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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还没有孔子幸运，他没有可资炫耀的门第，擅长制造机械，属于能工巧匠之流，所以没有学术上的背景；但也有人推究，认为他可能曾受业于儒家，不过却反感儒家的礼仪太繁琐，而且因为礼节庞杂劳民伤财，自立一家之言。墨子力行节俭，行事朴素，所谓“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后来经常到鲁国，找上门去与儒者辩论，也喜欢周游列国，向诸侯自荐自己的治国之道，结果也像孔子那样终无所成，连连碰壁直到老死，连小官都捞不着。墨学彰显之后也开始广授门徒，几乎仰仗学费度日。萧公权先生就说过，墨子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孔子，而墨学也是平民化的孔学。区别虽然有，但其根本精神大体上还是相通的。
“法治派”实则出于君权扩张之需。其时，封建天下崩溃，天子被各地诸侯架空，维系社会的纲纪也宣告失效。权臣篡位，卿大夫欺君凌主；宗法败坏，士民阶层混乱相杂。尊君思想与法治思想于此发轫。尊君权任法术，成了皇权专制前夕颇为流行的思想，法家有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人，而商韩是代表。虽然各持己见，但都以刑法为准，明法饬令、严刑重罚、强国尊君。。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儒家：教化为上（3）
“无治派”则是道家老庄，他们或辞官退隐，或终身不仕，流传事迹非常之少；但其思想仍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与儒墨两家相提并论。晚周“无道”之时，列国侵夺篡杀，贵族骄奢淫逸，苛政甚于猛虎，法令多如牛毛……老子深信世乱的根本，不在乎制度的好坏，而且制度本身“不足为治”。老庄的政治思想看似消极，其“无为”的政治哲学是怀疑政治的效用，肯定个人的价值，与人治、法治两派势不两立。“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庄崇尚清简之政治，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秉承自然无为的政治理想。
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其传播的范围各有大小，后世所获得的尊崇地位也有云泥之别，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此消彼长。相互之间也各有渗透。总的说来，儒家思想最初还只是靠边站的角色而已，法家可资霸业，道家惠泽民生，先后被各国君主采纳，而儒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被董仲舒极力举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了第一次复兴，奉为正统只是为了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后来又在宋朝再次复兴，绵延至明清两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围剿一时，声势渐衰；上世纪40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倡导尊孔读经；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今日国学翻身之际再度扬眉吐气。
儒家推崇的是贤人政治，或者说是君子政治，看重的是个人的德行，要的是国家的道德榜样，所以像颜回、公冶长以及南宫适那样亦步亦趋、谨小慎微、少言寡语、貌似老实巴交而且深谙“温良恭谨让”的道德先生都可以得到孔子的口头褒奖，这和当代所提倡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样，希望以此表率重塑社会，宣扬的就是一种教化功能。
柏拉图：精英治国
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几乎同时交相辉映的则是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之前，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下衰亡了数百年，文字记载突然中断，文化也为之倒退，沉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因为缺乏文字记录，也没有遗存下来的实物，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口耳相传或者虚构的史诗来推断其间的社会状态。――这有点类似中国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味道。毫无疑问，神话以及口头传说同样充斥在当时古希腊人的周围。
公元前800年，原本氏族或部落的村社所形成的城镇此时逐渐成了城邦，而且遍及了希腊全境。与此同时，贸易突然复兴（史学家也没有弄清其中的原因），希腊文字的发明使文字记录得以流传。当尚武的斯巴达人征服邻近的地区之后仍然保留着两位世袭国王――战争时则推选其中一名率军作战，平时则依靠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三大机构决策所有的事务――只对斯巴达公民实行直接民主而提防广大属民之时，主宰雅典的世袭贵族已经因为一个名叫梭伦的商人产生了新的民主原则，富人成了治理城邦的主角，而穷人也有了一定的否决权。
