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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研究突然袭击的文献中获取一些教益，来帮助我们理解专家们对于警示信号的无视。比如说，罗伯塔·沃斯代特的书《珍珠港：警示与决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释的，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将于1941年袭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属东印度。针对美国驻夏威夷海军的袭击，会是日本在袭击荷属东印度、缅甸或马来亚时保护其海军东侧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策略。造成预警信息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见（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不确定的危险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的成本和困难，以及缺乏一种用以搜集、筛选、分析来自很多渊源的预警信息并把它提交给政府决策层的机制。要保护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袭击的目标，成本会极为高昂，而且势必会影响我们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而后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否认日本的威胁，是一种为避免面对防御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难而产生的心理诉求方法。
类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机预警信号的困难。尽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金融记者几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金融机构资金杠杆比率过高，但他们的警告对政府官员、股票市场或一般公众几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尔森——二人加起来，全权掌握着美国经济政策——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他们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世界范围的信贷冻结，以及股票价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人们甚至连经济衰退与否都不能确定；在它倒闭之后，就感到有可能出现一场经济萧条。然而在10月的时候，伯南克和保尔森仍旧坚持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直到11月下旬，美联储才推出一项应对经济萧条级别的贷款计划。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贝尔·斯登公司倒下的时候就做出的话，这场经济萧条的脚步可能在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遏止。但是到了这时候，一场经济萧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银行救助计划不可能在宣布那天就产生效果。开始适应严峻的经济紧缩之预期的厂商和消费者不会在经济救助计划宣布的那一刻就立刻转向；他们不知道救助计划何时能产生实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条件和后果是什么。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2）
为什么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警告和警示信号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应该调查一下啊？前见起了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受诱惑、实际上是不可抗拒地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理论前见、世界观、意识形态。实际上，头脑保持白板状态是不理性的；那意味着抛弃有用的知识。但是，由以往经验所形塑的前见可能妨碍人们对新挑战的应对。如果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特别倚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
另一个仅次于意识形态的、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警告和警示信号上偏转的因素是下述事实：采取行动降低已被警示的风险的成本很高，更别说它可能在商界领袖及其政界同盟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对了。如果美联储提高了利息率的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会加速——这样的话，由于没有人能确定那就是泡沫，国会和政府就会因房价下跌、违约和变卖增多而受到责备。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防止一件坏事情发生，是很难得到赞扬的，而且实际上还很难避免遭到批评，除非此事发生的概率已为人们所知晓。如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某件事确实没有发生（根据“不太可能”的定义，它通常不会发生），就没有人会关注它。但是人们会对为了防止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付出的成本——不好的——印象深刻。
不被相信的祸事预言家更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无法采取行动回应其警告。如果被预言的灾难发生了，那些本可以针对警告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的人就会因灾难的发生而受责难，哪怕他们对警告的克制是基于其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而且，所有的警告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因为警告所指事件的发生日期趋于具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日期——即使诺瑞尔·若比尼也不能——实际上，连哪一周、哪一个月、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此外，如果意外事件真实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数，就不可能对防止该意外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定为减小灾难事件发生概率所应投入的资金数额的时候，灾难的代价必须依据其发生概率打个折扣（乘以其发生概率）。没有人能计算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3）
