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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存款不足而使支票被人退回，这一直令他惊恐不安，因为他深信诚信是做人和立业之本。后来他一再告诫我和姐姐理财的最高指导原则是“量入为出”。他认为靠信用借贷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背负许多债务。在我的家庭里永远不准任何人使用信用卡买东西。父亲的这个想法有点超越他的时代，他预见靠信用卡买东西会使人逐渐丧失用钱的责任感，并认为这种松散的信用制度终将普及而且会伤害整个社会。许多消费者误以为这张小塑料卡片像银行的现金一样，结果后患无穷。
父亲过去常告诉我：“即使你在学校里向小朋友借两毛钱，也要把它写下来以免日后忘了还人家。”我后来常想假如他还活着，看到我在1981年为克莱斯勒的生存而贷款，不知会有何反应。那回贷款可比两毛钱大多了——总共大约12亿美元。虽然我曾想到父亲的训诫，但我又觉得这笔贷款即使不写下来，我也会牢牢记住的。
民主党与共和党
有人说，人们以钱包（收入多少）为指标来投票。父亲的政治观点自然也随着他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是民主党，大家都知道民主党是市井小民的党派，主张人人只要努力工作、不好吃懒做，就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教育子女。而在经济大萧条来临以前和结束以后，我们颇为富有，所以是共和党，毕竟我们曾经辛苦工作，应该有权拥有自己积累的财富。
长大之后，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过程。我在福特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我是共和党。我接手克莱斯勒的时候，几十万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实际上民主党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假如克莱斯勒危机发生在共和党执政的时期，那么你还来不及呼救公司就垮了。
每当家里发生不顺利的事情，父亲总会在我们身边给大家打气，使我们重振精神。他是个哲学家，讲过无数颇有哲理的格言。他最爱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每个人在生命旅途中都必须承受一些悲伤与痛苦，而且唯有经历了痛苦才会了解快乐的珍贵。我在学校考砸了或受到了挫折，他总是会这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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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庭（4）
他不喜欢看到我们不快乐的样子，总会想办法让我们快乐起来。每当我烦恼的时候，他就说：“告诉我，你上个月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去年呢？看！你根本记不得了！或许今天让你烦恼的事并没有这么糟，忘了它，迎接明天吧！”
在恶劣的状况下，他也是乐观者，每当事情一筹莫展之时，他总会告诉我：“耐心等待，太阳总会出来的，一定会。”许多年以后，当我企图挽救克莱斯勒免于破产命运的时候，我忘了父亲那些鼓励的话，我只抱怨：“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哪里？”
父亲从不让我们向绝望投降。我承认我在1981年曾不止一次绝望地准备放弃，但回想起父亲常说的“逆境终有过去的一刻”，使我坚持了下去。
能跑为什么要走
父亲是个要求敬业精神的人——不管做任何事。假如我们去餐厅吃饭而服务生态度不好，他会在用完餐后叫她过来，发表他的标准说教：“我将给你应得的小费。请问你为什么做事的时候显得这么不愉快？有没有什么人强迫你来上班？你板着脸孔等于告诉别人你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们想出来愉快地享受一餐，结果被你破坏了气氛。假如你想做服务生就应该努力做个全世界最好的服务生，要不然就换个工作。”
在他经营的餐厅里，他会立即辞退对客人无礼的员工，他说：“不管你多么优秀还是得请你走人，因为你把客人吓跑了。”他真是一针见血，我想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华也不能恣意无礼。
父亲一直提醒我要享受人生，他自己也这样做。不管他多么努力工作，都一直为自己保留充分的休闲时间，他喜欢打保龄球、玩扑克牌，喜欢佳肴、美酒，还特别喜欢交朋友。他和我的许多同事都成为了好朋友。我在福特公司的时候，他认得的公司里的人恐怕比我认识的还多。
1971年，也就是父亲去世的前两年，我为父母亲结婚50周年纪念准备了一个大宴会。我请我在美国造币局工作的表弟铸造了一个金牌，一面是父母亲，一面是他们在意大利结婚的小教堂。每位来参加宴会的客人也都赠送一块雕刻同样图案的铜牌。
那年末，我和太太带父母亲回意大利老家，看望他们的亲戚和老朋友。这时我们知道父亲得了白血病。他开始每两周换一次血，而且体重一直在减轻。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小时找不到他，我们担心他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或晕倒在哪儿。后来我们在一家小店找到他，原来他正兴奋地为他所有美国的朋友买陶器纪念品呢。