不过，梭伦的改革没能完全安抚世袭贵族和贫民阶层，雅典的民主被专制权力夺去，直到贵族克里斯梯尼联合贫民阶层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为止。此举在雅典催生了一个依地区而非氏族部落选举执政官的制度，改善之后最高权力归全体男性公民大会，而所有约占四分之三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仍然排除在外。――连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觉得这种民主就等同于乌合之众。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混战了一场。之后，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建立了霸权专制。此后，几个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到了公元前371…338年，希腊的所有城邦在军事和政治上均告衰落。实际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社会道德普遍堕落，城邦制度的弊端也暴露得相当彻底，比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小82岁的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觉得自己就应该像一只牛虻那样，毫不客气地针砭城邦之弊，担负起教化民众、改善他们灵魂的使命。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著书立说，也没有留下什么可资宣扬的东西，倒是可以从他最卓越的弟子柏拉图那本西方最早的政治学著作《理想国》里看到一些影子，譬如道德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家首要的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使他们有知识和教养，追求善；甚至同样也主张贤人政治或专家政治。 。。
一、儒家：教化为上（4）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工匠家庭，母亲是助产婆。因为家里有较为充裕的收入而不必为生计去教书，一生参加过两三次战役，也抽签担任过雅典议事会的成员。平时多半喜欢在大街上、闹市中以及朋友圈里侃侃而谈，话题颇多，也喜欢对雅典的政治弊端发发牢骚。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战败了的雅典紧接着又陷入了内讧，民主派别的执政者挟私报复，认定他对城邦有威胁，就找了一个“腐蚀青年，宣扬新神”的借口宣判了他的死刑，朋友们执意要安排他逃跑，他倒决定接受公众的判决，喝下一杯毒药后死去。――苏格拉底最终还是死在他自己认定的乌合之众的民主手中。
柏拉图的身世倒与孔子类似。望族后裔，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因为亲戚朋友的关系，他也有过参政的机会，但恩师居然被一个自诩为民主的派别处死，这使他觉得民主并不可靠，财富或者世袭的头衔都不能让人恰当地执政，而应该让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拥有最卓越才智的哲学家来治国，这就是“哲学家治国”。柏拉图鼓吹的是精英治国论。既然要“以智治国”，像农民、工匠、商人等大多数人都应该由智力优越的人来“监护”，那么，最后的监护人就只有哲学家了。哲学家和军人阶层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不得有家庭，妻子和儿女一律公有。因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婪的根源，而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品性的堕落就是政治的败坏。不过，哲学家治国又需要由谁来监护呢？柏拉图自己也无法回答。所以，后人评价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柏拉图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倒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比他清醒一点，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
游民文化：儒家思想的致命空档
