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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变化（4）
技能结构，似乎在中间部分日益走弱。在研究过程中，“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状况出现巨大变
化”叫库利先生深感吃惊。在340种职业当中，64种职业的就业岗位翻了番，另外84种则出现
了衰退。比如说管理者，如今差不多每10名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几乎各种级别的管理者都在
增长（以下按降序排列）：销售和推广经理，信息技术经理，生产经理，配送经理。只有农
场管理者的数量有所减少。
可和专业类工作岗位的增长比起来，管理者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专业人士占如今总劳动力的
20％。电脑、会计、营销、广告和商业分析等行业的专业人士，都有突出增长。事务性专业人
士也有大幅增长：项目经理，金融经纪人，客户服务经理和投资顾问。
难的是解释为什么劳动力技能结构成了奇怪的“沙漏”形状。库利先生猜测，几种不同的发展
趋势导致了这一现象。首先，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农业、矿业、制造业和建
筑业越来越机械化，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制造业的电脑化，有力地解释了蓝领工作机会
（尤其是男性）的日趋衰落—也即工匠、半成品制造与运输业工人（如机床工、印刷工、林业
工等）、加工业工人、纯体力劳动者等。
与此同时，机器的进步（如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似乎削弱了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
残存的此类就业岗位，不必非得由专门的工匠来完成，工匠的配偶照样可以干。例如，木工
机械师和车床工的数量，减少了1700人，同时木材处理机床工人的数量，却增加了1900人。
如此看来，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从中等程度跌入了低等程度。
可在服务行业，发展趋势却正好相反：中间档次的就业岗位，由较高档次的就业岗位所替代
。而“专业化”的职业，需要大学文凭。护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过去15年，登记护士的数
量减少了32％，可注册护士的数量却增加了22％。图书管理员是另一个例子。图书馆助理的数
量减少到8400人，可图书馆技术员（属于辅助性专业人员）则增加到4600人。但最怪异的还
要数员工关系方面的工作岗位。人事职员减少到1400人，可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却增加到了31
000人，人力资源经理更增加到19 000人！
另一个有助于解释中等技能程度就业岗位流失的发展趋势是，办公室普遍使用电脑，减少了
对常规性文书职务的需要。例如，由于各级别的办公人员都学会使用桌面电脑，键盘操作员
（也就是从前的打字员）的数量减了一半，只剩69 000人了。
不过，要解释非技术性职位的增长，我们还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劳工家庭，尤其是双收入
的专业人士夫妇，他们越来越富裕。一方面，他们在奢侈品和闲暇活动上的支出增长，解释
了服务员、旅行代理、个人护理顾问、健身教练和娱乐业员工人数的增多；另一方面，夫妇
出钱请外人完成家务劳动，解释了保育员、清洁工和维修工人数的增多。
最后，我们日益频繁的深夜和周末购物，解释了商店店员（增加了20万人）和收银员（增加
了3万人）的惊人增长。（请注意，大部分此类工作皆为兼职。）所以，虽说大部分就业岗位
（当然，是大多数收入较优厚的岗位）日渐要求由大学毕业生来充任，但就业的整体情况远
为复杂。没有什么技能的人总能找到工作，不仅是因为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有钱支付个人服
务，还因为中间层次在消失。
既然说到工作的话题，还有些事需要说说。我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作
这件事，遭到了我们极大的误解。传统经济学家的模型假定工作是一件“丧失效用”的事情—一
种实现合意目标（钱，以及你能用钱买到的所有东西）的讨厌手段。但根据心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对幸福的研究，工作在我们的幸福感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很多幸福实际
都源自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应该早就知道。
我们的自我认同（在解释自己各方面的个性或行为时，你是不是经常提及自己的职业？），
我们的友谊，我们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感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工作带来的。所以，工作既 。。
劳动力的变化（5）
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如经济学家所假设），又是目的本身（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工作
有其内在的好处；它是有“效用”的。我们就好像是一种生来就得工作的动物，没有了工作（
即便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在大家庭里也希望觉得自己“有用处”），我们快活不起来。
再来看看研究吧。2003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教授理查德？莱亚德做了系列专题讲座，总结了其他经济学家从诸多国家的大
量调查中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平均来说，失业者所承受的不幸感，较之家庭收入比平均收入
跌了1/3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高3倍。所以，本应有工作却没工作，比收入暴跌更糟糕。
（请注意此处对两种情况做了区分：一是失业的后果；二是丢了工作所以没了收入的后果。
当你想到没有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前者。）而且，平均起来看，相较于收入跌了1/3但
保住工作无忧的人，那些时刻担心保不住饭碗的人所承受的不幸感，要多一半。
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所做的研究，肯定了以下观点：工作稳定，人们对工
作的满意度也高。还有哪些因素与工作满意度有关呢？按奥斯瓦德教授的调查，相对收入较
高、有大学学历的人，满意度更高。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满意。自雇的人，以及在较小职场工
作的人，往往更为满意。上下班通勤时间的长短影响工作满意度，在家工作往往能带给人较
