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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外科手术或其他医药手段进行治疗。经验告诉我，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骨折的肢体上涂抹凡士林。的确，身体的症状会在治疗下暂时消失，但停止治疗后还会复发，或是出现新的症状。所以，当我的癌症经过治疗仍然不断复发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我是在战火连绵的以色列长大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哥哥就在一场冲突中死去了，后来，姐姐又死于一次恐怖袭击。因为这些惨痛的经历，我决定做一名心理学家，帮人们摆脱痛苦、找回生活中的快乐。后来，我与丈夫一同来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我用6年时间，在喜马拉雅山麓师从当地一位著名的医者，继续学习心理治疗的技艺。我废寝忘食地学习，只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
之后的20多年，我往返于世界各地，传授自我治愈的理念和方法。对工作的热爱让我不知疲倦，我的日程表里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要接待40~60名患者、举办5次以上的讲习班。除此之外，还要处理数不清的论文和报告，以及洗衣、做饭这些家务活——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不知不觉地，我变得越来越容易疲劳，不得不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这让我充满了负罪感。每次不得已中断工作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责备自己：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工作得远比自己辛苦！负罪感和自责一步步削弱着我的免疫系统，最初的迹象是背痛，我没有理睬；然后，癌症终于来临了。
正如我遇见的患者们经常意识不到他们患病的真正原因一样，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自我破坏性的态度和过度的工作压力才是癌症的真正原因。我也反复问自己：“我的癌症意味着什么？”可是我却总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我试着满足内心深处的渴望，在以色列和科罗拉多旅行，拜访亲人和好友，可是，癌症仍旧一次次地发作。
第三次发作之后，我开始在自己身上试用新开发出的心理疗程，寻找病痛的真正根源。每天进行放松和自我治疗的时候，我都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乳腺癌？”
我集中注意力，去感觉心脏附近脊椎部位的剧痛。深呼吸之后，我试着让疼痛的部位彻底放松。疼痛让我忍不住叫出声来，但我仍然坚持着，去感觉它、把它放大。终于，我找到了答案。
脑海中浮现出儿时的一幅场景。犹太男子有每天晨祷的传统，父亲祷告时总说到这样一句：“感谢主，令我生而不为奴隶；感谢主，令我生而不为妇人。”每次听到这句话，幼小的我都对自己十分失望，仿佛身为女性是天大的不幸。
我蓦地意识到这一幕和我病痛的联系：乳房正是女性的象征。潜意识里，我一直在拒绝自己的性别身份，一直很自卑。为了摆脱这种自卑感，我拼命工作，其结果使得自己的身体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当我和家人说起那些想法，他们告诉我，我误解了父亲的祷告词。“男子的祷告词里经常会包括那句话，意思是，他们为不用承受分娩的痛苦而感谢上帝——那样剧烈的痛苦，只有生来品性坚强的女性才能承受。”
原来是这样！真有必要向所有无意中听到这句祷告词的女孩子们解释，这句话是对女性坚强品质的赞美。身为女性是一件伟大光荣的事情。
我的祖母也是死于乳腺癌；我知道，在我的家族里，女性的自卑感一定有很深的渊源。这甚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文化里，女性的传统地位都要低于男性，由此而来的自卑感代代相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乳腺癌如此猖獗：每年，仅在美国就有4万名妇女死于乳腺癌。
对于女同胞来说，要追求健康快乐的人生，就必须改变这种扭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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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恶性循环
有害态度的作用导致免疫系统的崩溃和疾病的发作。在我身上，这种作用体现为不断复发的癌症和对自己的不满。我想要追求卓越，想要做一个好人，可潜意识中的态度总是“我现在的样子远远不够尽善尽美。要是我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更美丽、更成功，或许还算能让社会满意。可现在这样，我没法得到人们的爱，所以也没法爱自己、接受自己”。这样的态度就是生理病痛的根源。
有害态度对免疫系统产生消极影响，而我们的康复态度能对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我一直铭记着西蒙顿博士的一句话，这句话给过我许多灵感和希望：“我们可以用想象力对思维施以健康的影响，从而维持生理的健康。”
身体自我恢复的能力非常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主观想象来影响潜意识，移除造成疾病的情感障碍；随着这些障碍的不复存在，我们的情绪重归平静，免疫系统功能也得以恢复，身体也就康复了。
《康复疗程指南》对此做了描述：
癌症的恶性循环可以逆转。引发癌症的心理…生理影响机制，同样也可以用来治愈癌症……
关键问题是，患者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相信问题可以用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患者对康复的信念，以及他们对问题的“重新认识”，都可以带来积极的希望和期待。这种希望和期待能像之前的沮丧和绝望情绪一样，对边缘系统产生影响。好好活下去的愿望，会在下丘脑中得到反映，下丘脑再用化学信号影响垂体腺的分泌。
下丘脑活动的变化会解除之前神经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让身体恢复限制和消灭变异细胞的机能。垂体腺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影响总体的内分泌，使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平衡。这一平衡会降低细胞发生变异的几率，让治疗和身体本身的康复都变得更容易。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细胞变异率的降低，为癌症的康复创造了良好条件。仍然活动的癌细胞很容易被治疗手段和免疫机能摧毁。
玛格·德·库克博士也在文章中说：
我们能够创造健康的思维模式，从而远离疾病、永葆健康。
我们理应为自己生病负责……是我们“让”自己患病的。自我破坏性态度造成的压力，是免疫系统削弱、致病的原因；改变这样的态度，让情绪重新放松下来，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让垂体、下丘脑和肾上腺正常工作，维持合适的激素水平，从而恢复免疫系统机能。用康复性的决定替代有害态度，就可以恢复健康。
总之，态度就是一切。
态度的力量
