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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说：“他不是个坏人。”真是水门事件的重演，洛伦茨出来顶罪，老板再给他回报。
新闻界这回还是对亨利很客气，法庭也是一样。几年之后我还为这件事被司法部传去作证，亨利却没事，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躲过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宣布1974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损失为1200万美元，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比起汽车业1979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营业状况，仅有1200万美元的损失已经是值得庆幸的事了。
但这是福特汽车公司自1946年以来首次有营业亏损的一季，因此除了健康不佳和摇摇欲坠的婚姻之外，亨利还必须为公司营业状况担心，这使他比以往更偏执、更不讲道理。
后来亨利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智。在1975年4月10日我们每月一次的董事会上，我主张把我们1974年末季的股利减少02美元，以应对营业损失，这样公司一年可以节省7500万美元。
但同时亨利却把董事的年薪从4万美元升为47000美元。我猜他是想收买董事会让他们保持中立。
4月底我们宣布1975年首季税后净亏损1100万美元，我们已经是连续两季亏损。
亨利的情绪这时已开始失去控制，7月11日，他终于发作了。
他召集了500名公司的高级经理开会，事前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甚至也没有通知我这次特别###的目的何在。
等每个人在会场坐下以后，亨利开始演讲，他说“我是这条船的船长”，并说我们高级经理的经营方向大错特错。我是总裁，自然心里有数他的矛头指着谁。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亨利的讲话毫无重点、没有条理而且互不连贯。大家出来以后都议论纷纷，不知所云。
一团混乱
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怀疑亨利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每个人都很紧张，整个公司都停顿下来，大家没有人做事，反而急于想了解亨利准备做什么，以及他们该如何自保。
虽然新闻界还不知道这一团混乱的情形，但我们的经销商已经感觉出来事情有点不对劲。1976年2月10日，在拉斯韦加斯举行了福特部门经销商会议，会议记录上这样写道：“福特汽车公司的领导阶层似乎都忙于钩心斗角，领导者无法有效地指挥……亨利·福特二世的领导实在无法满足经销商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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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3）
经销商同时表示，他们对公司缺乏新产品非常关切，他们感觉福特汽车公司已落于通用汽车之后。
在我和亨利斗争的过程中，经销商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但这却使事情变得更糟，经销商每一句支持我的话都使亨利火冒三丈。福特汽车公司并不是民主团体，因此大家支持我，使亨利视我为危险人物。
但上述的所有事件比起那年所发生的真正大新闻来还是小巫见大巫。1975年秋天，亨利传唤采购副总裁伯格莫泽，严厉质问他关于我们和比尔·富盖齐做生意的事。富盖齐在纽约经营租车和旅游公司，同时负责安排我们经销商的奖励活动。
亨利问伯格莫泽：“你是不是怕富盖齐？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出什么事？”
不久后亨利叫我进去，他说：“我知道富盖齐是你的好朋友，我正在全面调查他。”
我问：“有什么问题？”
亨利说：“我认为他和黑手党有牵扯。”
我说：“别开玩笑了，他祖父在1870年就开始从事旅行业务，并且我曾和他以及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一起吃过饭，他来往的人没有什么不当。”
亨利说：“这我不清楚，他有一家租车公司，而租车公司和运输公司一直是黑手党的大本营。”
我说：“你是开玩笑吧？假如他与黑手党有瓜葛，为什么他赔了许多钱？”这句话似乎并不管用，于是我改变话题，提醒亨利当初罗马教皇访问纽约时正是富盖齐的安排，才使得教皇乘坐林肯车，而不是凯迪拉克。
但亨利一意孤行，然后富盖齐告诉我他办公室的档案被取走了，却没有事先通知他。他认为他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200万美元的调查
不久后真相大白，富盖齐事件纯粹是借口，亨利调查的对象绝不是富盖齐，而是李·艾柯卡。
这项调查始于1975年8月，最后花了公司将近200万美元。由于水门事件给了亨利灵感，他甚至任命前密歇根高等法院的法官来做这件事。
