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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市场全球化相对应的是公民政治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公民政治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有别于专制政治的体现人民主权和宪政民主精神的公民政治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结构，二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详细讨论，参见徐贲：《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自由市场时代的公民政治》，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5辑《公共性与公民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314页。当今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跨国家共同体身份和全球公民身份不仅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而且成为当代政治的现实可能。1992年2月7日，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12个欧共体国成员国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共同签署《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欧洲联盟条约》第8条规定建立欧盟公民身份，凡具有成员国国籍的每一个人既拥有成员国的公民身份，又拥有欧盟的公民身份。详细讨论，参见尹生：《欧盟公民的产生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刘慧、肖宪：《公民身份与欧洲集体认同》，《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超国家公民身份出现在当今世界。有关欧盟公民权和公民身份的相关研究也纷纷出笼，如汉森（RandallHansen）与威尔（PatrickWeil）主编的《走向欧洲国籍：欧盟的公民权、移民与国籍法》，托瑞（MassimoLaTorre）主编的《欧洲公民权：一种制度挑战》，等。参见禇松燕：《权利发展与公民参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曾指出〃公民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却从未存在过〃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学界一般认为在作为独立于西方文明而存在的传统中华文明中，不存在公民概念和公民意识。但在先秦的典籍中却出现有〃公民〃这个词，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就指出在当时社会中〃公民少而私人众〃。《韩非子·五蠹》。有学者误以为中国〃公〃与〃民〃一起组成一个新词〃公民〃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参见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法学》2004年第6期。这里的〃公民〃意涵与〃逐私利〃的〃私人〃相对应，是〃为公之民〃。显然，〃此公民〃与古希腊和现代社会中使用的〃彼公民〃的意涵相去甚远。
在传统中国社会，常用的词是臣民、子民、百姓、草民、贱民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国民、公民概念及国民、公民意识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此以国民或公民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皇权专制下中国人的地位。1895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对作为公民的西方人和作为臣民的中国人作了深刻地比较：〃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参见严复：《辟韩》，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西方人的〃其尊且贵〃与中国人的〃其卑且贱〃，正是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的本质区别。当时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此将〃奴隶性〃视为中国人的根本性格，如号称〃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1885—1905）就激愤地指出：〃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在专制中国，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监狱，〃吾国之土民则狱囚也，各省督抚则狱吏也，清政府则堂翁也〃参见《奴隶狱序》，《国民日日报汇编》第4集，〃论著〃，东大陆图书译印局1904年版，第18页。转引自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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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在公民概念流行之前盛行的是国民的概念。国民一词在中国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如《左传》中就载有〃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国民的基本意涵是〃一国之民〃。近代以来，国民概念开始流行，康有为（1858—1927）多次使用国民一词。梁启超（1873—1929）1899年首次对国民的意涵作了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之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谓之国民。〃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20世纪初的中国，做国民而不做臣民，已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详细讨论，参见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7页。近代中国的国民概念系梁启超等人从日本引进，日本将依法保有国籍的国家全体成员视为国民。因而近代中国使用的国民概念等同或接近于后来的公民概念。参见胡代胜：《论梁启超资产阶级公民意识》，《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国民概念取代臣民概念，是中国近代社会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公民观念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樊篱，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头脑。刘泽华：《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米╥花╥书╥库╥ ；http：//__
在近代中国知识界广泛使用国民概念之际，公民的概念也出现了。康有为也是较早主张国家〃立公民〃的学者。在《公民自治篇》中，康有为提出：〃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在康有为看来，国家只有将公民立起来才能强盛。〃故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而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参见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转引自张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将传统社会中女子〃不能为公民〃视为女子之苦，并提出：〃天下为公之世，凡属人身，皆为公民。将欲为太平世欤，以女子为公民，太平之第一义也。〃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7页。
虽然公民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是如此重要，但对于一个在几千年专制制度下做惯了臣民且存在大量文盲半文盲状态的民族来说，要接受和形成公民观念必然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近代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为在中国普及国民或公民的权利意识殚精竭虑。陈天华（1875—1905）将中国底层的民众作为公民启蒙的对象，1905年陈天华撰写《国民必读——奉劝一般国民要争取权利义务》一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国民介绍各项权利，成为中国最早最全面的公民权利意识启蒙的通俗读物。陈天华在书中把国民的权利归结为政治参与权、租税承诺权、预算决算权、外交参与权、生命与财产权、地方自治权、言论自由权、结会自由权等。参见《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制度下不知权利为何物的中国人来说，陈天华的著作〃不啻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人耳目一新〃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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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为此，梁启超专撰《论权利思想》一文，号召国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要以权利为第一要义：〃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梁启超：《论权利思想》，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此外，梁启超还撰著《新民说》和《国民浅训》两书，详细阐述了国民应具备的现代民主政治观念等内容，成为近代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中的重要启蒙著作。
孙中山1917年写成《民权初步》一书，苦口婆心地教导国民如何在开会中学会当公民。孙中山对看似简单的开会却极为看重，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在阐述开会的具体程序和规则，力图以此来作为中国人实现民权的第一步。面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尚不知民权为何物、不知民主政治如何运作的普遍情势，孙中山特别看重此书，他认为所有人、所有会议都应当以此书为法则：〃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家庭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4页。由此可知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专制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民主政治起步中的薄弱底子。但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公民意识的传播和讨论，对民主政治的研究和探索，构成了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的一个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繁荣时期。
清末民初中国人在使用〃臣民、国民、公民〃概念时也使用〃人民〃这一整体性的政治性概念。1949年以后，〃人民〃的概念更是压过了〃国民〃和〃公民〃的概念，成为中国最流行的政治关键词。从中国立宪文本所使用的〃臣民、国民、人民、公民〃等概念中，可以管窥中国从传统臣民政治向现代公民政治演变的理路。有关公民概念在中国演变的详细讨论，参见馨元：《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法学》2004年第6期。
1908年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在规定权利主体时使用的是传统的〃臣民〃一词。1911年10月公布的《重大十九信条》出现了〃国民〃一词。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兼用〃国民〃和〃人民〃二词，第2条规定国家主权时称〃国民〃，第2章规定权利的主体时，则一律使用〃人民〃。此后中华民国的宪法性文件，如1913年《天坛宪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袁记宪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4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等，均在规定国家主权时使用〃国民〃，而规定权利的主体时使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