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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合理的、受到监督的第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话，这些钱收上来只是给一些人违规操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更豪华的汽车等。如果以不同名义征收的税都是做这些事情的话，老百姓没有理由多付那么多的钱。
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必须要推出物业税，就是张三、李四买了一栋房子，价值是20万也好、30万也好、100万也好、300万也好，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让政府每年从你房子的价值里面拿走5％、10％、20％或更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政府征收物业税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付出跟政府回馈到我们手里面的、回馈到整个社会里面的服务和好处是不是相配？如果不相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得不到任何服务的时候，任何一块钱的税都是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给中国老百姓帮一个忙，就是不要随便提出征物业税等税，如果再这样的话，在没有任何方式保证大家交了这么多税后国家可以给社会回馈相对这么多的服务和公共产品、方方面面的便利、社会福利的话，还不如不收，因为你这样做是给整个社会帮了倒忙。
我觉得一旦更多的老百姓看到越来越不受制约的权力，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属于他们的财富，以各种名义征到国家手里面，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人对此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调动任何资源为他们所用。但像以前的皇帝，虽然他们的权力也不受制约，但是很多事情想要做也不可能，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运输工具，让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想要搬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权力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了，而是非常具体的，是涉及每个老百姓的权利能不能受到保护的问题了。
所以说，权力制约、*宪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会牵扯到每个人的腰包，每天的工作、每月的工作、每年的工作可以带回去多少收入，还有房子几年以后是真正属于你的，这些问题涉及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最后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觉得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和其他的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把问题讲出来、挖掘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作出根本性的让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改革，那样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50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运作很好的权力制衡制度。17世纪末期，权力制衡运作比较好的是英国。后来到18世纪末期，也在美国出现了。但是其他的西欧国家，其他的现代*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权力被滥用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同时我们很多人会说在中国要实现*宪政，不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还是现状的问题，都让人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悲观，当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就建立了*宪政体系的之外，绝大多数今天的*宪政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会不会出现*宪政，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1）
本篇来源：2008年7月8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有人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们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如何看待这个总结？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一
问：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这些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中国是否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会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前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走了一个来回，就是因为当初针对前苏联的经济模式过早下了错误结论，给世界带来了恶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2）
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我1986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在找懂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学者来讲学，都在研究亚洲式政府工业政策、政府管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商学院还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经济模式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是“亚洲经济奇迹”热，都去谈论东亚增长模式的优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把许多人的饭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问：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奇迹”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中国制造虽然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劳工所得也低，但确实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利，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再加上蓝领工人可替代性很强，讨价还价能力弱，在许多国家，一部分劳工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别国的劳资矛盾。比如，由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很愤怒，因为以前定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太高、条件太好了，所以，美国汽车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二
问：为了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地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因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国也拥有这些条件，但却没有产生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和以上几国在这轮全球化初期的国情和条件不同，这使得他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首先，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跃进”、“*”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人为灾难。到了70年代末，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不改变就可能会崩溃，这就迫使人们进行彻底的反思。*提出的“猫论”，在其他“左”倾社会里都可能难以被接受，但在中国却成为当年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改革开放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都有保持现状的惰性，只要危机不是迫在眉睫，人们就倾向于沿着已有的路径走下去。但到了1978年左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时的制度已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3）