这项调查最初专注于拉斯韦加斯的福特经销商会议。我们在圣迭戈分公司的销售经理温德尔·科尔曼负责拉斯韦加斯会议的财务，他被召去接受严厉的盘问，这令他非常愤怒，对此他写了详细的报告寄给我。
科尔曼在1975年12月3日被叫到总公司接受两名财务人员的调查。一开始他们告诉科尔曼他所拥有的权利，然后对他说这并不是福特部门的查账，而是应总部要求所做的调查，他们要求他不可向公司内任何人谈论这件事。
这次调查一开始先仔细盘问了在拉斯韦加斯举行的几次福特经销商晚宴，他们问科尔曼，有没有女人参加在一家上等餐厅举行的高级经理晚宴，特别是有没有女人陪我。他们又严厉质问科尔曼，为什么给宾馆服务生这么多小费，富盖齐有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是否有一些高级经理赌博，以及科尔曼是否供应他们赌资。
科尔曼告诉我：“这简直是迫害，他们拼命想找把柄，赌博也好，女人也好，什么都好。”当科尔曼反驳时，他们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否曾拿钱给艾柯卡赌博？”
然后亨利假借核查高级经理差旅费用之名，对我的公私生活展开全面的调查。这个调查包括了大约55次的面谈——不仅针对福特的高级经理，还有许多我们的供应商，如美国钢铁公司以及我们的广告代理商。
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个调查并没有找到任何不利于我和我下属的事情。
整份调查报告呈送给资深董事墨菲，他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整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很生气，我问他：“这件事进行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董事都袖手旁观？”
他说：“不要再提了，你知道亨利的小孩子脾气改不了，不管怎么样，他来势汹汹，结果却一无所获。”
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在花了200万美元而毫无成果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道歉，可能会表示一点悔意，可能会说：“我已调查过我的总裁和一些副总裁，他们都非常清白，他们能通过这么严格无情的调查，我真为他们感到骄傲。”
第十章1975年：不幸的一年（4）
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离开办公室出外才敢打电话。亨利曾去过日本，他对于日本制造的新型高效能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我们都很恐惧办公室被人窃听。我们的副总裁比尔·伯克说他看到亨利买了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设备，能够窃听另外一栋大楼的谈话，了解亨利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否是真的。
这些事情对我们高级经理的影响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放下窗帘，低声讲话。后来加入克莱斯勒并曾做过赫兹租车公司总裁的本·比德威尔曾说他甚至不敢走过大厅。堂堂男子汉也恐惧国王会宣告他们的死罪。
实在令人不敢相信，一个庞大财产的继承人随心所欲地使整个公司三年不得安宁，他在玩弄别人的性命。许多人因而酗酒，许多家庭因而破碎，但没有人能阻止他。这个瘟神发狂一样地乱砍乱杀。
这就是玻璃大楼在1975年的状况，我实在早该在那个时候就辞职的。
当然亨利一直以为我会走，他起初可能这样想：“我一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他时常外出旅行，享受最豪华的招待。如果我努力找他的毛病，一定可以大有斩获。”
但他毫无所得，等调查终于结束之后，我的朋友说：“感谢上帝，终于过去了。”
我说：“亨利一无所获，像个傻瓜一样，现在我们真正的麻烦开始了。”
第十一章摊牌（1）
快到下午3点的时候，亨利的秘书找我去亨利的办公室，我想：“时候到了。”
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不在1975年底辞职，为什么我会忍受亨利的折磨？我怎么能让一个人支配我的命运同时摧毁我？
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我的生活一片混乱，我开始记下所有的事情，玛丽一直说：“记下这些事情，有一天你可能想写本书，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遭遇。”
但为什么我不走呢？
首先，任何人遭受横逆时都希望事情有好转的时候，或许亨利会恢复正常，或许董事会会支持我。其次，我还期望亨利的弟弟比尔会支持我，他拥有的股票比亨利多一倍。他或许有一天会说：“我哥哥疯了，我们该请他下台。”我知道比尔一定这样想过，但他并没有采取行动。
无法面对现实