直到1973年他去世以前，他仍不忘享受人生。他虽不能像以前一样尽情跳舞和吃喝，但他的确非常勇敢，而且表现出了坚强的求生意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自己和我们都很痛苦，看他如此瘦弱实在令人心痛。
现在回想起父亲，我只记得他是个具有大无畏精神和无穷精力的人。有一回我在棕榈泉主持福特经销商会议，也邀请父亲一起去度假。当会议结束后，我们有几个人去打高尔夫球。父亲从来没有玩过高尔夫球，我们请他也一起来玩。
0当他击出球以后，他便跑着去追球，已经70岁高龄的人却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兴奋地满场飞。我不得不一直提醒他：“老爸，慢点，高尔夫球是走路的游戏。”但我的父亲总会说：“能跑的时候为什么要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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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生时代（1）
正确的想法和习惯必须在人生早期培养，否则必是积习难改。
我一直到11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意大利人，在那以前，我只知道我们来自某个国家，但并不知道它的名字，或在哪里。我记得自己曾在欧洲地图上寻找“意大利佬”这个地名。
在那个时候，特别是住在小镇里，我们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意大利人。阿伦敦的居民差不多都是荷兰人的后裔，我小时候因为与众不同而受了不少欺侮。我有时和嘲讽我的人打架，但总是记得父亲的警告：“如果对方比你高大就不要还手，用头脑不要用拳头。”
比萨饼事件
很不幸的是，歧视意大利人的不仅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儿童，甚至有些老师也暗地里叫我“小意大利佬”。对我的种族歧视在1933年6月13日，也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达到了顶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6月13日是圣安东尼日（StAnthonysDay），这天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日子。我的母亲名叫安托瓦妮特，而我的中间名就是安东尼，每年的6月13日我家都会举行一个大宴会。
为了表示重视，母亲总会烤比萨饼。母亲做的比萨饼即使不是全世界第一，也是全美第一。
那年，我们与亲朋好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以往一样准备了一大桶啤酒。虽然当时我才9岁，但只要是在家里，并且是在严格监督之下，我也能获准喝几口。或许这就是我在高中及大学时从不沉迷饮酒的原因，在我家喝酒（通常是家庭酿制的红酒）是准许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必须有节制。
当时比萨饼在美国没什么名气，虽然如今比萨饼已成为汉堡和炸鸡之后美国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但那时除了意大利人之外，没人知道什么是比萨饼。
第二天清早，我开始向同班的小孩炫耀：“哇！昨晚我家举行了一个大宴会。”
“真的？什么样的宴会？”
我回答：“比萨饼宴会。”
大家开始哄堂大笑：“比萨饼宴会？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怎么那么土？”
我说：“慢点，你们不是都喜欢吃派吗？比萨饼就是一种派啊，它是番茄做的。”
我实在应该早些住口才对，这下子他们可捉到把柄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比萨饼是什么，但他们认为只要是意大利人的东西，就一定不是好东西。还好比萨饼事件发生在学期末的时候，过了一个暑假大家就把它忘了。
但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家伙是吃松软的派饼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讥笑过他们早餐吃蜜糖派。去他的！现在美国街头到处林立的是比萨饼店，可不是蜜糖派店！但是对于一个9岁的小孩来说，即使知道自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也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
我并不是班上唯一被欺侮的小孩，还有两个犹太儿童，我和他们很好。一个叫华莎，她永远在班上考第一，我通常考第二。另外一个小孩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儿子，他戴黑色小帽，他们家在阿伦敦备受歧视。
其他的小孩仿佛当他们两个是麻风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以前我还不懂，到三年级以后我才慢慢明白意大利小孩比犹太小孩高一等，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一直到我上中学为止，在阿伦敦我从来没见过黑人。不公平的体验