我们的所思所想决定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潜意识层面的态度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外科手术、化疗、放疗、药物治疗手段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态度。《疾病的剖析》一书的作者诺尔曼·卡森斯十分长寿，这正是得益于幽默带来的健康态度。他在书中强调，很多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并不是药物本身，而是患者对治疗的信任。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总是告诉前来咨询是否该做手术的癌症患者：“要是你相信手术能够成功，那就做吧。要是你自己都不信，那手术一定会失败。”
在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中，态度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关百岁老人的调查发现，有一位老人每天喝一瓶威士忌，并声称这正是他长寿的秘诀；另一位老人则把她的长寿归结于每天进食一打鸡蛋和半磅熏肉。尽管这两种饮食习惯都与现代营养学的健康理论完全相悖，但态度造成的积极影响远远胜过了酒精和胆固醇的消极影响。调查惊奇地发现，所有百岁老人都充满自信，乐观、开朗，没有一个人有自卑倾向，或者自我破坏性的态度。
《圣经》中，门徒们问耶稣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耶稣答道，毒害我们的不是入口的食物，而是出自口中的言语。我们自己的言语和态度能成为真正的杀手。所以，当你情急之下或者暴怒之下说出“气死了，烦死了，郁闷死了”这些话时，多想一想，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要对那些口头语感到不以为然，长此以往，它们会变成伤害你的恶性态度。
我自己初患癌症时的态度是，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别人都是对的，所以我一定错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有害态度。
小时候，我经常会为别人的过失遭到责备，却不敢申辩，因为申辩只会带来更加严厉的责备。代人受过成了一种习惯；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责备我的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我亲爱的家人。要是我顶嘴，激发他们的怒气，就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别人的怒气总使我害怕，在战争中长大的我知道，怒气真的可以致人死命。我见过一些人因为愤怒而变得歇斯底里，做出没有理性的危险举动。
儿时的我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这些责备，因为我深爱着家人，不愿他们受到伤害。现在想来，当时责备我的人真的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一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多年之后，我受到一名同事的严厉批评——同当初受家人的责备和批评如出一辙。这批评让我深深自责，而自责正是心理上对自身的攻击。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我癌症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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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态度
癌症可以看做是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对自身进行攻击的过程。
我在工作中发现，很多癌症患者都有自我攻击的思维模式——正如身体通过产生变异细胞自我攻击一样。他们大都有过与我类似的经历，为了避免冲突，只能自己让步，把怒气压抑在心底。他们不知道，这完全不是健康的解决方案。
不解释误会，压制心中的怒气，这是儿童时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机制必须逆转，建立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和自我表达能力，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公平对待。
正如我曾因身为女性而否认自身价值一样，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缺乏自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他们靠关怀他人带来的成就感来替代自尊自爱。我在工作中接触了成千上万名癌症患者，从富豪、名人、贵族，到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医生、家庭主妇、商人、艺术家等，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倾向。“我做得还不够好”的态度是他们心头的重压，也是癌症的根源。
另一种相当普遍的有害态度是：癌症肯定会让我死亡，对此我无能为力。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可能是遗传的问题；要不就是生活环境；或者是上天的惩罚。我一定是犯了什么大错，活该如此。癌症就意味着死亡，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以最可怕、最痛苦的方式死掉。
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身体，让癌症迅速恶化。患者越是坚持这种态度，癌症恶化的速度越快。这种事情你肯定听过，从前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这样的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患者深信不疑，通常他们真的会在三到六个月之后死去。家属们还会说：“医生的话果然应验了。”
如今，医生们表达诊断结果时，通常这样说：“根据统计分析，情况相近的病人有95％会在三到六个月后死去，也有5％的病人会自动康复。或许你就是那5％的幸运者之一。”
心理安慰的力量在许多经典的研究案例中都得到了验证。西蒙顿博士的《恢复健康》一书中详述了布鲁诺·克洛普弗医生的一个著名试验。克洛普弗医生邀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试用药物克若贝辛（krobiacin）进行治疗，这是一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药。这点燃了患者心中的希望，他告诉克洛普弗医生，他相信新药一定能治好他的病。结果，受试者的情况证明，新药对癌症没有任何效果——只有这位对新药深信不疑的患者康复了。
不久，报上刊出一篇文章，提出克若贝辛对癌症无效。文章对那位患者打击很大，他的癌症很快复发了。克洛普弗医生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一批同行，要他们在患者面前故意兴奋地谈论“新型的”克若贝辛制剂，说这种制剂解决了致命的技术问题，对癌症更加有效。患者的希望再次被点燃了，他同意试用这种“新型制剂”。克洛普弗医生给他服了一片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糖衣片。患者又开始康复了，康复速度甚至比第一次还要快。