我为什么会留下来？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已将我的青春奉献给了福特，我想待在这里。野马、马克Ⅲ型、嘉年华都是我的宝贝。我也有许多盟友，经销商的订单源源不绝，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做得这么好。”经理们拿到大笔的奖金，我不是###师能以魔法控制这些人，我认为我的声望来自于我的表现，尽管亨利找我麻烦，我仍然对我的成就深感满意。我从来不想摊牌，但如果非摊牌不可，我也胸有成竹。我知道我对公司的价值，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我都远比亨利重要，我天真地抱着一个希望，认为福特公司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应该是有为者得胜。
我也是在追求财富，而且很贪婪。我喜欢当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享受：保留的车位，专用的浴室和白领侍者，在美好生活的引诱下，我变得软弱苟安。
而且97万美元的年薪使我太难放弃，虽然我是第二大公司的第二号人物，但我所赚的钱却比通用的总裁还多，年薪的诱惑使我无法面对现实。
我现在绝对相信，贪婪是七情六欲中最坏的一种。
我性格的背后也一定有软弱的地方，别人都说我果断而且冷酷无情，但为什么我真正需要这些特质时却找不到它们了呢？
或许我应该反抗，玛丽一直要我对亨利还以颜色，她常说：“假如你允许，我会给他好看，我知道这样你非走不可，但至少我们都会好过一点。”
这时，亨利依然决心除掉我，他的调查没有成功，他一定会想：“这小子不辞职，我得另想办法，因为他太受欢迎了，我不能开除他，所以我必须先削弱他，一次断掉他一只臂膀，不知不觉中把他解决掉。”
这些臂膀就是我身边的人。传闻亨利有一份黑名单，里面都是艾柯卡的亲信，我不久后就知道这不仅是传闻而已。
有一天亨利莫名其妙地抓起电话，打给负责我们林肯—水星车系广告业务的艾克哈德公司总裁阿瑟·凯尔门森，他大声咆哮道：“凯尔门森，把比尔·维恩开除。”
维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曾在安阿巴共租一屋居住过。在亨利打这通电话的两天之前，维恩才刚加入艾克哈德公司为一个特别促销计划工作。在这之前，他自己开了一家制作公司，时常为我们每年一度的盛大经销商展示会工作，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当凯尔门森通知我维恩已经被解雇时，我正准备对一群企业经理发表演讲，他们来参加密歇根州立大学主办的研讨会。那晚我演讲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维恩这件事。
低级的攻击
我无法了解为什么亨利要这么做。维恩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亨利和维恩也不可能有过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碰过面，而且维恩向来都能成功地完成我所交付的任务。
所以亨利还是在针对我，他蛮横地决定开除维恩不过是对艾柯卡个人低级和间接的攻击罢了。
我和亨利之间的持久战在1976年真正爆发，维恩事件是个开端，接下来亨利对斯帕利希的打击，让我完全认清了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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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摊牌（2）
斯帕利希是底特律最富传奇性的人物，别人都说“他的血管里充满汽油”。他是工程师和产品设计专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与我共同工作，他在我们开发新车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野马和嘉年华。
斯帕利希非常有才华，他备受赞誉而且当之无愧。他可能是底特律最懂汽车的人，他思路敏捷，能以不可思议的敏锐和最快的速度抓住问题的重点。
我身为福特总裁的责任之一就是主持产品设计会。在开会的时候，斯帕利希坐在我左边，而亨利坐在我右边，亨利时常以点头或嘀咕几句表示他的看法，他在这个会议上从不多言，但他的表情和声音足以表态。事实上，大家通常比较注意亨利的脸部表情，而不是我们当时正在讨论的构想。
很明显亨利并不欣赏斯帕利希以及他的提案，斯帕利希很直率，没有对国王显示出足够的恭敬。亨利尽量不发作，但每个人都知道状况不对了。斯帕利希对汽车非常内行，也对未来有非常敏锐的直觉，他一直希望我们开发小型车，但这是亨利最听不进去的话。
有一天产品设计会结束后，亨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说：“我讨厌那个该死的斯帕利希，我不要他坐在你的旁边，他一直在你耳朵旁边灌输毒素，我不允许你们两个这样联手整我。”
我没有什么选择，只有把斯帕利希叫进来告诉他这件事，我说：“我知道这件事莫名其妙，但你不能再坐在我旁边了。”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大限度，斯帕利希是我们这个队伍里最有价值的球员，我绝不可能让他坐冷板凳。
但后来事情演变成我能救斯帕利希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他完全在亨利眼前消失。我交付给他几个在欧洲的计划，不久后他就经常越洋两头跑，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斯帕利希总能适时赶到解决问题，嘉年华就是他的杰作，他简直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开除斯帕利希