春秋时期和古希腊时代的政治思想在最早的源头上几乎都有类似的经验，那就是特别强调执政者的道德与品性，柏拉图还在乎治国者的超人智慧。不过，古希腊的智者家里都有商业贸易上的积蓄，大概没有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而像孔子这样的智者倒是开启了乞食于执政者的千年传统，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紧密依附于历代政权，并不耻于接受嗟来之食。到了后来，恰好可以和科举制度一拍即合，顺延了历代王权，成了御用的文人阶层。其自创的思想文化界定了社会却束缚了自己――当然，除道家以外。然而西方倒有一些向政府叫板的传统，恐怕还是因为有商业贸易上多年的积累，家境富裕，基本上可以不必汲汲于生计而从容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此后，中西方的政治思想路径各异，前进或倒退也就有了各自的面貌。不过，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了儒墨道法四家的思想底色，应该疏而不漏了吧？但是照样很难解释，朝代更替依旧频繁流转，一治一乱风云际会，这其中究竟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儒家思想锁定的是君子政治，自己也培养正人君子和文人学士，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谓“官师之学”，学习如何做官。虽然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向学生传授的就是一些做官必备的技能：诗书礼乐。也就是“君子之学”或“仕进之术”。其门徒除了声名赫赫的“四科十哲”之外，还有樊须、公西赤、有若、曾参、颛孙师等五个弟子。其中樊须就相当另类，不但脾气类似子路，而且重农，喜欢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地，孔子对此特别讨厌，一转身就讥讽其为小人。
然而，这一阶层多半出身微贱，既然要从田野市井之间跻身于卿相士大夫之列，谈何容易！春秋时代，周朝的世卿制度虽然已经崩溃，但阶层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满口仁义道德之言恐怕也就无法吸引弱肉强食的诸侯君主，难与法家门下的功利之士匹敌，更不能赳赳于战国七雄之间。直到汉代有了察举制度，唐代以后有了科举制度，儒生的命运才终于有了显著改观。
反观墨学，正是因为它的平民色彩，导致了它最终消亡的宿命。有人说，墨学亡于秦朝末年，因为法家得势，儒墨两家都靠边站了；到了汉代初年，只有儒道法三家互争高低。也有人说，墨学直到汉武帝时才没有了显学的地位，退出了功利之士间的角逐。实际上，墨学一派独自消亡，是因为秦代吞并天下，诸侯都已被消灭，皇帝一人独尊，没有了战争，那它的尚同非攻之说派不上用场了；而且秦始皇逐个消灭诸侯之时，搜罗的金银财宝、美女都搬进了自己的后宫，骄奢淫逸大享其乐，墨子的节用、节葬、非乐等一套主张也被抛进了垃圾堆；此外，封建宗法社会崩溃，世卿将相随之绝迹，力除阶层界限破格启用能人的尚贤之举也成了摆设……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墨家之学一成不变，所谓“墨守成规”就是这样来的，至少与此脱不了瓜葛；再加上它自身的平民色彩而不自绝于世才怪呢！ 。 想看书来
一、儒家：教化为上（5）
儒墨两家思想偶有混杂之处，往往也被后世学者相提并举。坦率地说，墨学中的兼爱尚贤等论也依附在儒学的身上得以流传，儒学可以与时俱进，与世俯仰，或者说，它可以随波逐浪而没有愧色。既然师门有训要做“君子儒”，农桑之事乃小人所为，那么儒家的君子政治鄙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在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潜隐而庞大的游民社会。他们不仅与儒家传统无缘际会，也与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共戴天。他们流窜于民间，不仅随时随地主宰了整个中国，甚至鲜血淋漓地改写了中国的大半部历史，而且时不时地跳将出来一统天下。历朝历代，被游民撼动王权根基，改朝换代的事太多了。
游民社会在君子政治之外，当然不可能见之于历代官史和传世的文献之中，但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恰恰就暗藏于此。游民意识杂乱无章，与儒家道德也完全两样，因为游民没有身份，也没有社会地位。更主要的还在于，既没有什么本钱读书做官，又缺少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而且还没有特别像样的谋生技能；但游民本身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于世上，一点也不比士卿官宦的历史短。游民总是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甚至可以说，没有游民就没有了政府管理，治国之道更是无从谈起。不过，《礼记》还是最早提到了“游民”，《管子》又称游民为“游食”，商鞅则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就是说他管辖下的民众里面种田的少而游手好闲混饭吃的人太多了。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都有家国同构的传统。也就是说，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制度也就成了国家的组织原则。先秦以后，郡县制就使得王朝政权成了组织型的等级社会，朝廷命官也往往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就是民间社会了。组织型社会的管理成本太高，所以县以下就由家长统治和血缘联系为主的宗法制度包揽了一切。如此一来，皇权王朝统治者就大致对整个社会实现了较为有效的国家控制。
