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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现在有些信息在网上被屏蔽了，您觉得中国现在舆论自由是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杨锦麟：和30年前相比是进步了，进步得有一些时候让我们吃惊。我昨天在云南和一个在青海劳改农场长大的孩子聊天，他不是劳改犯，他说他们那里关着劳改犯，有一个是偷了生产队半个南瓜，被判了八年半。你说的情况，跟30年前拆鱼骨天线差不多，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民智已开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如果不顺应民意和民心，任何一个消极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达到主观的目的和要求。我想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惧，因为是暂时的。网络时代虽然有“五毛党”，但是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只是消极的刹车板。老刹车，刹车板也会磨损，我坚信这些现象只是瞬间的过程，只是短暂的，我们的执政党一定会正视这个问题。谢谢。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1）
主讲：王则楚
时间：2008年3月29日
人物简介：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民盟广东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参政多年的王则楚享有“诤言者”、“明星委员”、“倔老头”的绰号，曾连续6年提案，最终促成政府取消广州洛溪大桥收费。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十七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很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不能只看到GDP的增长，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一直是由*来推动进行的。今天我们来回想改革开放的过程，很多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有所滞后的，可是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是伴随着，而且必须是伴随着解放思想和*制度不断完善，才能够进行的。
看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安徽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件事发生在安徽凤阳县，当时有人问我，这么大的变化怎么来的？我只是简单跟他说了一句，小岗村的变化，在当时只能讲是从“泥墙草顶的房子”变成了“砖脚泥墙草顶瓦边的房子”。“包产到户”这件事，安徽省委在1960年就开始搞了，但是紧接着就被批判，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广州，1961、1962、1963年这三年，那时高中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也有下乡的，后来在“*”中他们要把户口转回来，称为“6123部队”。那时香港正在大发展，需要劳动力，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那时“笃卒”去到香港，当时还因此发生了著名的“东站事件”，连副市长的车子也被推翻，人们在火车站拥着要到香港去。为什么？其实就是要开放。改革开放后，我们承认了这个事，所以我们就办了特区，可以跟香港自由来往，慢慢就推动了这件事。
还有，我们现在跟香港的一线关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是1953年。1953年之前我们去香港都是自由来往的。所以说，没有*，没有大家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这30年的成就。
刚才所说到的，我们的特区建设，我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呢？民众早就有了这种要求，但是，只有我们解放思想，把一些禁锢我们的东西打开了，民众的要求才能够取得合法的地位，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正式做起来。
公民政治参与，是监督限制政府的前提
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滞后的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在公权和私权的权力界限上，公权力过多侵犯私权力；二是在权利的诉求上，公利和私利也不平等。现在我国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块效率低下，而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两者之间，一个需求很强烈，一个供应很不足，矛盾非常大。所以老百姓经常“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因此，我们要关注民生、注重公共政策的参与，这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也是当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迫切的路径要求，应当沿着这样的路径扩大公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扩大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在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一项责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政府为我们的居民购买公共服务”的认识。消除两极分化，不是指财富大家占有的一样多，而是指消费水平不能差别太大。比如在新西兰，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的差别，可以是你有游艇我没有游艇，但是不能说你有房子我没有房子，不能说你有汽车我没有汽车。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2）
那么，我们的政府应该干什么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所谓政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人大、政协，或者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制度安排，使得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够制约政府，让它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如果政府自己想收什么税费就收什么税费，自己爱花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约束它，那么，政府就不会管这些事，它的驱动方向就是会加强这方面的剥夺。
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公路收费的问题，北京机场高速还要收30年，现在已经收12年了，再收下去，按照它的计算方法，要收到120多亿元，实际上建设总投入还不到4个亿。这是多少倍的利润啊？这就是一种政府对逐利的膨胀。广州的洛溪大桥，如果我们不盯着它，也会如此。
还有就是电价，有关部门都说居民电价要涨，这件事前年年底就要举行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的名单又不愿公布，我说不公布名单就不能算公开举行，结果后来又公布了。后来我就说，你们要慎重啊，因为居民用电在整个用电里只占15％左右，而且我们搞建设、搞革命，闹了半天，最终是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一点，那一点点电费还要在那里搞，我说你们要三思而行。最后一看，听证会也就推迟了。