不幸的是，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确认克若贝辛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应用彻底失败。患者看到这篇文章后，癌症迅速加重，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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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的态度
态度的转变会带来健康状况的改变。有害的信念和态度能造成疾病，同样地，康复性的信念和态度也能治愈疾病。逆转有害态度就是逆转癌症和其他疾病。
迪帕克·乔波拉在他的名著《量子疗法》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因信念而康复的实例。那时候，他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担任医师，院里一名晚期癌症患者的女儿找到他，求他给她母亲开一张“完全健康”的体检单。乔波拉医生知道患者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开出了体检单，他就再没关心过这件事。
一年后，这位女患者忽然来找乔波拉医生，她的气色非常好，这让他吃惊不已——他以为她早就死于癌症了。“我是来做复查的。”她告诉他。“起初我总是浑身疼痛。您说过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这些疼痛一定是幻想出来的。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疼痛都消失了。”
乔波拉医生告诉她：“你做得很好，坚持下去吧！”这件事让他发现，病人要康复，并不只是药物和手术治疗这么简单。
只有态度才能带来真正的康复。乔波拉医生的患者把“因为得癌症而不久于人世”的态度转变成了“没有任何问题”的态度，这就是她康复的原因。在与患者的接触中我也多次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有能力说服头脑，通过健康的意象来重建免疫系统，从而实现康复。
拿我自己来说，正式开始自我治愈疗程时，我努力把有害的态度转变为康复性的态度。彻底地放松之后，我想象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新的态度。我回忆过去曾让我难受的一些事情，想象自己从新的、积极健康的角度出发，会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安宁祥和，对自己和生活都有了信心。
我全心全意地进行了几天的自疗，身体的痛苦每天都在减轻。新的态度越是在我心中扎根，我的内心就越发充满快乐。自我治愈的效果是惊人的，随着内心感觉的日益改善——疼痛逐渐消失，各种疑难症状日渐减轻，快乐和轻松与日俱增——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各种机能都迅速恢复正常。
我很清楚，让我康复的是态度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变化，绝不是每天服用的维生素药片。为了庆祝这一转变，我给自己调了杯咖啡。我坚信，美味咖啡带来的快乐，对康复的帮助远远超过咖啡因的负面影响。这一刻，快乐和喜悦的情绪正作用于我的大脑，催生帮助身体恢复的化学物质和激素信号，让免疫系统日益增强。这就是癌症逆转、彻底康复的开始。
过去的4年中，西蒙顿博士共对159位被诊断为“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进行了治疗，同时选取了一组情况类似的患者作为参照。按照西方现代医学理论，实验组159位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12个月，而经过我们的治疗，实验组的平均存活时间达到了244个月，其中63位患者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而已经死亡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达到了203个月。相比之下，对照组患者（仅使用放疗化疗手段治疗）的平均存活时间则为12个月（这一统计结果与西方现代医学理论的预期相符合）。另外，实验组中截至统计时仍然活着的患者，其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了对照组的3倍；即使实验组中不幸去世的患者，平均存活时间也是对照组的倍。
截至1998年1月，尚在人世的63位患者情况如下：
人数比率完全康复1422 2％
正在康复1219 1％
症状无变化1727 1％
症状加重2031 8％
这些患者100％都曾被西方现代医学认定为“无法治愈”。
我发现，人生中绝大多数的问题，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情绪、精神上的，其根源都在于态度。态度可以让我们生病，也能让我们康复。患者对治疗的手段充满信心时，治疗经常能够成功。康复的关键不在于治疗手段本身，而在于患者积极的态度对体内化学信号和内分泌的正面影响。由此可见，我们对自我、他人、信仰和世界的态度，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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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的癌症历程
为什么有些人依靠手术、化疗或食疗等手段能康复，另一些人却只能无助地死去？之所以一些人能够从癌症中康复，另一些却不能，“信念”是关键因素。真心相信自己能痊愈的人，会因为积极的态度作用于大脑，使大脑产生有利于免疫系统的激素和化学物质，从而彻底康复。
西瓦妮·古德曼博士的乳腺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发作了三次。各种治疗方式都无济于事，最终，她因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痊愈。
我曾前后三次被诊断出癌症，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正常打电话，更难以再承受一整轮外科手术和化疗的折磨。我担心，再去医院治疗的话，我会因此而死去。我决定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亲身应用自我治愈疗程——这是我自己创造出的简单易行的方法，它糅合了古老东方文明的心理医疗技艺与西方文明的心理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知识。
用这种方法进行自疗的头三个月，我的肿瘤就收缩了，只有最初的一半大。又过了八个月，我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完成全部疗程之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真是个奇迹，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医生惊讶地告诉我。
“不是奇迹，医生。”我答道，“是每天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的自我治愈疗程救了我。”这是1995年的事情。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
应该说，这一切都来得很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当1992年8月我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时，我感到沮丧，困