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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的野蛮人：第五章（6）
随着杠杆收购发展速度的加快，克拉维斯和罗伯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司交易的责任。到了1984年他们完成了第一个10亿美元的杠杆收购。当购买机会层出不穷的时侯，他们开始扩大公司，增加员工。但是，科尔伯格阻碍增加更多的员工。克拉维斯和罗伯茨要做更多更大的生意，而科尔伯格阻止了。在公司内部，科尔伯格有一个当之无愧的绰号“否定博士”。克拉维斯抱怨科尔伯格仍然陷在60年代。在背后，这表兄弟两个开始埋怨科尔伯格正在压制他们。“科尔伯格已经老了，他从来也不想再努力工作，”罗伯茨回忆道，“他之所以如此消极，是因为闭目塞听，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随着公司的壮大—到1983年，已经有八个交易商，到了1988年，交易商已经达到15个。公司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公司内部的派系随着公司的壮大而壮大。由于垃圾债券产生了更复杂的金融问题，罗伯茨忙得不可开交，科尔伯格再也无力跟上业务的发展。局外人开始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而克拉维斯和罗伯茨只负责投资银行和律师问题。“科尔伯格开始扯后腿了，”他的老朋友乔治·佩克说，他是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的顾问，“他对什么都不满意，他开始有一点失望的感觉。” 到1983年末，科尔伯格开始经常有眩晕的感觉，经过检查发现在他的大脑中有血管阻塞。1984年初，他到纽约西奈山医院做了外科手术。在住院期间，他的朋友说，“因为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不经常来看望他，科尔伯格有点生气。”此后，科尔伯格对于回到原来正常的工作方式感到特别不耐烦，坚持要到他的老家圣克鲁斯养病。当飞机刚刚停下来，他的肺中又发现了血管阻塞，据两个接近的朋友讲，科尔伯格几乎丧命。 他试图在1984年中回到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受到头痛和健忘的困扰，又不得不休息了几个月。当科尔伯格最终再一次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胜任以前的工作量。疲惫，吃药，他只能工作半天，其他天，佩克讲道，“科尔伯格很早起来，计划七点半钟到办公室，接着就是剧烈的头痛，然后不得不呆在家里。” “从健康的角度，科尔伯格还没有为工作做好身体上的准备，”保罗·雷特尔说，他是投资银行家，在1986年被任命为公司第五个一般合伙人。当“科尔伯格1985年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在潮流之中，却置身潮流之外。他每周可能工作25个小时，不能坚持天天上班，这样又进一步增加了互相猜忌。事情开始堆积起来。由于科尔伯格的落后，决策的节奏就慢了下来，这样就难免没有摩擦。另一个问题是科尔伯格不能总在班上，这样他很容易忘掉一些事情，但是科尔伯格并不相信。如果你告诉他我已经说过了，他会说‘我难道忘了吗’。是的，他确实是忘了，他有点魂不守舍。” 科尔伯格和他两个合伙人的紧张关系在一场关于Beatrice的争论中，突然之间公开化了，争论的中心是科尔伯格反对他们的敌意收购方案。现场有点尴尬，因为科尔伯格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而他却执意要参加。“这个人是最大问题，这个人当然是科尔伯格”，说话的是克拉维斯的一个好朋友，“他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场合，并且不停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克拉维斯和罗伯茨而言，这是一段困难的时间，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Beatrice收购以后，科尔伯格强烈要求他要对这家公司负责任，并认为这是清楚的，也是确定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使人痛苦。 “我应该做什么？”