高的满意度。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份能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能带来更高的满意度。
众所周知，你对自己干什么、怎么干有多大的掌控权，极大地影响着工作满意度。迈克尔？马
蒙特及其同事做过的一次著名研究还发现，你对工作的控制程度，甚至能影响到你的健康。
承受压力的不是上司，而是接受命令的底层工作者。奥斯瓦德教授认为，时间期限紧，工作
速度快，不利于工作满意度。可由谁来控制工作的步调亦相当关键。倘若由顾客来控制，则
有利于工作满意度；由同事来控制，尚可。可要是工作步调受生产目标来控制，那就不妙；
若由上司控制，更是大大不妙。从好的一面来看，小小的自由，比如能够搬动桌子，调整一
下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的。
问题在于，虽说善良、明智的上司关心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可近年来上司们所面临的种种压
力，却迫使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迫使他们忘掉员工的感受，把员工当成骡子一般拼命使
唤，拼命削减成本。一方面，每一个经济学家都知道工作能带给人满足感，可在前述模型（
即假设工作只是获得金钱的一种讨厌手段，人人都羡慕失业者有大把闲暇时间）的鼓励下，
他们不停地劝说政府和企业“改革”。传统经济学家一直沉迷于尽快让我们富裕起来的目标。
在他们的影响下，过去20年间我们辛苦劳作，努力让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更多产，却忘了这
么做会令工人陷入失业，令工作丧失稳定性，制造更多不满。
上述言论听起来真是有点颠三倒四。而且也不是什么劝说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更晚才退休的
聪明办法。只不过，在我想来，针对婴儿潮一代退休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经济学家和
政治家们一起加入推动“工作丰富化”的行列，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应对方式。
职业女性（1）
1964年我步出校园的时候，只有不到1/3的女性在职场打拼；如今这个数字早已超过半数。当
时1/4的全职工作为女性所有；如今则为1/3。当年，在所有就业岗位中，兼职工作只有9％；
现在为28％。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70％的兼职工作皆由女性所从事。是以婴儿潮一代在职场
生涯中见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劳动力中女性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当然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女性重返—或者干脆一直没离开过—受薪
工作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对政治家来说—不管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也好，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也好—答案明摆着：经济上的必需。基廷说，自打他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政界，“由
于本国生活的高成本，很多年轻已婚妇女被迫离家重返工作岗位”。而霍华德先生为了让妇女
“选择”带着孩子留在家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要是经济能力尚可，妇女
们当然愿意待在家里。
但我认为政治家们大错特错。在我看来，已生育孩子的妇女想要工作，明显是为了充分利用
她们当年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当然，她们喜欢钱，但她们同样想要拥有一份事业，这才是
她们当初谋取学历的动机。男人在职场上有野心，如今的女性照样
有—真叫人吃惊啊。我将之称为女性在经济上的解放，它说不定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经济
和社会变迁。
由于这一趋势早已开始—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轻轻松松就接受了它。我们不曾赏识它的
深刻含义，不理解它的起源，我们甚至还没能接受为了顺应它而需要进行的下一步改革。我
认为它的源头始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们对子女教育问题出现了态度上的转变，认为女孩儿
也应跟男孩儿获得同等程度的教育。于是姑娘们就像赶鸭子下水般给送去接受教育，于是造
就了今日之局面。澳大利亚全国高中毕业率，女孩儿是79％，男孩是68％。在所有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中，女性占55％。在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员中，女性占49％。在所有适龄工作人口
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者，女性占45％。
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现的巨大变化，和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有着莫大的联系。它能
一举说服我们：女性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它让我们相信：如今，以及长远的未来，所
有年轻女性都会争取工作（当然有可能会因为要生孩子而暂时性地中断）家庭两不误—当然，
决心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女性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年轻女性在高等教育上的巨大投
入—放弃了收入，放弃了闲暇时间，背上了教育贷款—显然会坚定她们继续工作的决心，最大
限度地获得过去投资所带来的回报：金钱，地位，精神满足。但此外还有比较看重利益的一
点，我们需要记住（由于这一点非常看重私利，我简直不明白这么多年来，经济理性主义者
们为啥还没开始动手捏着我们的脖子往下灌输）。
即便是如今私立学校盛行，大学学费高涨，教育年轻人的直接成本，仍然主要是由社会（一
般的纳税人）来承担，而不是个人及其家庭。社会这么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教育的
固有好处（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这一点很容易为人所忽视），还因为我们把它看做
社会的一项投资。换言之，我们越是让澳大利亚全国劳动者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训练，我们的
国家就越可能变得富裕强盛。
好，麻烦事儿来了：如今，澳大利亚一多半的教育和培训支出，都花在了女孩儿和妇女身上