即使某些不利事件的发生概率是已知的而且并非很小，如果在该事件确实发生的情况下代价并非巨大，那么去阻止它也可能是不值得的。人们本应想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造成一场以金融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衰退，因为银行深度投资于高风险的房屋贷款。但是衰退并非灾难。经济萧条才是灾难，但是经济萧条可能又未必是房地产泡沫、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储蓄造成的结果。这些条件确实会发出经济衰退的咒语，但是，要使经济衰退恶化成这个国家如今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可能还需要额外的条件，例如这样的事实：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于总统大选的高潮期，而且在新总统选出到就任的两个半月间隙中恶化。其他的偶然事件还有：一个即将卸任的国会和一位即将卸任的总统，他们似乎缺乏处理经济事务的兴趣或能力，更愿意回忆、规划退休生活、自我美化历史形象、去国外旅行，而不是指挥政府对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政府官员针对危机所做的优柔寡断、仓促出台、含混不清的应对措施；汽车产业突然大面积倾颓；经济危机在圣诞购物季节里深化了。
如此之多的经济萧条相关因素随着经济下滑加速而会聚到一起的可能性一度是很小的。但是到了9月份，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大到足以促使政府付出代价高昂的努力去阻止风险化为现实。但是官员们仍旧优柔寡断。他们之所以优柔寡断，是因为他们对危机感到震惊而且没有应急方案来处理这一局面。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优柔寡断，代价格外高昂，原因是，这会导致经济陷入萧条的负向反馈：一旦需求下降、停业下岗、需求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停业下岗这样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它就会自我驱动；它无须外力的推动——无须经济再有进一步的震荡。
关于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的人员所知甚少，学术经济学家、金融顾问、会计人员、保险精算师、信用评级机构人员、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代理商、商业报刊撰稿人对此也所知甚少。金融界并没有像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来收集分析信息——从分散的信息来源拼合情报。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机构承担这项任务，尽管美联储、财政部，或者甚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可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大量此类信息都是专有的，因此被屏蔽在新闻界和学术界之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抵押贷款发行人及其他金融企业隐匿了可能有助于竞争对手的商业战略信息，而且尽量避免披露有关企业境况的不利信息。甚至就连监管机构都不太能获得关于金融体系的关键信息，因为他们的职权受到了一些限制。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企业不愿披露关于其战略、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投资者可能会做出最糟糕的假定，因此，竞争会迫使他们披露信息。但是，不应该从企业对其信息披露之谨慎中得出它在隐匿坏消息之推论；它可能仅仅是对其竞争对手隐藏起想法、策略、商业秘密。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事实：尽管房地产泡沫自2005年就开始漏气，可政府直到2008年秋天才发现银行业处于可怕的财务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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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1）
政府针对经济崩溃的应对措施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五阶段的措施在本书写作之际正在走向国会。前三个阶段每个都是“紧急财政援助”；第四阶段（与紧急财政援助同时进行的）我称之为“容易钱”；而第五阶段，实施以后，将会是“刺激”。政府已经试过了一个小规模的、最终被证明无效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初，国会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这个数额太小了，以至于无法对刺激消费产生显著作用。
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和“容易钱”开启了政府的救助行动。紧急财政援助的初衷是由政府买下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那些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代表的、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变得价值不稳定的资产。在第二阶段的重复财政援助中，政府直接投资于大银行，恢复其偿债能力，并以此取得优先股。政府可能会尽量避免评估银行“不良”资产时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以银行账簿上所显示的、被市场低标的价格提出收购要约；此外，如果价格并未被市场低估，则为银行提供保险而不是收购它们。我将暂时跳跃到政府回应经济萧条的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与第二阶段密切相关。2008年11月的最后一周，美联储宣布它将购买8000亿美元的私人债务。其目的，与原初的财政援助计划不同，不是通过消除银行业不透明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来恢复该行业的资本流动性；而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量，进而恢复借贷活动，避免个人消费支出萎缩和经济产出下降。第三阶段的重复性财政援助是2008年12月联邦政府给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的贷款，目的是防止或者至少推迟它们的破产。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第五阶段的措施是“刺激”计划。由*党议员提出、如今已在众议院通过、等待参议院表决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授权联邦政府在超过两年时间里比原来预算多支出8190亿美元。这一经济刺激预算计划的三分之一被指定用于税收减免，其余部分分用两途：一是公共事业项目，如修路、减少碳排放；二是为促进失业保障、发放贫民食品券、联邦为医疗服务提供补贴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而做的转移支付，还有为弥补各州税收和借贷能力骤减所做的转移支付。
大部分保守主义者最偏好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减税措施，因为它不重新分配财富，而且也没有让政府干涉市场。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为它使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公共支出可以改善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福利状况。处境最差者具有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但减税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却是相对富裕的人——他们是缴税最多的人。尽管接受失业救助的人须为此缴纳所得税，但很多失业者的全部收入，包括失业救济金，还不到税收起征点。
