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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两只船（3）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2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物质匮乏的国度（1）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物质匮乏的国度（2）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流行的风气中体味时代的进程。中南海已经宣布将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还保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2亿城里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心理革命：贫穷和压抑变得无法容忍，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1）
第一批任命名单在1984年12月4日确定，王树和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则由柳传志和张祖祥分别担任。公司形成了“三人核心”，接着开始扩大自己的队伍。 公司早期聚拢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公司的业绩，而是来自“三人核心”在计算所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在1988年夏天首次正式招聘大学生毕业生以前，公司员工几乎全部来自计算所内部。招聘的程序异常简单，既无笔试，也无面试。许多年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根本用不着这些程序。在院子里面遇到个熟人，便说一声：“咳，到我们公司来吧。”或者说：“咳，你还是计算所的人，就是来给公司帮帮忙。”然后便把人拉过来。那时候所谓招聘告示非但不能正规，而且目的不在招聘本身，而在于向众人昭告公司的存在以及蒸蒸日上。 下面是公司早期一则典型的招聘广告，张贴在计算所院子里的墙壁上： 招聘公告 经所领导批准，本公司拟在所内招聘10人来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2人，经销部会计1人，业务部4~5人，办公室1人。 广告贴出之后，“三人核心”全都忐忑不安。那时候公司一穷二白，前途未卜，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完全不像今天的联想，发个招聘广告便能一呼百应。显然是曾茂朝的鼓励发生了作用，两周之中竟有50人到公司报名。这让柳传志又惊又喜，赶紧贴出第二号公告，“对输送人才的各级领导和报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1985年元旦过后，公司的机构已经设置完毕，分设技术开发部、工程部、经营部和一个办公室。王树和颁布公告，任命了7个人为经理和主任。2月16日，公司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中关村十字街头一面朝着太阳的墙壁上竖起路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块广告。画面宽3米，高2米，没有色彩斑斓的图片，也没有那片蔚蓝色的海浪，广告的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稍嫌夸张，但却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矫饰和煽情，很显然，公司里延续着过去年代中国人的淳朴直白。 广告上还标明公司的“服务范围”，留下公司电话：283131。那时候北京的电话号码只有六位数，倒不难拨，不过还要转到479分机才能找到公司，原来公司仍在使用计算所的总机中继线。他们的确想要为自己拉一条电话专线，可惜太贵—要花5 000块钱，仅仅换个新电话机也要200元。这些人都是从艰苦的岁月里过来的，知道节俭，又逢公司初创，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于是一致同意，把拉专线和换电话机的计划暂缓执行。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着一台旧电话，希望能够揽到生意。当然也有人寻着广告上的地址找上门，却发现这公司不过是小屋一间，屋里的面积还不如广告大，门外连个招牌也没有。 春天开始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到要把公司的牌子挂出去。于是寻找美工设计，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块。3月的最后一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子做成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米，宽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牌子并列在一起。王树和还以总经理的身份向曾茂朝呈送报告一件，保证这牌子“风吹日晒久不变形”。 4月2日这一天，对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的任命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曾茂朝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这三人的任职后面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表明各自的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的括号里面则为“副处”。这在旧时为“七品”和“从七品”，乃是“七品官制”中的最低层，在共产党的官员序列里也只属于中低等，以三人当日的情形论，更无实际价值。但是对于公司全体职工来说，这个“括号”拥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的组织不仅未将他们看做异端，而且还将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且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公司的领导者脚踩两只船，既无后顾之忧，便打算放手一搏。他们的计划十分宏伟， 可是从冬天到春天的几个月中，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连“三人核心”也说不清楚。整个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 000元，也能转瞬卖出。所以，当他们知道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的时候，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到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的信誉已经出了问题，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柳传志知道这是夸张之辞，但多留一个心眼总是没错，于是嘱咐属下一定要亲眼看到电视才能汇款。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说自己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彩电的确有，只等他们的钱汇过去，立即无影无踪。 曾茂朝给他们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看看天色已晚，王树和推出自行车来打算回家。柳说：“我送送你吧。”于是迎着晚风来到街上。那时候这条街还很简陋，没有这么多高档写字楼和公寓。两人沿街走去，不知不觉已到王家，王说：“我再送送你吧。”又往回走。就这么走了多少来回。后来人们仿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他们是在“十八相送”。其实这段路程与感情无关，事实上王、柳二人当时如此难舍难分，实在是因为同病相怜。
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2）
看来曾茂朝埋伏的这支“奇兵”出师不利。其实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这在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我们的国家则叫做“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说法不同，就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一回事。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家公司，若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你可以向银行借贷，可以向社会募集，当然你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从向银行借贷，更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东西，所以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可以建立“血汗工厂”，依靠克扣员工工资，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赚取超额利润；可以偷税漏税，或者走私；可以依靠当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紧缺以及价格的“双轨制”—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的差价，大赚其钱。所有这些都在学者的语言中被归为“中国民间企业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说，“原罪”就是企业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又像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 柳传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机会进入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细耕耘，他们也许会试试。不幸的是，那时候他们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柳传志的经验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计算所。毕竟过去几十年里都在传统的制度下生活，缺乏那种铤而走险的气质，在银行业也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信誉。尽管公司的宗旨在于脱离计算所的体系另辟蹊径，但是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