸易需求变为实际的贸易行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贸易迅速扩大。在俄国一方，1697年沙皇发布命令，禁止西伯利亚各地督军阻挠商队赴华贸易，否则处以巨额罚金。第二年，又允许赴华俄商不必远道去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这些政策使俄国对华出口总值达 24 万卢布，超过俄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据不完全统计，从 1698 年到 1716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的毛皮总值增加了七倍多。晋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丝绸也有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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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2）
1725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布连基条约》。1728 年，又在此基础上签订了涉及两国全面关系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边境，并把恰克图这个中俄边境（现为俄蒙边境）上的小城作为两国贸易的商埠。这为两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俄国一方，政府允许私商参与贸易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官方商队。俄国境内出现了大批加工出口中国商品的工厂。在中国一方，原来晋商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就有贸易基地。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创建，确立并保持了在这个市场上的垄断权，继而深入俄罗斯内地设庄经商。“驼帮”就是由内地向恰克图运送货物的商队。中俄贸易之大，就连远在英国的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他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称俄国人“独享内地陆路贸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论述道：“恰克图一带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都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清政府实行信票制（又称“部票”、“龙票”或“票证”），凡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西蒙一带及恰克图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政府提供保护。嘉庆时期，政府还放宽了限制，允许一些小本商人附搭在大铺票内，称为“朋票”、“朋友”，可以合法地到恰克图贸易。甚至，还允许货物先行，留人候领信票。这就大大增加了去恰克图贸易的大小晋商。晋商把大量砖茶、丝绸、棉布、药材、瓷器、工艺品等运往恰克图。
山西并不产茶，他们从南方收购茶叶，或者自己买下茶叶加工。晋商收购、生产、加工茶叶的主要地方是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临汀，湖北崇阳、蒲圻、通城等地。这些地方也是这条茶叶之路的起点。通常的做法是，这些地方的茶叶经湘江、长江水路集中到武汉，从武汉经陆路用骡马车送到山西，经张家口运出。张家口是当时重要的茶叶贸易基地。张家口再向前，主要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多伦诺尔通往蒙古及俄罗斯各地；第二条是经库伦进入恰克图和俄罗斯内地；第三条是从杀虎口（西口）到乌里雅苏台，再进入俄罗斯。
这条漫漫商路全长 5150 公里，其中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为 4500公里。在张家口之后进入茫茫沙漠，全靠驼队运输。每只骆驼驮茶4 箱，由张家口到库伦，每箱运费高达 3 两银子。其间的艰辛是我们今天的人想象不到的。
由驼帮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迅速增长。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就高达 67000 箱，约合 500 万磅。按当时恰克图的市场价格，上品茶每磅 2 卢布，中品茶每磅1卢布，下品茶每磅 卢布。如果都按中品茶计算，销售额高达 500—600 万卢布。利润是对半。俄罗斯商人的利润也与此相当。恰克图每磅 2卢布的茶叶在圣彼得堡可以卖到 3 卢布。据记载，1839 年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以 700 万卢布买的茶叶在下哥德罗市场上卖了 1800 万卢布。
中俄两国的贸易仅在恰克图的进出口总额就从 1757 年的 113万卢布增加到 1800 年的 623 万卢布。出口全是销往中国，进口全来自中国。当年恰克图的贸易占俄国进出口总额的 40％—60％，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6％—19％。当年的中俄贸易，中国是顺差。俄罗斯政府当时禁止白银出口，俄罗斯商人就把成色相当高的白银做成粗糙的工艺品来补偿。晋商为了安全，就地把这些银器熔化后铸成重达千斤的银坨，用特制的车拉回山西的深宅大院。这种千斤重的银坨谁也动不了，故称“没奈何”。这种“没奈何”运回山西之后再熔化，窖藏或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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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3）
中俄贸易也使恰克图这个本不出名的边境小城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晋商纷纷在这里建店铺、设商号。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最多时达 140 家之多，首推榆次常家。他们家从乾隆时就从事茶叶贸易，子孙相承，前后一百五十余年。他们在恰克图有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四家商号，贸易额占到市场的 40％。其次是祁县渠家，他们从乾嘉年间开始从事茶叶贸易，“川”字牌砖茶就出自渠家。太谷曹家曾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和莫斯科设了经营茶叶和丝绸的锦泰亨商号。在康熙时，曾为恰克图商号之冠。晋商在俄罗斯经商的人数之多，无法统计，仅十月革命后就逃回 3 万余人。
驼帮的衰落其实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的另一篇文章会介绍茶叶贸易中一段伤心的历史。那茫茫大漠上的驼铃声并不遥远，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来自北方的商机（1）
明初实行的“开中制”为晋商带来了发展机遇。此后，山西商人开始活跃于大同、宣府和北部边镇。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地点是在大同。
今天的大同是繁荣而又有点污染的煤都，但退回两千多年，这里是多事之地。大同原为北狄所居之地。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疆土，设云中、雁门、代三郡，大同属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在此设平城县，辽代改为大同。大同是各个民族交往、融合之地，也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纷争之地。汉高祖刘邦北征抗击匈奴时曾在此被围，史称“白登之围”。以后的数百年中，这里也充满了纷争与流血。大同并非大同世界。1368 年，明朝建立之后，大同也是使朱元璋头痛的一个地方。
明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退居漠北的蒙元残部仍不时侵犯北部地区，成为朝庭心腹之患。于是，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九个军区。大同是蒙元残部入侵、骚扰最多的地区，在“九边”之中最为重要。朱元璋派开国元勋徐达为大同总兵，并建成有“金城汤池”之美称的城垣。
“九边”的驻军达 80 多万，战马 30 多万匹，军需供应成为最严重的问题。朱元璋推行过“屯田制”，但这一带天寒地冻，自然条件恶劣，未成功。后来又由各地政府拨粮饷，但路途遥远，运费超过粮食的价格本身，民苦不堪，常有为此倾家荡产者。当时正值开国之初，稳定经济和民心极为重要。这种由地方政府和百姓运军粮的做法既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引起百姓不满，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洪武三年（1370 年），山西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