联邦的减税措施无助于缓解各州的严峻财政问题。各州的税收急剧下降，但它们又不能发钞票，或者在不以高利息率借款的情况下搞赤字财政支出。如果联邦的税率降低了，那么各州就可以提高税率，而不至于增加其公民的净税负。但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增税所面临的政治反对可以被摆平，这一调整也会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如果不是花联邦政府的钱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削减联邦税收、提高各州税收，然后再把各州增加的税收投入到许多本应由联邦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这会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所有本该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因经济危机而推迟了，就各州的计划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推迟，这些计划被各州的财政问题所阻断，如果联邦资金可以投入的话，这些计划尚可很快得以延续，否则的话就只能等待州议会通过立法来提高税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2）
为促进经济从萧条中复苏所采纳的财政支出计划将永久耗尽财政预算之危险，在考虑到下述因素的情况下，就不那么严重了：公共设施项目（经济刺激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尤其是那些由州政府或者市政当局规划或者开工，但却因经济萧条造成税收收入减少（且借款能力下降）而拖延的基础设施项目。联邦政府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直到经济萧条结束；到那时，各州就可以用自己的税收收入来继续这些工程，如果它们愿意的话。
当经济萧条结束时，政府也应该能够终止其昂贵的反萧条措施，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共设施建设措施是最好的方案，而非税收转移支付措施是最差的方案。税收的起伏是相当频繁的，但转移支付措施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会创生出一些预期和权利感，从而使这些措施日后的终结在政治上遭遇巨大困难。
考虑到政治因素，有理由猜测，经济刺激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的成本都会超过其收益——至少如果忽略这些项目为抗击经济萧条所带来的收益、而只是考虑它们为国家的交通系统、教育系统所带来的改进的话，就会是如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限定，尽管显然被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多反对者忽略了。
在赤字财政支出的盛宴结束之际，政府会背负更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可用更廉价的货币（通货膨胀）来偿还，或者通过提高税收并将税入增量分配给债务偿还。不过，政府是否可以走税收这条路，取决于它为抗击经济萧条借款的额度，进而取决于它为偿还债务需要将税收提高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避免让未来的税负沉重到严重扭曲资源分配的程度——更别说窒息经济从萧条之中的复苏了。
如果赤字财政支出项目创造的额外公共需求在填补私人对产品与服务需求之不足后还有剩余，那么就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另一个危险是，当经济刺激计划终了，需求将会下降，我们会退回到经济刺激计划之前的状态。但如果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提高了经济产出，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最佳的抗击经济萧条的刺激计划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它应该瞄准这个国家里失业或其他闲置资源比例最高的行业或领域。它应该是短期内可实施的，无须为规划、签约等事项长时间拖延。它应该是可在经济萧条结束的时候终止的。除了为终结经济萧条做出贡献之外，它还应该具有社会净价值。我们这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符合这些条件吗？当然没有。那么它因此就像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所说的那样，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错误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维度上审视这场经济萧条。通过激起人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刚一上台的时候取得的非凡立法成就的回忆，这场经济危机为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之初实现其很多的立法议程提供了机会。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必须把他的立法规划作为应对经济萧条的对策——经济刺激计划——提出来。他的立法规划的部分甚至全部内容都能对刺激经济生产和就业发挥出某种作用，尽管其作用要小于专门设计用以改善经济状况的立法。经济学家忽视了其双重目标，批评它没有向经济萧条发动激光式的攻击。在这样批评的时候，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点。
这两种救济方案对应着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原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萎缩，造成通货紧缩；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尾随股市暴跌而来的私人对商品与服务需求急剧下降，以及由股市暴跌造成的银行破产、货币供给萎缩，是经济活动没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了。第三种解释理论，尽管与第二种类似，认为那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泡沫的产物，而那时之所以会出现信贷泡沫，部分原因是新型消费者信贷的出现，例如分期付款买卖，以及从银行借款购买股票。
经济学家们不仅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上存在分歧，而且对应对经济萧条（区别于仅仅属于经济衰退的情况）的最佳方案也没有一致意见——是以财政援助的方式为银行系统再融资，还是投放“容易钱”，抑或以公共投资（公共设施项目）的形式进行财政赤字消费，减税，转移支付？均没有定论。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经济萧条应对方案之间的政治张力在逐渐增加。二者都是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货币主义方案是通过美联储购买债务来实现，而凯恩斯主义方案是通过财政部借款并进行赤字消费来实现。前一种措施，尽管为保守主义者所偏好（这不仅因为他们偏好伯南克，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胜过*党控制的国会，而这个国会与*党总统一道决定赤字财政计划的规模与内容），却潜在地比后一种措施具有更多社会主义色彩。208美联储可以终止其对美国经济资产相当大一部分的持有。当美联储购买或者出售联邦政府债券，以求提高（当它购买的时候）或者降低（当它出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