儒家文化全面安排了人生秩序的进阶之道，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不过总有许多读书人一辈子失意于仕途，布衣卿相之梦遥不可及；而除了一点知识学问，道德上并无太大的长进，又没有什么谋生技能。一旦天灾人祸爆发，稍微被人鼓动一下，他们迟早也会加入到流民或者游民的群体中去，就成了游民中的文化人，摇羽毛扇的角色。游民中的领袖人物与脱离了仕途的文化人携手结盟，社会###就足以摧毁一切皇朝专制政权了。
周文王时代的法律就已经规定了要对流亡者（大多数是奴隶）大加搜捕的律条，而且严格处置。――看来名声较好的所谓贤明君主也不过如此，那么先秦以后的皇权专制变本加厉的暴虐程度就更不用提了。如果君主不肯自我约束，或者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那这种暴君政治就会派生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官吏腐败、严刑峻法……诸多问题，一旦民不聊生之时，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游民、流民就会啸聚山林，揭竿而起，国家陷入暴民乱治的局面。
毫无疑问，以往的制度被砸碎之后，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随之主导一切。若干年的派系混战之后，人口剧减，土地荒芜，新的朝代再度开始，然而暴君专制并没有多少改变，重复前朝的所作所为，直到暴民乱治再度上演。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王朝就一直深陷在“暴君政治——暴民乱治——暴君专制”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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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1）
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很不得志，一生的事迹不外乎教书、做官、编著三项，大半辈子还只是一介学问中人。据他自己说，教书是从30岁开始的。教了几年就有了一点名气，特别想弄个官来做做，也可能是平生偏偏有齐家治国的情结。第一次周游列国，运气不好没人理睬，只好回到家里继续打理自己的老本行。一直教到了50岁，终于有人上门邀请了，尽管聘礼只是一头小猪。孔子矜持了一下，就顺水推舟做了4年，算得上进了士大夫之列。做了几年官可能有了一点个性，刚刚有了一点擅自做主的职权，结果却把职位弄丢了，只好再次周游列国，四处寻找做官的机会。这次奔走在几个国家之间，疲累倒不算，小命还差点丢掉了，最后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在孔子自己看来，空有一身本事却得不到明主的青睐，真是老天没长眼。不过，极其短暂的做官生涯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少言寡语、谨慎于行。――这多半体现在他对弟子颜回的表扬上，而且表扬得几乎毫无道理可言。
礼仪行止，复古从周
“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怅怅乎其何所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飨，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礼记·仲尼燕居》
周代周天子最初对各诸侯小国还是有一点道义上的牵制，所以有一套祭祀传统和交往礼仪――“周礼”――来宣示他与各个诸侯之间的亲疏、上下等级差别。相互间也可能有一些约定，譬如定期的朝贡，以及危急时的“尊王攘夷”……借此来协调彼此，但它究竟对诸侯还有多大的束缚力就很难说了，一开始皇亲国戚之间肯定还得讲一点面子，两三代之后恐怕就没人买账了，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诸侯群起、自己遭受挟持和羞辱而苟延残喘的结局。
春秋之末，天下大乱。周天子大权旁落，没人理睬，诸侯们纷起争霸，当然也就不管什么伦理纲常了。孔子很想替人重整乾坤，自己也觉得有一套治国施政的理念，而且特别不想甘居平民，混同于一般的市井小民，想以道德学问取得晋身之阶。所以他对仕进致用之术下过一番苦功，事事不耻下问。实际上，孔子的这一套就像现在的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业务那样，可以帮助王权提升政府机构的管理水平；只不过自己并不是收点咨询费就算了，而是想谋得一官半职。
孔子既然标榜自己是殷商的后代，想必也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托词。商周时代以来官府就有的史官文化传统，到了春秋战国已经无人维系，散落到了民间，――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饱读史书而又不耻下问的孔子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如鱼得水，开创了民间办学的先声，将先前官家一手把持的王学转变成了私学，传授给弟子们的都是一些君子必备的礼仪。既然周代王朝已经分崩离析，现成的规矩又无从说起，那周代的王室礼仪就成了孔子布道的教材范本了。
按照儒家自己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