科尔伯格总是这样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做什么？’”克拉维斯总是这样回答，“我不必告诉乔治或其他任何人应该做什么，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吗？” 类似的争论没完没了。你所需要的工作方式已经过时了，克拉维斯会这样说，再也不需要这种方式了，真的不需要了，时代已经变了。 “但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合伙人啊。”科尔伯格争辩道。 “对，”克拉维斯说道，“但是生活改变了，生意改变了，一切都变了。” 事情极其简单，克拉维斯和罗伯茨不再需要他们以前的导师了。科尔伯格不在的时候，他们能够克服一系列的困难，有更多的生意，包括Storer通信公司24亿美元的收购案。“乔治和亨利说，‘嘿，我们做得很好，’”乔治·佩克说道，“‘如果科尔伯格今天在的话，肯定没有生意，’罗伯茨说道，‘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更不需要帮助。’而科尔伯格却想给他们越来越多的帮助。” 在他们相处的几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鸿沟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变得越来越宽。科尔伯格是一个家庭型的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40年。金钱没有改变他，他衣着俭朴，过着平静的生活，业余时间他打网球，看一些大部头的小说或人物传记。他的娱乐观念就是在星期天的下午玩垒球。“如果能看到他在鸡尾酒会上，”他的朋友讲，“那可真是天大的新闻。” 而克拉维斯呢，却过着豪华的生活。他的第一次婚姻濒于破裂，他就开始追求卡罗琳·勒姆。这对夫妇很快就成为上流社会的固定成员。每天晚上，他们在正式的公开场合抛头露面，跟一些庸俗而华丽的朋友诸如唐纳德·特朗普斯等人花天酒地。科尔伯格认为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具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过于卖弄，从而影响公司的形象。“这种事情一直烦扰着他，”科尔伯格的朋友说，“他无法忍受克拉维斯的生活方式。”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门口的野蛮人：第五章（7）
他不是面向克拉维斯说出他的不满，而是把这种抱怨说给与他兴趣相同的 人—罗伯茨。罗伯茨耐心地劝导：“你瞧，亨利很幸福，很愉快，不是吗？”他对科尔伯格继续说道，“卡罗琳是一个时尚设计师，而时尚设计需要推销，你也知道，亨利比你我都擅长社交，我们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几个月来关于科尔伯格未来的争论拖了下来。克拉维斯认为可能是他的儿 子—詹姆斯，在旧金山为罗伯茨工作—在怂恿科尔伯格。在更多时间，这三个首领是通过他们的朋友贝蒂和佩克保持联系的，毕竟这两个朋友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 一点儿也没用。他们存在的症结可以归纳为两点：金钱和权力。对克拉维斯和罗伯茨而言，科尔伯格不仅都想要，而且要得更多。作为公司的创立者，他们同意科尔伯格可以获得公司40％的利润，而他们自己每人有30％的公司利润。由于有其他合伙人的加入，他们的份额由科尔伯格出，但把这告诉科尔伯格又怕他不同意，但不管怎样，他们不应该保持平等的分配，“因为这样不公平，”罗伯茨静静地回忆道。 公司章程在“三人帮”中是多数原则。根据罗伯茨的说法，科尔伯格现在要求改为一致同意原则，这和在多数原则下具有否决权是一样的，这是他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利益，让他留在这里，并且尊敬他，但是，我们不能给他否决权。”罗伯茨说道。 他们曾说起过给科尔伯格一个名誉主席，让他退休，但他却不愿意。“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科尔伯格说道，‘我创建了这个公司，如果没有我，你们这些人还能在这里！’”雷特尔回忆道，“最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结果。” 当科尔伯格建议他要离开公司时，克拉维斯和罗伯茨都不与他争论。双方都雇佣了律师。他们之间的离开协议协商了几个月。到了1987年的春天，协议完成，到了6月份，科尔伯格离开的消息开始向公司的投资者宣布。