人大有一项权利叫重大事项决定权，那什么叫重大事项？就是涉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共事件，不是说要投多少亿，搞什么建设，才是重大事项。民生无小事，就是要把老百姓的这些利益放在前面，通过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得我们的政府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小政府，这才是我们当前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要求。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若干内容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很多要求，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的，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头一条就是要把信息公开，信息都不公开怎么参与政治？而要真正参与，必然要对话，还要能够交换意见，不能够交换意见怎么参与呢？有了意见转达不上去，意见不能够进入决策层，决策后如何监督等等，这些都要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广东九江大桥垮了，专家很快评定说不是桥的事，那么也有专家说了，这个桥搭接台的那个缝差十个厘米，还能评优质工程？最后人家就不让他说了。接着管理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公开索赔，怎么计算赔偿金额？就说这个桥一年要收5000多万，6个月的维修期限得赔2600万。这才把它一年收多少钱说出来了。结果大家一算，桥的建设成本不过一个亿左右，两年就收完了，你还要收30年，现在还有18年没有收呢？结果它就来了一个说法，我报告了建设部，建设部批准了，1996年打上去的报告。好了，我一查，你是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要公布财务报表啊，它的财务报表讲九江大桥1994年收了5200万左右，1995年收了5600万左右，打报告的时候这个钱已经收完了，先斩后奏，这怎么合理呢？结果它成闷葫芦了，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除了政务公开，还应该要有新闻的自由表达，真实、及时、观点鲜明的新闻是我们获得知情权的有力保障。现在是某些政府部门死也不承认造假，比如说媒体对陕西“周老虎”的揭露，有关部门都已经把林业厅的副厅长停职了，但就是不承认造假。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我只要知道真实的情况而已，没有其他别的，假如认为这个都要限制或禁止的话，我们得问问你符合不符合宪法。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3）
自由结社和*选举是我们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础。有序政治参与总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吧，虽然不见得人人都会去表达，但总归得有一帮子人有这个要求的，合在一起，推选一个人处理，这就是结社的权利。二是有选举的自由。虽然我们也讲选举，也有的地方，比如说区代表是*的，县代表是*的，但是这个*也有协商等等，没有很好地去做。自由结社和*选举是一个基础，现在你要登记个什么社是非常难的，连业委会这些事都是不让你动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还有欠缺，应该推动。
协商博弈和投票博弈是我们整个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制度安排说得非常清楚，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权、任命权、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等四大权利。现在我们也开始开门立法了，也开始公开在报纸上征求意见，叫做立法听证制度等，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做过多年的人大代表，我觉得人大代表里能够真正看懂、了解公共财政政策的很少。人大首先得管住政府怎么用钱，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怎么把这些钱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因为政府的责任是这个。但是人大往往在这些方面欠缺，没有为老百姓看住政府的钱袋子。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选举，另一种就是协商，协商*是有我国特色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里非常重要的安排。但是，我们的政治协商的报告里常常有这样或那样的重要内容，但就是缺了协商的结果，最后，政治协商就像广播电台里讲过的，所谓“倾下偈”（粤语，意为对话）。这怎么行呢？协商完了，干还是不干呢？本来按照我们政协的章程，党委、人大、政府，包括各*党派、人民团体都有提出协商建议案的权利，我说，能不能协商一下广东省财政投入中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呢？我们协商一下，把这个事定下来，如果到了时间没有实现我追究你，但是没有。
/问诊中国发展*，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几点建议
最后简单说一下关于完善我们政治制度，保证我们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些想法。
第一，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方面，我觉得应该尽可能把能够*的人大代表实施好*。为什么叫实施好*呢？就是要把选区里的代表提名权用好。比如说你作为*党派，区的*党派可以向某一个选区提出自己在这个选区的竞选人，当然，党委也同样可以提，各个选区里的十名选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首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都没有提名，还想人家替你说话，那怎么办呢？说句实在话，深圳前几年有人站出来自荐选人大代表的，有一个选上了，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正好在那个选区，学生一大堆，选票多，选上了。过两年我听说人调走了，调离了这个选区，选区的代表资格自动丧失了，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必须把代表的*工作做好，而且一层一层地扩大，这是体现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提供给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有效渠道。
第二，要探索基层的行政首长选举，现在四川在探索镇长*，像这些都是要大胆试点，在适当的时候形成一定经验，再通过立法来推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4）
第三，我觉得现在政协的工作，应该把民众的民生问题提到政治协商的层面，不要把民生的事看成是小事，而是要把民生的事看成大事，放在政治协商里，然后各个政协委员，在他的界别和所在的人民团体和党派里，要勇于代表自己团体的利益，在协商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交换自己的意见，最好在政治协商上有协议。我以前在发言时就说过，《双十协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在新政协，由于我们已经协商好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决策权交给他，所以协商变成大家交换意见，这样也行，但必须要明确表达你这个党派的意见。民盟长期关注教育，而且主张教育均衡，那就应该强调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一定要占到多少比例，对教育应该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在教育投入上也应该有一个先后次序，这些事情就应该来协商，可以明确表示一个意见。