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确立了*制度，有权力制衡，有选举，有一定程度上的法治。我们知道，*制度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寻找客观最好的决策，而是为了避免集权者作出坏的决策贻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印度独立并建立*之后，其社会一直是“左派”占主流，反对市场化，反对全球化，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1993年前，很难选择市场化、全球化的改革路径。
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数字，中国在1980年的人均GDP是440美元，而印度是668美元。在这种收入水平和没有社会危机的情况下，虽然成熟的工业技术和全球贸易秩序早就于20世纪80年代送到印度门口，可印度的改革动力显然没有中国充足。没有中国“大跃进”、“*”式的危机是印度的幸福，但也成了推迟其改革的原因。因此，印度到1993年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后，才感到压力，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选择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
问：俄罗斯跟中国比又是怎样呢？毕竟在改革前体制上有类似之处。
陈志武：我们先要看到，各国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无非有两种来源：内生型和外生型。前者主要是靠内需的增加来刺激其经济增长的引擎，内需增加后，就需要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配套发展，才能满足国内需求，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走的是这条路。但是，内生型的增长模式对国内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和人们的安全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在这些制度机制不到位的时候，内需会难以自生。
外生型的增长模式，其发展由外部市场的需求带动，日本、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走的是这条路。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发展初期本国不一定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而且见效很快。过去30年，中国通过*状况和劳工条件、不计入成本的环境透支来发展经济，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后能选择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的人口、劳动力成本以及基本成型的工业基础决定的。
可是，俄罗斯没法选择外生型的增长模式，也就不能选择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俄罗斯有2亿人口，1980年人均GDP 8 00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中国的20倍；1990年其人均GDP大约是9 000美元，而中国在1990年有10亿人口，人均GDP 1 300美元。所以，中国可以选择成为世界工厂，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禀赋，劳动力成本也太高了。于是，俄罗斯被迫要走内生型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就要求它先从体制改革上开始，否则内需难以启动。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在结束计划国有经济时的起点差别，俄罗斯的改革路径选择不是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因为俄罗斯人笨，没有选择加工贸易这条路，而是因为改革之初的起点不同。他们当时比中国富很多，不知道这是俄罗斯的幸运，还是它的不幸？
三
问：“北京共识”没有谈论几年，中国制造就碰到了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的这种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吗？
陈志武：可以持续，但这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改革为国有经济服务的体制、取决于宪政法治的发展。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在美国，除了收入非常高的家庭追求品牌以外，一般的中产阶级和穷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从窗帘、被子、电视机、电脑、家具，不一而足。美国的家具行业本来集中在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现在也都被中国制造的便宜家具打垮了，原来的家具制造商转行成了进出口贸易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4）
在我所在的耶鲁大学，有来自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出口可挖掘的潜力越来越小了，要大规模地扩大出口市场已经不现实了。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兴起，中国已有的外贸主导型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持续性越来越差了，下一步必须靠内需带动了。
另外，中国的国有制和政府管制体制也决定了过去能倾全国之力来集中调动资源，建设运输网络和大工业项目，这对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一直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把资源和收入都通过国有制集中在政府手里花，也带来众多的弊病。首先，中国并不是总要把所有资源和财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上，毕竟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很广泛，工业产能也严重过剩，不能总把资源集中在这些形象工程上；其次，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消耗太多能源、资源和环境，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猛涨，基于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环境破坏也无法再扩大了。为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中国经济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才能持续增长，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有持续增长的希望。而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多要求的是制度保障、法治环境和人的创造力，在这些方面虽然已经有许多发展，但还不够。
问：人们普遍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低工资带来的比较优势。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高于印度、越南等国的，但竞争力仍高于这些地方，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志武：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模效应。中国的工资水平是近几年才涨起来的，以前二十多年的投资还是很多的，因为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这些投资一时是不会走的；当然，工资的上涨对新投资是阻力，所以英特尔选择在越南建新的工厂；另外，工资上涨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的，投资者还要进行评估，但在人民币升值、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的高增长要能够持续，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持续推进国有产权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分享国有资产收益。在美国，除了工资收入，人们也通过房产、股票、企业等资产的增值来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所以，在私有制之下，只要美国经济稍增长一点，人们就不仅看到劳动收入在增加，而且手中持有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值，真是所谓的“双丰收”。有了“双丰收”，美国的内需不旺盛才怪呢。而在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之下，大部分中国人都只有劳动收入，没有真正拥有资产性财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这么多，但内需却增长得慢多了，看不到应有的财富效应。没有资产性财富，老百姓怎么会有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呢？所以即便公有制再发展，国家再富裕，都和私人无关。国有土地、国有资产现在每年增值10万亿元左右，人均差不多8 000元，但不会有哪个正常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因此一年多花8 000元。
除了中国的资产升值75％由国家垄断之外，收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也快速向政府方靠拢。1995年~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分别增长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