其中暗示了合伙人之间裂缝的存在，但是没有做出解释。科尔伯格和他的儿子詹姆斯，以及乔治·佩克不久就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杠杆收购公司—科尔伯格公司，定位于小规模的善意收购行为。科尔伯格几乎从来不提起他和合伙人之间的不和，如果他有一天提起这件事，他也只是暗示他不同意克拉维斯和罗伯茨要价太高、胃口太大的行为。“我并不限制于自己只做小生意”，他在1987年对《纽约时报》说，“但我只做有理由做的生意。”克拉维斯和罗伯茨看了评论后，认为这只不过是科尔伯格的障眼法而已，隐去了背后的因素。 在1989年年中的一次采访中，罗伯茨说道：“我很难过，这就像一次离婚，我跟科尔伯格在一起工作了24年，有19年是田园诗一样的美好，最后5年却是……我感到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但我们对于他离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从个人而言，这件事对我触动已经很大，即使现在仍然还是这样。” 科尔伯格离开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公司时，他的办公室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着，有时被访问的律师用一下，律师们把这间办公室授予“杠杆收购图书馆”。后来由于一场大火，该办公室于1989年重建。 在克拉维斯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势力之前，他已经是纽约社交圈里的常客，当然，这要归因于他对卡罗琳·勒姆的求爱。在成为卡罗琳·勒姆—时尚设计师之前，她，是简·史密斯—西尔斯聚脂服装厂的一个专家。她是家里惟一的女儿，父母都是教师。简小的时候喜欢密苏里州的克什维尔那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在五岁的时候，她用节省的钱购买了第一个时尚用品—人造水晶项链，从西尔斯的商品价目表中选购的。13岁的时候，她在后街看到了苏珊·海沃德，就决定她也要做一个时尚设计师。 在华盛顿大学，简·史密斯是一个消瘦、明快、懂事的好女孩。毕业后，她来到了世界的时尚之都—纽约第七大街，不料只工作了两天就辞职了，原因是管理员要求她清洗浴室。她来到另一家公司，她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住的是狭小的公寓，但她总是相信她会有足够的鲜花和布满泡沫的浴缸。她喜欢说：“美丽和魅力就是一切。” 在聚脂服装厂工作了11个月后，她拿着她应得的报酬，开始了她伟大的抱负。她首先求助于她的偶像奥斯卡·德拉伦塔，但德拉伦塔对她一点儿也没有印象，她毫不气馁。后来，她作为设计助理签约。她喜欢烹饪和骑术，学习法语，力图使自己成为晚会迷人的舞伴。在办公室，她是甜甜的，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她要进行改变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她的名字。当她做自我介绍时，说我叫简·史密斯时，在第七大街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对方可能会说：“我是泰山。”于是，她的男朋友建议她改名为卡罗琳，而这个名字确实使人印象深刻。 她的男朋友是阿克塞尔·勒姆，一个德国富翁的继承人，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潇洒。总之，这是她理想的丈夫。他们结婚后，当然她变成了卡罗琳·勒姆。她移居到德国中部城市达姆施塔特，过起了富裕的、孤独的主妇生活。一年后厌烦了家庭主妇生活的卡罗琳·勒姆满眼泪花地回到了德拉伦塔的身边。第一次婚姻失败了。 。 想看书来
门口的野蛮人：第五章（8）
一年后，也就是在1979年，她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了克拉维斯。他们并非一见钟情，原因是，一方面，克拉维斯个子太矮，而且在华尔街有一个无聊的工作；另一方面，克拉维斯已经结婚，虽然他和妻子已经分居九年了。在圣诞节期间，他们在韦尔滑雪约会—勒姆的母亲很不满意—在这之后，他们开始频频见面。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像小说中那样迷人。勒姆由于婚姻的失败，不想再结婚了。“仅仅是友谊而已，”勒姆回忆道，“我们成为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之后，我才认为他是我的情人。” 