小时候受到歧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创痛。很不幸，离开阿伦敦以后我看到了更多偏见和歧视，他们不再是学童，而是汽车业有权有势的大亨。我在1981年任命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为克莱斯勒的副董事长，后来才知道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命使他成为第一个升任三大汽车公司高级经理的犹太人。我不相信过去没有犹太人够资格登此高位。
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儿时的经历迫使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情世故。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学校选举纠察队长。纠察队员都挂有白条银灰的条带，纠察队长和副队长则穿特别的制服而且戴特别的徽章。小学时代的纠察队长就和高中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样出风头。我很想穿队长的制服，便决定去竞选。
第二章学生时代（2）
选举结果我以20票对22票落选，我非常失望。第二天下午我去看周六下午场电影，前排坐着我们班上长得最高大的同学，他转过身来看到我说：“傻瓜，你落选了。”
我说：“我是输了，但你为什么骂我傻瓜？”
他说：“因为班上只有38个人却有42票。你连算术都不会吗？”
原来我的对手多塞了几票。我回去告诉老师有些同学投了两票，她告诉我不要再提这件事，她不愿再生风波，就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了。这件事对我有深远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人生并不是永远公平的。
除此之外，我在学校非常快乐。我是个用功的学生，许多老师都很喜欢我，常叫我去擦黑板、清理黑板擦或敲学校的钟。如果你问我上大学及研究生时老师的名字，我说不出三四个，但我仍然记得在小学及中学教我的老师的名字。
在学校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表达自己。我的九年级老师罗伯特小姐要求我们每周一早上交一篇500字的作文。周复一周，一年之后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写作来表达自己。
她常利用《读者文摘》上的词汇游戏让我们做当堂测验，这促使我养成了阅读每一期《读者文摘》词汇测验的习惯，至今不变。
经过几个月的测验下来，我认得许多字词，但我还是不会造句。这时罗伯特小姐开始教我们即席演讲，我的表现不错，后来我加入了由拉丁文老师指导的辩论队，从那儿开始我学会了演讲的技巧以及如何做即兴演说。
起初我非常害怕，全身都不对劲。一直到今天，每当演讲之前，我还是有点紧张。但在辩论队的经验对我十分有益。即使你装了满脑袋的好主意，假如你不能让人了解，等于没用。在你14岁的时候，没有比辩论“是否应该废除死刑”更能培养演讲技巧的了。1938年时这是个热门的话题，我为了这个题目从正反两方至少各做了25次辩论。
风湿热带来的转变
第二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得了风湿热，第一次感到心跳加重，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跳出来了，我几乎吓昏了。医师说：“别紧张，上面放个冰袋就行了。”我很害怕：“把那些冰块放在我胸口上干什么？我一定快死了！”
那个时候风湿热确实能致人死亡，我得吃桦皮丸来消除关节的感染。因为药的酸性太强，我每15分钟还得吃止酸丸以防止呕吐（现在已改用抗生素了）。
风湿热有伤害心脏的危险，我还算幸运，虽然体重轻了40磅，在床上躺了6个月，但还是完全康复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关节固定板——用来减轻我膝盖、脚踝、胳膊肘和手腕关节的剧痛。这种原始治疗法的确能降低关节的痛苦，但却让你的皮肤像三级烧伤那么疼痛。
在生病之前，我原是棒球好手，也是纽约扬基队的球迷，那几位意大利后裔球员是我的偶像。和其他小孩一样，我梦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职业球队，但这场大病让我完全转变了，我放弃了体育运动开始玩象棋、桥牌，而且特别喜欢扑克牌。我现在还是喜欢玩扑克，而且经常赢，这个游戏可以让你学习如何去利用机会、何时该放弃、何时可以唬人。（这几招在日后与工会艰苦谈判的时候都派上了用场！）
最重要的是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爱上了阅读，我废寝忘食地读任何拿到手上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约翰·奥哈拉的小说，我姑妈带给我《在萨马拉的约会》（AppointmentinSamarra）这本书，在那时被视为相当黄的书。我的医生在我床上看到这本书非常生气，他觉得一个心脏衰弱的年轻人不应该看这样的书。
许多年后一名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碰巧提到了这本书，她于是问我这本讲企业管理的小说是否对我将来选择事业造成了影响。天啊！绝对没有！我唯一记得的是这本书使我对性产生了兴趣。
我想我在学校也是很用功读书的。我在高中几乎每年都名列前茅，而且数学都考到优等。我参加了拉丁文俱乐部，成为三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并得奖，但往后40年我从未用过拉丁文！不过懂得拉丁文帮助我认识了更多英文词汇，而且我是少数能在周日弥撒听懂神父说什么的小孩之一。后来约翰主教改用英语做弥撒，我从此再也用不到拉丁文了。