但不久后亨利打电话给我，要我开除斯帕利希。
我说：“亨利，你真会开玩笑，他是我们最棒的人。”
亨利说：“现在就开除他。”
那时正是下午，我即将离开办公室搭飞机去纽约，我问亨利这件事是否可以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亨利说：“如果你不现在就开除他，你就和他一起走。”
我知道再争无益，但我仍然想和他讲理，我告诉亨利：“斯帕利希开发了野马，他为我们赚了不少钱。”
亨利说：“你少废话，我不喜欢他，你没有权利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的感觉。”
斯帕利希非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我们都可以预见这件事即将来临，但却总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只要好好表现，正义就会胜利。斯帕利希深信即使老板不喜欢他，他的才华仍能使他在福特立足，但他忘了他是在独裁政权下工作。
我告诉斯帕利希：“这实在是下流的做法，我或许应该和你一起走，虽然我的职位比你还高，但我也在受窝囊气。或许亨利帮了你一个忙，在比较民主的环境里，你的才能会被承认，你会得到回报的。你很难相信自己目前的遭遇，但以后你再回想今天，你可能会感谢亨利开除你。”
我的预言很正确，斯帕利希离开不久，克莱斯勒的总裁就请他吃饭。1977年年初，他开始为克莱斯勒工作，并立即在他们小型车的规划上担任了一个领导的角色，在那里他做了所有他原想在福特完成的事。
没过两年，斯帕利希和我再度一起合作，今天他是克莱斯勒的总裁，而且最令人愉快的是，他的前轮驱动汽车，特别是在福特汽车公司时亨利不让他做的T－115型系列车，如今毫不留情地吞食着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
1977年初，亨利宣战了。他请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来改组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有位麦肯锡的高级经理留了一张小条子在我桌上：“撑下去，李，但这并不容易，你的老板完全是个独裁者，我真不知道你们怎能忍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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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摊牌（3）
麦肯锡公司经过几个月的研究，耗资几百万美元，终于发表了他们的建议书。他们提出三驾马车的方案，即将最高管理层设为三人，取代一般只有董事长和总裁的方式。
4月中正式实施了新的安排。亨利当然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考德威尔被任命为副董事长，我仍继续任总裁。
进入白热化
我们各有各的职责，但亨利发出的备忘录明白道出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改变以及新安排的真正原因。上面写道：“董事长不在时，副董事长即为首席执行官。”换句话说，如果亨利是三人之首，考德威尔则位列次席。
升任考德威尔为二号人物使我和亨利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在这以前不过是游击战。现在亨利得寸进尺，整个管理阶层的改组不过是不惜代价地用表面上讲得过去的方式来削弱我的权力，这样亨利不必与我直接对抗，就成功地把考德威尔摆在我的上面。
这实在让我颜面尽失。每次宴会，亨利坐第一桌，考德威尔坐第二桌，我被挤到第三桌，这是公开的羞辱，就像把人囚于闹市中示众。
他使我内心备受折磨，也折磨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知道我正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但我并没有告诉她们所有的细节，我不想使她们悲痛，我正在撕裂我自己，我没有屈服。这可能是基于自尊，也可能是由于愚蠢，但我绝不夹着尾巴爬出去。
公司的决策架构成了一只三头怪兽，考德威尔过去是我的手下，如今却莫名其妙地跳到我的上面，除了亨利想整我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理由。我私下告诉亨利他的新安排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但同以前一样，他老生常谈地向我保证：“别担心，这样做最后一定可以行得通。”
虽然我内心已经沸腾，但我对外仍然为新的决策架构辩护，我向所有为我做事的人一再保证新的安排非常理想。
不出所料，这种决策方式维持了没多久，14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6月，亨利宣布了新的高层改组，我们决策层由3人增为4人，新加入者是亨利的弟弟比尔，比尔进来的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