克拉维斯的婚姻多年来一直坎坷多难。在1970年，他和布鲁克林一个精神病学家的女儿海蒂·舒尔曼结婚。克拉维斯一家除了Park大街的公寓外，还在格林威治租了一套避暑别墅。 “海蒂总是要买最大的、最好的、最多的东西，”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回忆道，“而克拉维斯不喜欢在这些方面花时间，海蒂被美元驱使着，这也使亨利有点疯狂。有些事情解释起来令人难为情，比如他的妻子为什么要和属下呆在避暑别墅等等一些红杏出墙的事情。” 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格林威治，克拉维斯刚从火车上下来，就看到海蒂带着盼望的心情正在等着他的归来，“亨利，我发现了一个最豪华的房子要买下来。”她热情地说。然后她开车带他到一个官邸前。这个官邸延伸有一英里多长，看起来像个城堡。克拉维斯已经身心俱疲，他甚至都不想下车。 克拉维斯在追求勒姆时用尽了所有的热情。一天晚上，在他们去赴宴的路上，克拉维斯执意要她换掉她穿着的运动鞋，而这双鞋她已经穿了多年。 “至于罗曼蒂克，亨利一样有情调”，勒姆说道，“他不是奥斯卡·王尔德，但他所有的商人气质我都喜欢。他非常浪漫，每一个结婚周年、每一个圣诞节、每一个生日，他都会给我写封情意绵绵的长信，谈他的情感。你知道，‘我的主人，我的心肝，我信任你’，这些信都很激动人心，我一直保存着它。” 他们在结婚之前一直是商业上的伙伴。在1984年，克拉维斯已同意给勒姆自己的设计公司投资数百万美元。她在第七大街大厦租了半层楼房。七个月后，神秘的展示秀揭开了面纱，勒姆收集的珍品展览获得了成功。当她站在台上看着持久的欢呼时，热泪盈眶，她向那个使她成功的男人—亨利·克拉维斯—挥手致意，克拉维斯当时也哭了。 勒姆开始准备结婚了，但是，克拉维斯—在1984年离婚后—开始为第二次婚姻再三思考。一天，当她疯狂地准备她的第一次演出时，她突然在她的良师益友面前—德拉伦塔—哭了起来：“我想亨利不会娶我了。”德拉伦塔这时好像以长辈的身份对克拉维斯说道：“你可能会说这不关我的事，这的确不关我的事，”她继续说道，“我理解你有一个糟糕的婚姻历史，而且也没有心情再婚。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是：我对于卡罗琳成为一个不结婚的情妇感到很难过。我认为她应该比现在更好。我一定要利用我所有的影响力来帮助你。” 当克拉维斯轻轻捧起她的手，勒姆有点儿颤抖。他们在意大利，勒姆在购买一种丝织品，以备下次使用。“我说过我要再考虑一下，”她回忆道，“垂头丧气的克拉维斯纠缠了她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他不住地说，‘我不信你的话，那不是你的真实意思，我不信’。每隔五分钟，他就再说一遍，‘快告诉我你的决定’。他就这样一直缠着我，直到第三天，我才说道‘好吧’。” 在他们就要结婚的前几天，他们搬到了装饰豪华的公寓，其豪华装饰立即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在他们要展览的房间里，充满了从路易斯十五到帝国的古董，丝织品的壁挂，荷兰的油画，餐厅里杏黄色的缎子，墙壁和窗台用珊瑚色的缎子装饰。在餐厅的一端，有一个人造的大理石圆形舞台，这里勒姆要放置的是三重奏—两把小提琴和一个竖琴，以优美的旋律伴随着客人进餐。 四年之后GQ也会记起克拉维斯·勒姆的这场婚礼，这是“1980年以来这个世纪最大的20个婚礼之一”，就像人们会记住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一样。在公寓里发过婚誓以后，接着是101桌的宴席以及克拉维斯父亲的祝酒。“亨利总是很粗心，”雷·克拉维斯说，“他不太稳重，干什么事都是急急忙忙的。” 这对新人在曼哈顿的上流社会出尽了风头。克拉维斯已经是好几个董事会的正式董事，如纽约城市芭蕾舞协会、Mount Sinai医院，以及Spence高级学校，现在他一跃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董事之一，这个博物馆的翼楼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勒姆的一套衣服就要花上8000美元，而巴巴拉·沃尔特斯和西戈尼韦弗这样的人物穿的也就是这样的衣服。克拉维斯夫妇在汉普顿买了一套海滨别墅，在威尔买了一间滑雪小屋，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座庄园，在这座庄园里，勒姆种种花骑骑马，克拉维斯有时也赛赛车。尽管克拉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