第二章学生时代（3）
热衷课外活动
做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虽然很重要，但是还不够。我一直热衷于课外活动。在高中的时候，我在话剧社和辩论社都很活跃，病后我无法再做剧烈运动，只好去当游泳队的“经理”，就是帮忙递毛巾和洗刷游泳池。
我七年级时开始热衷于爵士乐。那个时期流行大乐队（DigBand），我和几个朋友每个周末都去听大乐队演奏，通常我只是听听音乐而不跳舞。我的爵士舞跳得很不错，我曾去阿伦敦的帝国舞厅和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阳溪舞厅跳舞。赚了钱以后，我也溜进纽约的宾夕法尼亚旅馆或庞普登路上的草溪夜总会去玩。那段时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我订了热门音乐杂志，而且知道每一个主要乐队成员的名字。
那时我开始吹萨克斯管，我甚至被学校乐队找去当第一喇叭手，但我为了“政治”放弃了音乐。我希望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当班长，结果如愿以偿。
我在九年级的时候竞选全校学生会主席，我的好友吉米当我的竞选经理。他极聪明，为我设立了竞选组织。结果我获得压倒性胜利，我实在太兴奋了，得意忘形，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然而选上以后我就与选民疏远了。我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开始神气起来，我那时还未学到沟通比一切都重要。
结果第二学期我就落选了，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为了学生会而放弃音乐，但却忘了友善对待别人，使得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给我在关于领导方面上了重要的一课。
尽管我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但我毕业时仍在全年级900多人中名列第12名。父亲的反应是：“你为什么没考第一？”由此可见他对我的期望多么高，听他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我留级了。
在我念大学以前，我在阅读、写作和公开演讲等方面已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有好的老师教导加上自己专心学习，具备这些技能可以使你前程远大。
后来我的孩子问我选择课程的事，我总劝她们把文学根底打好，虽然我知道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记那些与南北战争有关的时间和地点，最重要的是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
未曾参战的内疚
在我念高三的时候，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使我们都义愤填膺，一夜之间美国被惊醒，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从那次危机中，我懂得了：唯有大难当前才会使人团结。
1941年12月，我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入伍保卫祖国。非常有趣的是，几乎致我死亡的病可能也救了我的性命。我的体格被评为戊等缓役，使我不能参加空军。虽然我身体状况甚佳，但陆军也不要有过风湿热病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有病，一两年后我为了买人寿保险做首次身体检查，医生对我说：“你这个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到海外作战？”
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征召入伍，许多人战死了。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1942年毕业班同学入伍受完训后，就横渡大西洋赴欧作战，在那里德国人正痛击我们。现在我有时翻阅高中毕业纪念册，也不禁悲伤地摇头叹息，实在很难置信那些阿伦敦高中毕业生为了保卫民主而战死沙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不同，年轻的读者可能无法完全了解那种国家最需要你而你却无法尽力的内疚感。那时大家的爱国心高到极点，我最想当飞行员，驾驶轰炸机到德国对希特勒和德军轰炸报仇。
在战时被缓役是件不光彩的事，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二等公民。我的大部分好友和亲戚都去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觉得仿佛自己是美国唯一没有参战的年轻人，所以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埋首苦读。
那时我已表现出对工程的兴趣，我也开始注意以工科著名的大学。我最向往的是普渡大学，我申请奖学金结果没成，令我大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