第四，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现在的基层*自治制度里有村民、居民自治，还有就是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要强化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推动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把居民委员会去行政化。居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街道要居民委员会干什么事，每干一件事都要付钱，而且街道、政府还要主动给这些居民委员会经费，因为你要向居民委员会购买公共服务，支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同样，村民委员会已经搞了几年了，现在看起来村民委员会的*氛围还是越来越浓了，前几天我去广州番禺石碁镇沙涌村，有几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说要干什么干什么，等于是选举前的拉票会，很有意思的，说明村民已经有这个意识了。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村民委员会要加强当选之后的决策*化，也就是决策的公开透明。
天涯社区：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话题，网络上关于*的讨论也非常活跃，*这样的话题总是让人心潮澎湃。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清末的宪政改革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推动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的动力在哪里？政府的动力在哪里？
王则楚：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到*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现在来谈*，是觉得这种*的制度安排会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里的交易成本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的这些成果，现在由于没有*，这种制度安排，就像民政部门的救灾款一级一级派下来是非常难的，如果有*的话，各级都能够很及时地把人民群众的这些利益诉求反映，而且交易成本很低就可以得到。因此*不是说单纯地讲我们应该怎样。
推动发展，我主张在政治制度上要用实践推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监督也贵在实践，你都不去做，你都不去推动它，那是不能够做到的。现在我们既然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岗位上，你就应该能够反映老百姓的意见，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荣誉或者是安排，那你就不能通过实践去推动这项制度的完善。所以我认为推动*、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要依靠现有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用实践去推动它，包括区的人大代表的*，我主张多一些人自荐、多找一些提名。
发展民主，推动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5）
现场提问：王老师，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有权的、有钱的也欢迎和谐社会，而普通老百姓为生活所迫，打工仔想改变命运，这两个方面的人怎么来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王则楚：中产阶级占主要部分的社会，才容易和谐，因为有财产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走极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在于很多要改变命运的这些人，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活下去，而且活得稍微还要有一些滋味。因此要通过公共政策，使他们活得好一些。当然中国是千差万别，很多地方确实很难，全部由国家统筹也是不行，比如说教育问题，你说我们要承担那么多外来工的教育，但是地方财政是不可能的。有人向全国提出来，希望全国发教育券，外地的人要过来带教育券就可以，但是这个事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国家向发达地区征收的税收、拿走的钱多，对于欠发达地区可能拿走的钱少甚至还要贴钱，各方面的税制安排不一样，所以还是决策博弈的过程还不够公开和透明，我希望各方面的利益能够表达它的诉求，在表达诉求之后大家在这个地方能够协商，能够表决一些具体的事，才能够促进。两个方面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到最后能够解决。公共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些方面来调整。
现场提问：王老师您好，有一种说法，*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双刃剑，也有一种说法*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到底要什么样的*，才能实现比较好的希望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两千年前，中国在全世界应该说都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我们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专制主义可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说明中国太有专制的土壤了而长不出*之花？现在不光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文化上是不是有需要根本革命的地方？谢谢。
王则楚：你讲的这两个问题都是讨论非常多的，*是制度安排，它也是双刃剑，有好的也有坏的，*需要付出成本。当然最终大家同意的意见，*它不是最优的，但是它不是最坏的，它可以避免一些很坏的事情发生，就像是过去大家讨论的那样，“*”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制度下发生的，像前苏联的“大清洗”不可能在*制度下发生。至于说别的进一步再优化，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企业很可能就需要果断的决策。
你讲到文化方面的事情，确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建立专制社会，是由于它长期是在农耕的经济状态里，甚至每一次中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或者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都受到了落后民族进来之后继续发展农耕。宋代、明代、清代等等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到商品经济。我们的商品经济是刚刚建立，三十多年我们的市场经济，锻炼到今天的公民意识。比如很多人问我，你提那么多意见不怕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