。所以，要是这些妇女不能在受薪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利用自己获得的教育，受害的可不光是
女性及其家庭。我们其余人也将深受其累。社会在女性教育上投入了大手笔，如果它袖手旁
观，坐看大量女性利用教育的尝试失败，那也就是说，它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投资的潜在收
益白白泡汤。
或者不妨这么想。由于男性长期占据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制度（法律和惯例）
都是为了适应男性需求而设计的。但现在，由于女性在经济上的解放—工作的民主化，半数的
劳动者成了女性。女性有三个特点与男性存在显著不同：要生孩子，给孩子哺乳，多多照料
职业女性（2）
孩子。可时至今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说“不好意思，亲爱的，可那是你的问题，你自己解
决吧”。
我的观点是，有两个重要原因，令得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调整劳动力市场制度，使之符合女
性的特殊需求。首先，一半的人口通过自己的行动，表露出对制度调整的期待。我们有一半
选民都是女性，长久以来，她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既想要家庭又想要事业的愿望。（奇怪的
是，政治家们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了这一信息。）第二个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进行必要
的调整，不能让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轻松游走，社会将浪费它在女性教育上的大笔投资。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以下罗列了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理解，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
哪些方面对全职母亲存在偏向，而对重返职场的妇女不利。我们需要对人口问题做进一步思
考，想清楚怎么做才能保证人口不再呈负增长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女性在儿童保育安排中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帮助她们做得更好。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谈一谈。
我敢肯定你听到过人们抱怨说，较之双收入家庭，同样收入、但只靠一个人挣钱的家庭要支
付更多的所得税。出现这种看似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是以个人为单位（而非家
庭）课税的。还因为我们的税收比例是“累进”的，也就是说，随着你的收入增长，需要缴纳
的所得税也越来越多。是以，倘若A家庭靠丈夫养活，丈夫一年收入60
000澳元，妻子待在家里照料孩子，他们要缴纳的所得税，就比丈夫妻子都上班、每人每年各
挣 30
000澳元的B家庭高得多。很明显，A家庭只能享用一次纳税起征额（也就是预先可扣除6000澳
元不纳税），B家庭却能享用两次，而且适用的税率更低。
如果你认为这有失公平，约翰？霍华德也是这么想的—我猜珍妮特？霍华德大概也一样。早在2
0世纪70年代就任费兹政府的财政部长时，霍华德先生就认为，单收入家庭在纳税时，应当把
收入分摊在丈夫和妻子两人头上，这样更公平。对此，你或许并不知情（这事儿从来没上过
报纸头条），但在霍华德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10年间，他一直不懈地为此努力。
再想想下面这个例子，引自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特丽夏？艾普斯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
2003~2004年之间，年收入 60 000澳元、育有一个5岁以下儿童的单收入家庭，需缴税12
000元。而收入总额一样，但由夫妇分别挣30 000澳元的家庭，缴税金额为10
000澳元多一点。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把双收入和享用两次起征点的优势简化地概括成一
年节约1900澳元，或者一个星期省36澳元。这也就是说，经过我们长期的努力，单收入家庭
的缴税额，基本上和夫妻分开的缴税额差不多了。按税务经济学家的行话，我们现有的税收
制度，其实已经很接近于“夫妻共同”缴税了。
现在再来想想这个。按2004年联邦预算公布的结果，单收入家庭的净缴税额一年跌了1560澳
元，而双收入家庭只跌了600澳元。新近的变化把两类家庭的税收差距减少了一半，平均每星
期只差18澳元。在此一过程中，我们离“共同”缴税制度更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总理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对我们的税收制度做出如此根本性的
变革（从以个人为课税单位，转为以夫妻为单位），却又丝毫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呢？注意
到霍华德先生小动作的人不多，既是因为他使用了间接、累进的手段，也是因为他从未当众
承认过自己的用意。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对税务问题有发言权的专家，大多数是男性
—他们要么是压根没注意，要么就是认为此事压根不值得注意。少数女性税务专家早就注意到
了霍华德的小动作，可没人听她们的。
那么霍华德先生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引入了家庭税务补助金（family tax
benefit），然后一有机会就提升它的额度。为了履行选举承诺，他于1997年在国家预算中初
次引入补助金，2000年把它放到了GST税收改革方案当中，之后，又在2004年的预算中再度提
升补助金的额度—每个孩子补助600澳元。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补助金的最低额度，从一个孩
职业女性（3）
子每年补助600澳元，升到了差不多1700澳元。补助金的最高额度可达每个孩子一年4900澳元
。
这里有个窍门：要想申请补助金的家庭，要先做一个经济情况调查，而这个调查里的收入，
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定义的。所以，对于孩子尚未成年的夫妇来说，最终净纳税额（也即扣
除家庭税务补助金返还之后的纳税额）的很大一部分，不再按个人收入计算，而是按共同收
入来计算的。
当然，家庭税务补助金还有第二个部分：B部分。B部分的领用金额（现在一对夫妇一年可领
取2900澳元），不是按夫妻共同收入来计算的，而只算妻子的收入。而要想申请到B部分，妻
子的收入必须低到一个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